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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掀起有關「忠誠廢物」和「廢柴學者」的爭議。不少人只當鬧劇「食花生」。筆者看法正好相反。在去年頒布《國安法》及本月人大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中國已基本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愛國者治港」的大原則。接下來，如何優化香港政治、經濟、輿論環境，不但關乎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還關乎能否讓一國兩制「行得順，走得快」。無論「忠誠廢物」還是「廢柴學者」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筆者不知道也無意指誰是「忠誠廢物」或「廢柴學者」，但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不可否認，這兩個名詞能成為一時熱話，必有其社會基礎。換言之，肯定既存在被普遍視為「忠誠廢物」的庸庸碌碌的「舉手機器」，也存在被普遍視為「廢柴學者」的「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的「國師」。不但「忠誠廢物」是一個現象，「廢柴學者」也是一個現象。罵戰發生後，香港坊間就「忠誠廢物」討論甚多，筆者本文主要探討一下「廢柴學者」的問題。
爭民心不能只靠「愛國者治港」
與中國內地相對簡單的政治生態相比，香港政治輿論環境異常複雜。雖然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愛國愛港」，但經過長期在「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環境中的浸淫，香港人早就被培養出對政府「挑剔」的習慣，再加上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比內地更寬鬆的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很多人對政府推行政策「做又罵，不做又罵」。若以中央對內地人要求的尺度衡量，香港遍地都是「刁民」。政府推行政策先天性地面對很大阻力，左右維艱。尤其近年來，由於政治環境轉變太快，爭議事項太多，及在全球性的民粹風潮影響下的「反建制」情緒高漲，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日增，依賴政府官員和議員等政客為推動政策或重大政治決議保駕護航，通常事倍功半。政府認為正確的意見，往往無法被廣大市民接受。這是香港獨特歷史和祖國給予的一國兩制下形成的「市情」，不是「愛國者治港」就能迎刃而解的。
回顧歷史就可知，在回歸後的幾乎所有重大爭議中，政府的宣傳輿論工作都處於下風，在大部分案例中，民意都不站在政府的一方。即使「對家」有些主張明顯是極為錯誤的，諸如歧視大陸同胞、宣揚港獨、鼓吹攬炒等，政府也並無良策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更令人擔憂的是，久而久之，香港似乎不幸墮入惡性循環中：政府發現總是難以說服市民，於是乾脆就不注重說服工作了，單靠「大聲公」硬銷。這給很多市民的感覺是政府蠻橫霸道、「公就我贏、字就你輸」，於是市民更加不信任政府，由此進入下降螺旋。
駁斥謬論比單聲道講理更服人
「大聲公」只能壓住反對聲音，不能贏得人心；「擺事實、講道理」的說服工作，永遠比硬銷好；針鋒相對地駁斥錯誤觀點，也比自說自話地宣揚正確觀點更令人心悅誠服。唯其如此，才能凝聚共識，減少阻力。然而，要扭轉輿論上的不利形勢，不能光靠政府，不能光靠建制派，而需要具備真才實學的「正能量」學者挺身而出，幫政府解讀政策，分析利弊，與市民溝通，與反對者辯論，這樣才能真正說服群眾，爭取民意，扭轉乾坤。
在新時代出現大量有關中央和香港關係的重大根本性問題的爭議，它們都需要在憲制、歷史、哲學、國際法、國際關係這些「大框架」下分析處理。所謂術業有專攻，擅長公務的政府官員，和擅長地區工作及搞選舉的建制派，限於知識結構和專長有異，本身就不熟悉這些議題，更難以在一時之間掌握其背後的理論和邏輯，為這些議題保駕護航往往有心無力。不少人除了表忠誠、喊口號、照本宣科、「當複讀機」外，確實難以給出「接地氣」的有力論述。說句公道話，若有人因此而把他們視為「忠誠廢物」，這種扣帽子行為既不公正，也無法解決問題。
勇於「客場作戰」的內地「正能量」學者太少
這種情况下，時代呼籲「正能量」學者挺身而出。應該承認，無論是否合理，在包括香港在內的許多地方，「學者」身分多少帶有一些光環。在大眾認知中，學者有豐富的學識，有嚴密的分析推理論證能力，還有相對客觀中立的立場。通常，與官員和政客相比，學者的說辭更容易被公眾接受。遺憾的是，挺身而出的「正能量」學者並不多見，特別是內地出身的「正能量」學者更稀罕。事實上，由於香港傳統教育過於關注「微觀」議題，熟悉這些「宏觀」議題的香港本土「正能量」學者本來就較少；這就更需要內地專攻香港研究的「正能量」學者「南下馳援」。因此，套用中國用語「你行你上」，如果有學者自己不幫忙，又「高高在上」地「指指點點」，被一時激憤地指摘為「廢柴學者」似也無可厚非。
其實，內地研究香港的學者不少，相信有真才實學的也很多。他們勞心勞力地幫助中央為制定對港政策出謀劃策，在內地宣傳對港政策，也不時到港為建制派和愛國愛港人士宣講中央政策。這些工作固然都極為重要，然而，如前所述，親身面向香港市民駁斥錯誤理論，直接在香港爭奪話語權也同樣重要，甚至在現階段更重要。
筆者舉兩個「正能量」內地學者為正面例子。第一個是內地出身的港大教育學院前副教授李輝。在2015年陳文敏提名港大副校長風波中，李教授站在「愛國愛港」陣營一方，質疑陳文敏教授發表論文的影響因子過低，學術水平對港大副校長之職略有不足，故不被接納並非無理。為此李教授親自上電視節目，與「反對派」學者激辯，堪稱有理有據。李教授本身不以廣東話為母語，廣東話略有口音，不慎把「影響因子」說得類似「影響煙子」，以致被某些本土學者抓住不放加以嘲弄。但他自發的參與公眾事務的精神、「愛國愛港」責任心和不懼「客場作戰」的勇氣更難能可貴，更值得給好多「讚」。與此相比，那些嘲弄口音的本土學者就顯得心胸狹窄，甚至令人質疑是否歧視。可惜李教授遠走澳洲，無法繼續為「正能量」發聲。
第二個是深圳大學教授宋小莊。在筆者印象中，宋教授是少有喜歡親身上場，在公眾場合為「愛國愛港」一方據理力爭的內地法律學者。在近期的一電視論壇中，宋教授努力地向不熟悉內地法律觀念的香港聽眾解釋為什麼「法律上沒有規定的事也可能犯法」這個相對不直觀的法律概念。由於時間較短，宋教授當時的論述有沒有說服觀眾暫且不論，但觀點和解釋都令人大增見識。
可惜就筆者所知，像李教授和宋教授這類樂於挺身而出與「反對派」學者辯論、直接面向大眾爭奪話語權的內地「正能量」學者，數量實在太少，心有餘而力不足。
內地學者中的泰山北斗、德高望重的學術權威等當然不可能親自上場，他們更多地要「一錘定音」。但很多正值青壯年的有能力有名望的內地學者本應正是「為國出征」的中堅，如果過於「珍惜羽毛」，不放下身段「客場作戰」，面對面地爭奪話語權，這不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不免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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