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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新聞及評論
【中美角力】拜登團隊新一代智囊 對華戰略是怎樣形成?
群組網友
2021年2月11日
「美國之音」最近刊文,介紹白宮團隊中新生代對華智囊朱利安·格維茲(Julian Gewirtz),他稍早前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直指中國已認定美國衰落,美方對策是要展示美國仍然強大、使中國知道錯判形勢。格維茲十分年輕,今年只32歲,這麼年輕可擔任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主任,引來了不少人興趣。
 
格維茲代表了新一代的「中國通」,他們不同於特朗普團隊中納瓦羅或前顧問班農,格維茲等對中國文化有興趣,他們通曉中文,對中國沒有太大的仇視,甚或欣賞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但對中國沒有向西方價值靠攏感到失望,更現實的捍衛美國利益。
 
在2017年,出版了朱利安·格維茨(Julian Gewirtz)的《不可能的合作夥伴:中國的改革者、西方的經濟學家和全球化中國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2018年,格維茨來到中國,到上海紐約大學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與新經濟思維研究所以歷史學者身份參加交流討論。由此可見,格維茨與美國反華極端鷹派之不同。
 
拜登對華政策「少帥」:中國已認定美國衰落
 
在訪問上海紐約大學期間,格維茨談了他與中國的淵源。格維茨說,他從小就開始學中文,所以中文一直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後來,他有機會來到北京進修,並在《財經》雜誌社這所他認為是當時中國最獨立的新聞機構工作。他親身體驗了中國記者如何進行新聞報道,也目睹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格維茨說,《財經》經常刊登知名經濟學家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文章。「我認為,這些文章激發了我的研究興趣,這些主題也在我的第一本書裡面被反覆討論。後來,當我去哈佛讀書的時候,我開始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政治,著重探索中國1970年以來的巨變,這一領域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我作為羅德學者在牛津大學的博士研究方向。」
 
他當時稱,「當下中美關係現狀就是我們父輩留下的政治遺產。我們正在接過他們的成果,同時必須直面現實。而中美關係的發展,有待於下一代人的推動。因此,讓兩國年輕人不斷交流融合,是促進中美關係發展的關鍵。」
 
【中美角力】拜登對華政策80後智囊  曾在北京《財經》實習
 
對於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格維茨持十分肯定的態度。他認為,鄧小平理所應當地接受了中國非凡改革的許多功勞,但他認為更值得稱讚的是趙紫陽。他指,趙紫陽擔任過國務院總理,然後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監督和指導了許多以市場為導向的促增長政策的制定,還提出了一種運行機制。在這種機制下,如趙紫陽所說「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2017年,格維茨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談到他的新書《不可能的合作夥伴》,對於中美進入激烈對抗,格維茨批評近年中國與鄧小平路線背道而馳。
 
「習近平的政權採取了讓人極為不安的措施,把學術、媒體、職業領域和社會許多方面封閉了起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採取這些政策的代價可能會很高。在過去的40年裡,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交流不只是在經濟商品和服務領域,也體現在經濟觀念上。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觀念所持的開放態度,給中國追求更大財富和權力的努力帶來了極大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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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沒有這種開放,中國將錯失鄧小平和他那個年代的改革者認為對中國的成功至關重要的交流。最糟糕的是,它會加劇中國內部在思想和政策制定上的寒蟬效應,會在急需實驗和創新的時候對它們形成阻力。
 
然而,格維茨並不贊同特朗普對華的極端戰略,他說,近代歷史顯然證明,(美國)早該採取更強硬措施,以糾正經濟不平衡,尤其是美國企業經歷的無法進入中國市場許多領域的情況。但最糟糕的情況是採取一系列極端的措施,演變成一場對彼此都具有災難性的貿易戰。美國應該試圖糾正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和破壞穩定的安全挑釁,同時投放力量,維護它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和價值觀,但不是以一種將中國妖魔化或破壞兩國重要合作的方式。
 
他認為,即便在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後,美國也應該試圖在亞洲地區經濟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但不是本著將中國排除在外的目的。幾乎所有重要的全球問題,都需要美國與中國協作才能解決,「我們兩國的繁榮依然休戚相關,盡管特朗普總統的圈子裡有人持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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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拜登上場後對華的戰略,再重看格維茨以上的講話,可見目前白宮的對華政策,基本上是與格維茨所強調的路線並無差異,由此可見,新生代對華智囊在白宮團隊的份量。
 
老布殊時代擔任國安會亞太高級主任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提到,對老一輩的「中國通」來說,在他們心中留下深刻印像的一塊記憶,是文革後中國改革開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鉅變的中國;而這羣坐在美國課堂裡,聽著老中國通分享見聞的新生代,在近十年間第一次到了中國,卻有著全然不同的體驗。
 
而小布殊政府擔任國安會亞太事務高級主任的葛林 (Mike Green)對白宮新生代的看法頗值得參考,「他們(新生代中國通)仍對中國著迷,仍然預見有一天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可以重新得到發展。但他們對中國沒有先入爲主的盼望,也不期望中國的轉變。他們是現實主義者(Re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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