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6月18日)

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深圳高水平改革再出发，要通过制度创新突破，破解全国性改革难题，为其他城市提供“深水区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的经验，建立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深圳样板”。

其实早在2020年，中央就发布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文件。从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知识产权等多方面，进行改革部署，搭建了整体框架。

而这一次，中央再度发布深圳改革的重磅文件，则是在原来基础上，更加聚焦了。在我看来，文件要重点破解当前制约中国发展的三大关键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障碍，或者说科研与实际应用的脱节。包括人才培养错位、基础研究薄弱、成果转化率低、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还没有真正打通等关键性卡壳问题。

第二个瓶颈，是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不足。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存在长期资本缺位的问题，风险投资文化不成熟，银行信贷又很难和科技企业的高风险特性匹配上，金融产品创新滞后。这种金融供给与科技需求的不匹配，制约了创新活力的释放。

第三个瓶颈，是国际规则的适应与引领能力不足。在数字贸易、绿色金融、技术交流、跨境流动、法治诉讼等众多领域，国内规则与国际标准仍然衔接不畅，同时法治化治理有待完善，这些都制约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所以必须要试点改革，要让深圳再次去“闯出一条路”来。同时，这些改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系统工程。比如科研体制改革需要金融创新配套，金融开放又需要数据跨境流动支持。

因此，《意见》用了“三个更高”，来表达对深圳的期待——希望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这背后是国家对深圳寄予的深厚期望。

在对大背景有了充分了解以后，我们继续来谈《意见》的核心改革方向。

首要的，就是解决科研与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

过去中国的科研与产业始终存在“两张皮”现象，尽管“产学研合作”，就是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通力合作，已经倡导了很多年，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筹和利益联结机制，各方始终没能很好地形成创新合力。

所以，这次《意见》正式明确了以产业和企业需求作为出发点，去倒推科研、教育、人才的改革。

第一，在科研方向上，企业是“出题人”。

《意见》明确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作用的有效路径”。就是企业根据发展需要来提出科研题目、科研项目，是“出题人”；而高校、科研单位，则负责“解题”。

而作为配套措施，《意见》也给了科研项目更大的放权和松绑，包括：

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支持试点单位深圳医学科学院，在科研管理、人才聘用、经费使用等方面，探索新机制。说白了，就是对科研人员给足薪酬，给足经费。

在科研经费方面，实施“预算+负面清单”管理。我理解只要是在预算内且不是被禁止的负面清单事项，就可以有更大的自由支配权。

而在科研项目方面，实施“经理人制度”，项目经理人在项目甄选、团队组建、技术路线选择、经费支配等各方面有更高的自主权。说白了，就是围绕项目经理人，以结果为导向，过程怎样不过多干预。

以及在科技成果方面，实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制度。大白话说，就是虽然是你的职务科研项目，但搞出来了科技成果，你个人也可以从中分红。这是在鼓励科研人员创新研发，还记得我一直说未来新质生产力下的科学家红利吗？再次对应上了。

第二，在教育方面，围绕企业和产业需求来培养。

我之前说过，教育工业化时代终结后，未来是教育服务化的时代，有三大趋势：顶尖高校科研化、地方院校应用化、高职院校订单化。

而这次的改革也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去改的，再次印证了之前的判断。

比如高等教育这块，深圳的高校资源相对薄弱，因此《意见》提出：“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专业型、‘小而精’高校办学模式”，“支持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

这种模式类似于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或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核心聚焦在特定专业领域，快速填补硬科技人才缺口。这是面对高水平大学，培养科创精英。

职业教育方面，《意见》还提出：“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深度融合，围绕区域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要，支持外商按规定在深圳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引进先进培训课程、师资、教法等，探索产业链与职业技能培训链有效衔接、高职教育与技工教育融通发展的技术工人培养模式。”

文件甚至支持外商按规定在深圳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而且企业可以给职业院校“下订单”，就是按照企业要什么人才，院校就培养什么人才。这是面对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高级蓝领。未来这一块有很大的教育产业和就业机会，大家要重视。

而更重要的，还有一条，这只是一句话但我认为非常关键，《意见》说，要“探索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个性化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新路径”。这是在为整个中国在AI时代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探路啊。

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逻辑是：重新确立企业为主导的新科技体制，让企业来统筹各方，通过市场化手段打通“教育—科研—产业”的闭环，打造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真正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

这个格局，非常大了。

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意见》的另一个核心改革方向，就是金融、技术、数据要素的改革，它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金融和科技更好融合。

《意见》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第一，是解决长期资本缺位的问题。

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短钱多、长钱少”的结构性问题，具体说，就是银行信贷偏好短期、低风险项目，而科技企业恰恰需要长期、耐心、能容忍失败的资金支持，这两者之间匹配不上。

针对这个问题，《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开展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试点”，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与科技成果交易，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成果交易市场等新模式，以及，允许保险资金投资深圳的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

这些概念都比较晦涩，你简单理解，就是为科技企业搭建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初创期可以获得保险等长期资本的风投支持，成长期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和科技成果交易，来融资，成熟期则可以借助债券、股权、银行信贷，来融资。

而另外一个重大突破，是允许香港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在深交所上市。这一条措施最近真的被刷屏了，这有什么用呢？

简单来说，外界普遍的看法是，这个政策允许在香港上市的大湾区的公司比如腾讯等，不用先退市或大改架构，就能直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就是可以同时在香港和深圳“两地挂牌”，融资拿钱。

要知道，之前内地不少企业尤其科技企业，可能限于亏损、架构或其他审核问题，难以在A股上市而不得不去港股，现在至少大湾区的企业可以通过这个政策回到A股，对比如像做机器人的优必选，做自动驾驶的佑驾创新这些在港股上市的大湾区科技公司，更是红利。

因为港股的科技公司常被低估，而A股给的估值更高，它们能融到更多钱，来帮助大湾区科技公司发展，这个政策给深圳、给大湾区科技企业的红利相当大，甚至很多外地企业可能会搬到深圳，搬到大湾区来。

另外，对内地股民来说，如果港股公司在深圳也能同步上市，大家投资就更简单，更能分享大湾区科技企业的发展红利。

而对香港和深圳两地来说，两地股市打通后，企业能同时吸引国际和国内资金，深圳的产业链优势和香港的金融优势结合，能够形成更大的桥头堡作用。当然目前政策刚出来，具体操作还要等细则落地，但这个创新已经很令人震惊了。

第二，创新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意见》说，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探索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相关的规则和标准，以及“支持深圳深化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完善低空飞行监管规则，探索开展跨境直升机飞行。”你看，“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也要被继续放开。

第三，数据要素改革也是这次改革中的一大亮点。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石油”。《意见》提出，建立数据交易规则，让企业能合法合规地共享和交易数据。同时，《意见》还明确了，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总之，这些数据要素改革将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同时提升深圳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其中每一条，都很重磅。最后，欢迎你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