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拜登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中，如果你留心看了一旁的布林肯，就能感受到布林肯心里的紧张和不安。他 眼神时刻紧紧地盯着拜登，就好像拜登是在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深渊。
当拜登提到竞争和冲突这两个词时，布林肯的紧张情绪似乎达到了巅峰。他的眉头微皱，唇紧抿，那神情就像是在祈祷着拜登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失言。或许他在心里默默地对拜登说：“老大，千万要小心啊！”
而这种内心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中美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任何一句言论都可能左右两国之间的交往，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引发波澜。
只因为如此，中国很多人对中美元首旧金山峰会都不抱太大期望。
原因是，从“巴厘岛”通往“旧金山”的一年时间里，美国承诺的“五不四无意”一件都没有得到落实，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不但一步没有往前走，而且还实质性地倒退了。
所以很多人都悲观的认为，中美元首在旧金山见与不见意义不大，谈与不谈差别不大，美国仍然会继续坚持遏制中国既定政策。
很多人认为，在中美交往中，总感觉中国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无论是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还是两国签署的协议，美国说推翻就推翻，根本不讲信用，根本不照顾中国的利益和感受。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权威的一元化领导，美国是多元化的三权分立。
由此而造成四大差别：
一是中国元首具有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威，美国则没有。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强而有力，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是一言九鼎，拥有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威。因此中国承诺的事情，是一定会坚决落实到位的。这一点美国心知肚明。
而美国则不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让美国政府受到很大制约，两党对立让执政当局很难有大的作为。这样就带来三个方面的后果，一则使得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与美国政府签下的协议很难彻底得到落实；二则为美国出尔反尔，不守诚信找到了开脱的借口；三则为美国在执行过程中提高要价创造了条件。
二是中国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执行力，而美国则不行。
中国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党的决策和意志能够在政府各部门有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因此，美国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与中国达成的共识和签署的协议，根本不用担心得不到落实。
而美国则不同，美国政府的执行力受到参众两院及在野党的很大制约，更受到资本和利益集团的控制，一旦与中国达成的某些协议，不利于某些资本或利益集团，就会受到很大的掣肘，甚至根本无法得到执行，从而让中国白白付出，利益受到伤害。
三是中国的政策是长期而稳定的，而美国不是。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使得中国的政策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中美两国达成的协议，中国会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
而美国每4年一次的选举，使得美国总统及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必须随时调整政策。特别是两党轮流执政，使得与美国达成的长期协议根本无法落实，都会面临半途而废的风险。
四是中国的底牌是容易被对方看清楚的，而美国则不能。
中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调动社会一切资源，集中精力干大事。但是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在对外谈判过程中，却是很不利的。美国人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官员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很少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摸清甚至搞定某一个领导或重要人员，就有可能够找到中国的某些底线。
而美国则不同，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为了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他们往往相互配合演双簧，使得中国的决策部门始终在云里雾里，看不清美国的底线，从而使美国占据更大的主动，获得更大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四条原因，使得中国的决策程序和底牌很容易被美国吃透和把握，而美国的决策多变而不易被我们看清，从而使得我们在中美博弈中，绝大多数时候处于被动地位，疲于应对状态。
而美国却能始终主导着中美关系的话题，可以根据时态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和策略。
要解决这个问题，改变对美博弈中的被动局面，目前阶段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必须采用“对等而具体的行动”方式与美国谈判，与美国打交道。
这里面包括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个要素：必须有“行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其言、观其行。不能看美国是怎么说的，关键要看美国是怎么做的。可以说，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反复承诺，反复食言，一次又一次地不讲诚信忽悠中国。
对于不讲诚信的国家，签署的任何协议和文件都是一张废纸，没有意义。只有用实际行动去认真落实，协议和文件才能发挥作用，收到效果。
比如，70年代美国在战略上需要中国的时候，与中国建交时签下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当前需要遏制中国的时候，美国就不择手段地掏空或篡改，想方设法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统一，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台湾牌牵制中国。
第二个要素：“对等”的行动。
“对等”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对等的实力，另一个是对等地落实。与美国打交道，没有实力和筹码的时候，就不要跟美国谈，谈也没有意义。美国只有认为中国有对等的东西与他交换的时候，美国才能够与中国谈合作，中国只有能够拿出“对等”制约美国的东西，才能把美国逼到谈判桌前。
比如说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我们强烈抗议了这么多年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两个字“对等”。
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美国，美国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我们就必须向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古巴、朝鲜等国家出售武器。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是“对等”的行动对行动。
再比如南海问题，美国总是在南海搞所谓的自由航行，抵近中国沿海侦察。我们抗议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
只有我们具备“对等”的能力，能够不受限制地到美国周边去搞自由航行和抵近侦查的时候才能解决。
或者只有表现出不怕再撞掉飞机的决心，才能够让美国离我们的领海和领土远一点。否则一切抗议和谈判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
第三个要素：“具体”的行动。
跟美国打交道，无论是最高层的会晤，还是具体部门的会谈，从宏观上谈战略上讲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宏观愿景引导不了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宏观战略和指导思想，就是彻底遏制中国崛起的步伐，阻止中国挑战美国。除非中国能像日本那样为美国马首是瞻，彻底跪舔美国，否则无论谁跟美国谈，怎么跟美国谈，都无法改变美国的这一既定战略。
当前中美能够做的，就是在宏观战略上对抗的同时，寻求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展开合作。美国从过去坚定不移地与中国“脱钩断链”到目前的“去风险化”，就证明美国现在还不可能完全离开中国，有很多具体事项是可以合作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具体的合作事项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做保障，才能够保证会晤和谈判结果的落实。
比如，去年美国对中国承诺的“五不四无意”一项都没有落实，就是没有“具体”落实的措施，美国不落实时中国没有后续的“具体”反制措施，使得美国有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比如，美国要求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中国必须给他设置“具体”的前提条件，必须给中国的C919颁发适航证，否则免谈。
又比如，美国不想让中国抛售美债，甚至想让中国增持美债，我们也必须设置“具体”的前提条件，让中国能够购买到自己需要的美国产品，不能只有大豆等农产品，否则免谈。
还比如，美国想让美光等企业，向中国倾销已被攻克的产品挣大钱，想让中国继续对美保持稀土供应，就必须取消对中国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制裁，让中国企业平等地在美国发展，否则免谈。
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把达成的协议进一步细节化，具体的步骤和时间节点都列出来，美国落实到哪一步，我们就跟进到哪一步，不能美国什么都没有做，却把我们折腾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与美国合作，一定要把“具体”的反制后手亮出来。
先礼后兵地跟美国讲清楚，执行协议的好处和不执行协议的危害。明确告诉美国，美国如果违反协议规定，我们是有第二和第三选择方案的，这样美国才不会轻举妄动、说变就变、肆意妄为。
总之，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中美关系波云诡谲，充满荆棘的今天，要把这次中美元首峰会达成的“旧金山愿景”落到实处，让“五根支柱”能支撑起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中国必须用百倍的努力和十二分的小心与美国打交道，在后续工作中把相关内容分解得非常“具体”，在“对等”的原则上加以落实。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掉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嚣张气焰，才能保证我们不吃亏不上当，不被忽悠掉进美国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