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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的影响:欧洲沉睡巨人的苏醒,第六个德国的诞生
无名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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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9日
(原文發表於2023年7月27日)
 

2022年的俄乌冲突几乎重塑了德国的核威慑理念与立场。战争打响的第四天,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讲话。讲话指出,战争严重威胁现有的欧洲安全秩序,德国必须加大国防投入,建立一支更高效、现代、技术领先的联邦国防军,保护德国的自由民主,阻止战争蔓延至其他国家。德国不仅要投资1000亿欧元设立联邦国防军“特别基金”、每年将GDP的2%以上资金用于军费开支、与法国合作开发建造下一代欧洲战斗机及坦克,更重要的是,德国宣称将“毫无保留地恪守北约的同盟义务,没有任何限制与条件”。

尤其是在北约“核共享”问题上,德国将购买36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F一35A闪电II战斗机,替换国内部分老化的“旋风”轰炸机,危机发生时该战斗机将携带储存在德国比谢尔空军基地的美国B61战术核弹头并投放至指定目标。这一讲话打破了德国70多年来的政治禁忌,被认为是“德国战略的新定位”“欧洲沉睡巨人的苏醒”“第六个德国的诞生”。

然而德国核威慑观念的转变并非朝夕之间。德国特殊的核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尤其是2016年以来德国政策界的新一轮核威慑争论,为此次德国安全战略的全面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总的来说,2016年以来德国的核争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即北约“核共享”机制能否突破、如何建设欧洲核威慑力量、德国独立核威慑及保持核武器制造潜能的可行性。尽管德国政府以购买可携带核武器的战斗机作为对俄乌冲突的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为核争论划上了句号;相反,它标志着德国核威慑争论新阶段的开始。因此,了解2016年以来的德国核争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国战略转型的动力、方式及未来走向。

二战后,联邦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极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出于历史记忆,德国坚持一贯的核军控立场;另一方面,出于现实安全需求,德国保留了自己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在北约“核共享”与欧洲核威慑之间左顾右盼。这种矛盾的“核心态”源于德国长久以来对自身特殊道路的不断探索与重新定位。军事及道义上的失败严重影响了德国对自己国际角色的认知。从20世纪上半叶对权力的迷恋到20世纪下半叶对权力的遗忘,德国在外交事务中极力保持谦虚、克制和低调,在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中维持多边主义,同时推进德美、德法重要双边关系,以期重新获取国际社会信任,应对苏联、俄罗斯的威胁。

美苏、美俄关系以及欧苏、欧俄关系亦是德国考虑核问题的重要因素从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反军国主义、放弃权力政治到冷战后德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重返世界舞台,该国的核政策“总是不断在两根不同的弦上弹奏”:坚决放弃核武器的同时又急欲参与核发展的进程。一方面,联邦德国以放弃本土制造核武器为条件,谋求在北约的核参与。联邦德国置身于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沿,一旦美苏开战,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将是双方核攻击的首要目标。

1954年北约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对抗苏联的计划,这对联邦德国来说是忧喜参半。通过重新武装的方式制度性地融入西方,有利于提高联邦德国在北约的地位;而重新武装又必将使邻国产生威胁之感。为此,阿登纳总理主动提出联邦德国放弃本土制造核生化武器,但对于获得核设施以及从他国获得核武器等问题则讳莫如深,为德国日后重新参与核进程预留了空间:1957年,联邦德国接受法国邀请参与核武器研制;1969年联邦德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中增添附加条件,即其可以继承未来欧洲联邦(盟)中任一成员国的核武器,美国也对此予以承认;②同年联邦德国与日本就拥核问题展开讨论;⑧1990年签署有关两德统一的《二加四条约》时,联邦德国再次重申统一后的德国无核的“有条件性”。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参与核进程以扩大自身对北约核决策的影响。㈤据1955年北约核演习的估算,一旦联邦德国遭到苏联核攻击,将至少导致500万人伤亡,这还不包括放射性污染的危害。该结果更加坚定了联邦德国在北约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拥有决策权的决心。联邦德国首先从核武器发射工具上对美国与北约的核决策进行制约。1957年联邦德国引进核发射载具并与美国形成“两把钥匙机制”,即美国若不同意使用弹头,联邦德国就无法发射;反之,联邦德国若不发射,美国的弹头也无法打出去。

通过这一机制,联邦德国至少部分实现了对北约战术核武器使用的控制权。但该机制显然不能满足联邦德国对北约战略核武器决策权分享的要求。1960年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以及该计划在1966年之后的替代机制——北约核规划小组均为联邦德国参与北约核决策提供了机会。即便如此,联邦德国在核决策中的话语权依然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1977年苏联在欧洲部署的ss-20中程核导弹打破了欧洲核均势,在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呼吁下,美苏重启谈判。

但美国与北约提出的对策并未充分顾及联邦德国的利益,而是一边与苏联就限制中程核导弹进行谈判,一边不顾联邦德国反对,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潘兴II。这一“双重决议”使得1987年美苏在签署的《中导条约》中仅对中程导弹核力量进行限制,而未像联邦德国极力要求的那样将短程核导弹纳入裁汰之列。联邦德国不禁哀叹道,“射程越短,对德国人来说越是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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