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

 

2016年03月02日08：37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

 

原標題：公方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究竟復興什麼

 

當下中國，沒有哪個目標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具誘惑力和想像空間。 這是一個可追溯至孫中山先生的老目標、老口號。 但讓國人產生真切感及質感，還是因為取得了改革開放後數十年經濟發展成就。 由於有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作基礎，中國才"最接近世界中心"，進而參與世界規則制訂。

 

一個民族應當有富於精神激勵作用的遠大目標，但在設定目標時必須廓清內涵，釐清關係，避免產生歧義，更要避免走彎路。 要做好這一工作，需要在更加廣闊的時空中比較和求證。

 

有過歷史輝煌的國家，或許民眾都有或強或弱的重現輝煌的情感和慾望，但如何理解重現與復興，與價值觀、政治觀緊密相聯，這就涉及到復興什麼和怎樣復興的問題。 通過復興而影響自己國家和民族，乃到影響世界者，首推歐洲的文藝復興，它開啟的是人類近現代文明史。 如果說歐美國家引領世界文明前行長達五、六百年，至今不見終結，究其源頭和動因，一定是文藝復興。 是那批智慧而又勇敢的思想家、文學藝術大師、科學家，以強烈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開創出偉大的思想和文化運動。

 

那麼，文藝復興的本質特徵是什麼？ 是把現實拉回千年前？ 不是，他們是打破"神學一統天下"的局面，通過挖掘歷史文化精粹，實現古為今用，而"照亮此前一千年"。 與此同時，引進其他民族創造的文明成果，為我所用，比如伊斯蘭文化中的科學成果。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創造了大量新的文明成果，保證復興運動中不斷有大量新質注入。 比如，在政治領域，人文主義者們作出了新設計，馬基雅維利就提出真正的共和制度是不能世襲;評價政治制度的根本標準是"民意";政治學要與倫理學分開，家庭的原則是講愛，社會原則要講優秀，等等。 這說明，人文主義者們頭腦中的政治，已經不再是希臘羅馬時期的政治，而是一種創新發展了的新政治。 所以，三大發力點支撐著運動的形成和發展，使精神重壓下的歐洲獲得新生，進而推動人類文明實現飛躍。

 

文藝復興的路徑和方法一定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啟發。 要避免我們的民族復興簡單化、符號口號化，必須清晰其內容和實質，進而明確奮鬥方向和前進道路。 可以斷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復興到歷史上的"最大版圖"，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可"復興"，土耳其復興到奧斯曼帝國，英國復興到"日不落帝國"，俄羅斯復興到蘇聯時期。 復興到最大版圖，就意味著世界大亂。 也不是復興到盛唐時期的「萬國朝拜」，藩屬簇擁，因為這也是我們一再批判的霸權主義。 甚至不是復興到康乾盛世的巨大財富，因為這未必是分享和合作共贏的結果。

 

真正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定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 春秋時期的思想輝煌和盛唐時期的包容寬容。 人類有三次思想繁榮期，西元前8世紀到2世紀，所謂"人類軸心期";歐洲的文藝復興;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以至於正在發展中的資訊革命。 到目前為止，中國只參與了第一次，也就是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 這是中華民族思想史上的唯一一次思想燦爛。 沒有思想家的引領，中國就不可能走出更遠，上得更高。 換言之，只有產生一批世界級的偉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中華民族才具有引領世界的能力，民族復興才有世界高度和歷史維度。 這就需要營造不亞於 春秋時期的政治生態和盛唐時期的人文精神，尤其大氣和寬容包容。

 

第二，形成強烈的對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和普遍接受的核心價值的接納能力和內生動力。 當今世界處於文化多元和政治多元，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在創造獨特的文明成果。 對於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下產生的文明成果，我們有一個怎麼看，特別是在多大程度上借鑒和吸收有益成分的問題。 經驗表明，僅以一己之力，或能滿足本國發展需要，卻無法引領世界。 所以從別人那裡獲得營養，找到啟發，所謂博採眾長是正道。 這就需要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的突破，需要確立"開創文明"的新政治觀。 當下應著力做的工作，是塑造國民的大國思維、大國胸懷，改變和消除"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極端民族主義與缺乏定力，特別是仰視西方，喪失自我的奴性;改變和消除階級鬥爭思維嚴重的極左思潮與摧毀一切高尚的虛無主義生長土壤和生存空間。 只有這樣，復興的才是盛唐的氣度，而非晚清的狹隘。

 

第三，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和優良的社會生態，最大限度激發全民族的想像力、創造力，以新質力量支撐民族前行。 創新是民族之魂，帶有根本性。 創新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這應當是"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居首的根本原因。 實現民族創造力的激發，並不僅僅表現在科研領域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明確本質內含和價值尺度，提供寬鬆的政治保證，建設優良的人文生態。

 

從本質內含和價值尺度看。 一種文化和文明如果不具有世界普遍適用性，就只能是本民族的，儘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畢竟傳播和影響力有限，所以，我們創造的文明成果一定要有世界高度，具有普適性。 換言之，如果我們的文化成果處於：政治文化一枝獨秀，民族文化停滯不前，人類文化無法企及，就不敢言世界文化引導力，因而不敢言崛起與復興。

 

從政治保證上看。 所謂民族崛起，內含著民族成長，更反映為一種質的飛躍，並且是以世界為尺度的飛躍，實現飛躍需要整合從前的文化成果，更需要創造大量新質文化，並且是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外交、軍事所有領域。 如此之繁重使命，要求寬鬆的政治環境作保證，否則就不會有更多人全身心投入。

 

從人文環境或人文生態看。 我們有悠久的民族發展史，又是因為悠久而背負沉重的包袱，激發民族創新能力，就需要心靈減負，心靈減負的重點在重鑄造民族文化性格，努力弱化功利主義和官本位，引導全民族找到人生的更大的意義和價值所在，保證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上的昇華。 筆者一再強調"反腐是一場民族靈魂救贖行動"，著眼點即在於此。 相信，反腐與轉變作風長期堅持，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必將發生根本變化，進而一個智慧、擔當的民族將生成起來，這是可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