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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試作為科舉考試的最重要的一環，一旦被皇帝看重可以說以後的日子便可以飛黃騰達。 殿試完畢，傳臚後皇帝為嘉獎新科進士及讀卷官，專門御賜的宴席，這宴席也叫進士恩榮宴，亦稱“瓊林宴”。 在我國，特別是北方地區，只要談論到大席吃飯那必然有主次席位之分，古代也不例外。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嘉靖五年（1526）發生的進士恩榮宴座次爭議事件，究明世宗通過提升侍宴大臣地位，加強皇權的深層政治意圖。
嘉靖以前恩榮宴侍宴情況
唐制，“禮部放榜後，敕下之日，醵錢於曲江，為聞喜宴”。 唐代聞喜宴通常在朝廷下敕後舉辦，非是官方賜宴，而是新科進士湊錢而辦。 宋時，“賜新及第進士宴於瓊林苑”，皇帝並不親臨，而是設押宴官主持宴席。 至明代，自宣德八年（1433）“賜宴於行在禮部”，以後進士恩榮宴均設在禮部舉行，並“命大臣一員待宴”。 即明代皇帝不親臨宴席，但為顯示對新科進士們及殿試考試官的看重，皇帝會欽命一員大臣作為其代表，前往“侍宴”。 關於大臣的身份，一般是“命武臣之尊者一人主其席”，意思就是不派文官主其席，而派武官。 從《實錄》可以發現，嘉靖五年（1526）的爭議並非突然發生，而是早有預示。 嘉靖五年（1526）以前武勳大臣在恩榮宴中地位的變化情況，可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弘治三年（1490）以前。 在此階段，皇帝在命武勳大臣參加恩榮宴時，皆命其“侍宴”。 景泰二年（1451）11、五年（1454）12殿試，皇帝命“太保寧陽侯陳懋待宴”；成化二年（1466）殿試，憲宗命“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待宴”。
第二階段為弘治三年（1490）至嘉靖二年（1523）。 在此階段，皇帝在令武勳大臣參加恩榮宴時，出現了間或命其“主宴”、“主席”的情況。 弘治三年（1490）殿試，孝宗命“英國公張懋主宴”；嘉靖二年（1523）殿試，上“命成國公朱輔主席”。
可以發現，明弘治以前，皇帝命武臣出席恩榮宴均載為“侍宴”，自弘治三年（1490）起，開始出現皇帝命大臣“主席”、“主宴”的記載，且“主席”、“主宴”所佔比例較大。 進士恩榮宴中的武勳大臣，本就是以皇帝代表的身份參加宴席。 他由皇帝親自指派，代表的是皇帝的意志，因此，其在宴席中的地位本就是很高的。 而自弘治起，皇帝開始注重凸顯武勳大臣在科舉宴中的地位，是向新科進士及宴內官員強調皇權的表現。 自此時起，就為嘉靖年間關於恩榮宴位次的爭論的發生埋下了伏筆。
恩榮宴位次爭論
其實關於侍宴大臣出席恩榮宴的座次分佈問題，明代並沒有明文規定。 嘉靖五年（1526），圍繞武臣“侍宴”還是“主宴”，是“中席而坐”，還是“與內閣大臣左右分坐”，引發了一場激烈爭論，最終以皇帝支持武勳大臣“主席”落幕。 嘉靖五年（1526）殿試的進士恩榮宴，“禮部命武定侯郭勳侍”。 郭勳向世宗奏道：“歷年賜宴，主席大臣位次居中，今宴圖乃左右列坐，臣無足齒，奈辱朝命何？” 他認為作為皇帝的代表出席恩榮宴，應是“主席大臣”，理應居中而坐，而禮部仍將宴席設為左右分坐，有辱皇帝顏面。 世宗下旨令禮部“如舊規行”，意思就是讓其位次居中。待得入宴時，禮部已提前將坐席左右分列，並未居中留主席之位，郭勳不得已坐左席。 宴畢，复上疏爭之，認為主席大臣是皇帝的代表，按舊例應居中而坐，其餘官員左右分坐，而禮部不遵舊規，本應將主席大臣座位居中而設，但卻左右分設。 三月二十七日，禮部尚書席書上疏辯陳，席書的奏疏，主要內容大致有以下三各方面。 第一，郭勳所言的舊規“主席中坐”一說難以立足，“列席分坐”才是舊規。 首先《明會典》既沒有“待宴大臣中席而坐”的記載，亦無與“內閣大臣左右分坐”的相關規定。 其次弘治以前的恩榮宴圖相關記載已俱被燒毀，無從查考。 最後正德至嘉靖二年（1523）間的進士恩榮宴，待宴公侯均是坐於左手第一席，內閣首臣則坐右手第二席，其餘以次分坐，即俱左右分席，無“主席中坐”事例。故應以此為舊規。 因此郭勳的“主席中坐”一說，並沒有相關證明，難以立足。 禮部佈置坐席“列席分坐”是按舊規執行的，完全符合皇帝“如舊規行”的旨意。 第二，舊制應為大臣“侍宴”，而非“主席”。 《會典》中記載，國初規定恩榮宴命大臣一員“待宴”，而非命大臣一員“主席”。朝廷在舉辦大宴時，凡命大臣皆謂“待宴”。 恩榮宴作為朝廷之宴，只有作為朝廷之尊、天下之主的皇帝才可當“主席之名”，中席主宴之位亦只有皇帝才可。 為臣子者謂之待宴即可，若稱“主席”，則有僭越、大不敬之嫌。故此，正德以來恩榮宴“主席”之名不妥，郭勳之要求亦不合理。 第三，“主席”二字大臣用之不合規矩，“位次居中”亦無前例。 故而席書在奏疏中向世宗請求，今後所有筵宴，“大臣不許妄擬'主席'二字，只名'待宴'”，進士恩榮宴時“欽命武臣仍坐於左，內閣坐右，讀卷官按圖次坐。” 這份席書的奏章可以說條理分明，有理有據，對郭勳的質疑提出了強有力的反駁。 但皇帝卻駁了這份奏章，反而同意了郭勳的“主席”請求。 據《實錄》載，皇帝斥責禮部不奉詔令，命令“自後務遵故事”。 《名臣經濟錄》亦對皇帝的處理結果記載道，四月初四日奉聖旨：“今後待宴官中席，讀卷官分坐，該部不許擅自紛更。”
關於這場進士恩榮宴大臣侍宴座次安排的爭議，便以“侍宴官中席”落幕。
世宗支持“中席主宴”的原因
讀到這的各位看官可能心裡也納悶，這禮部按理說並沒有錯，為何反而被皇帝斥責了一番呢？那這就不得不說世宗更深層次的政治意圖了。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壯年而終，未留皇嗣，繼承人只能從旁支選出。 《武宗遺詔》中說：“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世宗由此即位， 即位後，世宗想加封生父母尊號，引來朝臣激烈反對，著名的“大禮議”事件就此爆發。 初時世宗孤立無援，後隨著張璁等人的支持，逐漸與楊廷和為首的內閣與文官反對勢力勢均力敵，但依舊不能勝之。 隨著帝位的鞏固，嘉靖三年（1524）以後，世宗逐漸佔了上風，最終得以尊其父“皇考恭穆獻皇帝”，其母為“章聖皇太后”。 “大禮議”最終以世宗的勝利告一段落。 雖然世宗取得了勝利，但因長時間與文官對抗，早在心中生出對文官們的不滿。 嘉靖五年（1526）世宗支持郭勳“中席主宴”，實際上是藉由郭勳與文官之間的矛盾，打壓恩榮宴中的閣臣與讀卷官們，加強皇權。
明代最初以武立國，國家穩定後，文官勢力逐漸發展，但武勳勢力並未被遺忘。 皇帝懂得“文武同方”的道理，雖武勳不直接參與朝中事物的管理，但在許多朝廷重大儀式中都佔有一席之地。 世宗早在嘉靖二年（1523）命武勳“主席”時，就已表明了態度。 嘉靖五年（1526）同意武勳在恩榮宴“中席主宴”，也說明武勳力量始終是皇權支柱力量的象徵。
皇帝舉辦恩榮宴的目的，就是讓新科進士們感念皇帝的知遇之恩。皇帝雖不親臨，設侍宴大臣就是要其代表皇帝出席宴席，以確保天威澤沐。 明初是明代皇權集中的頂峰時期，不需要通過強調恩榮宴侍宴大臣地位，提醒新科進士及參宴眾官皇帝的至尊之位，故而弘治三年（1490）以前，皇帝均命武勳大臣“侍宴”。 後來，隨著皇權的削弱與內閣地位的崛起，皇帝受到種種限制，故自弘治起，皇帝開始在殿試恩榮宴環節有意地提升侍宴大臣的地位，顯現出了皇帝通過令大臣“主宴”，加強皇權的趨勢。
文章來源: 汗青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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