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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新聞及評論
在香港毛澤東思想學會紀念毛主席誕辰128週年大會上的發現
吳軍捷
2021年12月29日
         原文發表於2021年12月26日
 
   今天,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紀念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我們永遠敬愛的毛澤東主席诞辰128周年!
 
    作為新中國的同齡人,我們對共和國的締造者毛主席有著天然的親情,在紅旗下誕生,在共產黨的懷抱里長大,從小就沐浴了共和國的燦爛陽光。我們單純,學不會爾虞我詐 。我們純洁 ,說不得那些吹牛拍馬的連篇鬼話。雖經千難萬難,百折千迴,為黨為國的初心不改。毛主席是我們這代人的精神支柱,他的教導,例如以為人民服務為人生目標,堅持實事求是的思維定向,恪守刻己奉公的價值取向。早已銘刻在我們的腦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一生的行動上。
    毛主席是中國千年一遇的偉大領袖,作為后輩,我沒有足夠的資料、時間和資格去論斷他的一生功過;我只能以堅守他教誨我們每個共產黨員的應有品格作為對他的最好紀念;只能慶幸能在他老人家高瞻遠矚下提出的一國兩制事業中作出自己的微小貢獻。
     2014年,我和清華大學的朱育和等教授為了寫一篇文章,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發現早在 1946年 12月,毛主席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07页)。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48页)。
事實上,毛主席一貫堅持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主席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毛主席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毛主席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 1963年 8月 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9—250页)。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不打香港,并非临时決定。
   正是因为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高层一直要求有关领导不能拿内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去干涉香港。即使是「文革時期」也是如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從各方面保障了香港的經濟發展。1956年毛主席又提出了「一纲四目」,解決台灣問題。具体办法是:
(一)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中正;(二)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注: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中正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团结之举。
這實際上為香港「一囯兩制」作出初步设想。1965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谈到香港问题,他说,可以考虑在1997年以后让香港仍然实现资本主义制度。1974年毛主席在會見英國首相希斯的時候,還說1997年要周恩来去香港见证香港回归。
     1986年我从中共广州市委调到我父母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戰鬥過的地方,我的出生地香港工作,组织上交代要长期作战,完成回归,实践一国两制。三十多年了,看到毛主席当年的设想能够实现,深感欣慰,也心存愧疚。
      我始终认为「一國兩制」是我黨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導下「灵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一次典范運用。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繼續發揮香港對祖國的特殊貢獻。其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推進,對中國文化在人類發展哲學中的地位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無論怎樣評價都不會為過。世界風雲變幻,我們實在處於漩窩的敏感之點。處處打刧,步步驚心。好在,我們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某程度上是我們心中的神 ,是信心、勇氣和安全感的來源 。有毛主席輔佑,我們敢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不懼美帝的各路大軍,橫掃千軍如卷席。
 
    我们纪念毛主席,其意义在于只要我们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他亲手缔造的伟大的新中国,将永于立于不败之地。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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