官員補缺是我國古代王朝政治中的重要事項，受到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重視。

隨著歷史的不斷推進，王朝政治的不斷發展，各時期官員的補缺方式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

比如夏、商、週時期，世卿世祿制是官員補缺的主要依據。若官員出缺，則由國君親自按照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的原則選人補缺。

再比如秦漢時期，逐漸確立起以察舉制和徵辟制為主體的選官用人制度，察舉制是自下而上為王朝輸送人才，再由皇帝親自選用的一種制度。

而明代承襲了唐宋補缺之法的基本準則，不同品級地位的官員出缺，由皇帝或其他機構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補缺。

比如明朝初期的保舉法，還有之後逐漸完善的科舉制和殿試等等。

在這套制度的規則裡，皇帝既是製度的定者，也是最終的受益者，而文官群體則是這一制度下受到約束的對象。

因此，在製度的形成和實施這一個漫長的過程中，政治環境、國家治理也都會受到其影響。

同時，補缺作為一種長期存在的製度，有其獨立的存續性，能夠對後世產生一定的影響。

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明朝的文官補缺制度對其以及後世到底產生了什麼影響。

對官員的影響

文官補缺能夠使一些官員的才能得以有效發揮。明代文官補缺中，統治者常常強調“不次擢用”。

不次擢用並非沒有原則，而是以官員的能力、素質為標準。在保舉、會推之時，統治者常常會要求要推舉得人，對推舉出來的官員的質素有明確要求。

如正統元年（1436年）十一月，英宗以兩京御史及天下知縣多缺，令官員保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員”、“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

通過對官員素質的要求，激勵官員勤政愛民、廉潔奉公，致力於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

同時，能夠將一些具備才能卻長期屈於下僚的官員輸送到合適的位置，為官員更好地施展才能提供機會和平台。

文官補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員的政治參與度。

明初廢除宰相，天下百司之事皆由皇帝一人掌管，原屬於宰相的一部分用人之權也收歸皇帝。

但隨著事務的漸增，皇帝直接調補官員存在一定的弊端。於是皇帝將原來的人事權重新下發給內閣、九卿等一些內、外重臣，令這些高級官員有了決策官員補缺之事的參與權。

保舉、會推等方法皆由官員參與推舉官員，這對官員的參與性、積極性有極大的提升。

雖然，這種積極性或是出於真正想為國家舉薦人才的目的，或是出於對權力的奔競，亦或是為了增強派系勢力來與異己者進行抗衡。

但不可否認的是，明代補缺過程中，官員的參與積極性確實是得到了提高。

遍觀史料記載，官員上奏請求補缺的情況頻頻發生，後期官員濫舉的現像也多發生，但甚少出現官員不參與會推、保舉的情況。

這也完全可以從側面反應出，補缺制度下，官員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提高。

對皇帝的影響

在皇權專制的政治體制下，任何制度的製定都是為皇帝駕馭臣民所服務的，其最終目的都是鞏固的皇帝統治。

從這一層面上講，明代文官補缺制度對鞏固皇權有著積極的影響。可以從君臣關係方面來分析。

皇帝和官員是王朝政治中的兩大基本要素，君臣關係是長期存在的一對矛盾。

皇帝在這對矛盾中處於絕對的主宰地位，官員食君之俸，忠君之事，但二者並非是簡單的僱傭關係，而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明太祖廢除相權，使得官員之中再無能與皇權抗衡的勢力。官員的一切權力都是來自於皇帝的饋贈，似乎成為了皇帝的奴役，對皇帝的依附性較之前代更強。

在這種高壓政治下，皇帝如果能夠將一些權力分發給大臣，長期被駕馭的大臣則會心生感激，從而對皇帝更加忠誠。

明太祖、成祖時期，文官補缺皆親力親為，大臣如同棋子一般被皇帝一人點撥調動，而仁宣之後，一部分大臣逐漸參與到官員補缺的過程中，與皇帝共商用人大計，這對君臣關係的改善有著很大的幫助。

君臣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使得皇帝能夠更好地駕馭大臣，從而進一步加強皇權。

皇帝將文官補缺中的部分權力分發給大臣，看似分權，實則並沒有損害到皇權。

在文官補缺中，吏部擁有對低級官員的銓注權，幫助皇帝執行補缺的過程，但最終的決策還是由皇帝做出。

內閣、九卿及其他一些重臣對高級官缺進行集體商討，並沒有將權力集中在某一派勢力中，極大地防止官員濫用權力，遏制了官員權力的膨脹。

因此，文官補缺之權看似分散，但實際上卻是皇帝以分權來集權的駕馭手段，最終的結果都是使皇權得到加強。

對政治環境的影響

從政治環境來看，文官補缺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請託之風，滋生了貪腐之風。

太祖非常重視官員隊伍的廉政建設，告誡官員要廉潔自持，仁慈待民，忠勤報國。

同時，太祖大權獨攬，並採取嚴酷的法律、高壓的監控系統對官員進行駕馭，使得明前期的政治環境一派清明。

權力往往滋生貪腐，隨著文官補缺之權的部分下移，官員之間的權力交易也會逐漸蔓延。

比如保舉法逐漸退出文官補缺系統，很大的原因就在於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端，諸如官員請託、行賄、濫舉等。

這種補缺之法衍生出多重負面影響，請託賄賂、所舉非人，薦舉賢才的過程變成了利益的交換過程。

一些官員並無報國之心，也無為官之能，卻能夠憑藉賄賂得以填補美缺；

一些官員為了增強自己的羽翼而濫舉濫授，箝制下臣。

王朝清明廉潔的政治環境逐漸被權、利的交換玷污，致使人心渙散、弊病叢生。

除了保舉法，文官補缺系統中的科舉制度中的殿試在明朝後期也存在一定的弊病。

比如明朝武宗時期就經常“不御殿”，就讓很多人鑽孔為自己謀權。比如楊廷和之子楊慎；楊廷和之婿都是楊廷和一手操縱上台的官員。

對後世的影響

明代文官補缺制度深遠，不僅在有明一代行之有效，其中的一些具體方法也被清朝統治者很大程度地繼承，為清代補缺制度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明代選補高級官員的會推之法在清代得以沿襲。

順治六年（1649年），大學士洪承疇雖然稱“舊時會推原有成例”，但其後的敘述卻與明代會推之法並不相同，而是保舉官員的方法，可見清代的會推實際上是融合了明代的會推、保舉兩種方法。

此後，清代會推的官缺範圍逐漸與明代靠近，正式確立了中央九卿和宗人府府丞出缺，由會推法進行補缺的準則。

科道官員考選法也被清代很大程度地繼承。

清代在科道考選的官職範圍上與明代大致相同，都是在京中、行、評、博及五部主事，在外推官、知縣。此後，清代統治者又對官員才資、年資進行要求，但基本沒有跳出明代科道考選法所要求的範圍。

結語

明代文官補缺制度具有維護國家機構平穩運行、保持官僚隊伍動態平衡、促進權力的合理分配與製衡等多重功效。

同時，明代文官補缺制度在運行中，對皇帝、官員等政治群體都產生著一定的積極影響，對皇帝而言，文官補缺制度能夠加固皇權，而對官員來說，則能激發參政的積極性，當君臣在這一制度的影響下呈現積極的面貌時，政治環境也隨之穩定。

但不容忽視的是，補缺制度也存在難以克服的弊端，當君臣政治活動偏離正常的狀態時，如皇帝偏重某一類官員、官員政治鬥爭等，也會滋生貪腐現象，使補缺制度的功能遭到破壞，對政局產生不利影響。

文章來源:汗青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