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1月31日)

你好，我是罗振宇。

《文明》这个系列节目会在2024年2月28号上线。这个节目每周一期，每期讲历史上的一年，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起，一直讲到1912年。按现在的计划，这一期工程完工，大概需要20年。

01

贪污，在清朝是一种官场默契

我举个例子：比如“官员贪污受贿”这件事。如果就事论事，不用说，这肯定是错的，是当事人的道德污点。但是，如果稍微把背景展开一点，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就拿古代来说，一个官员贪污的钱都装到自己的腰包里了吗？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十万两银子全是他的？肯定不能啊。因为你能在这个岗位上捞多少钱，周围的人全清楚，你要想坐在这个位置上，钱就得拿出来分啊。上级要送，下级要送，本地的要送，过路的也要送。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有一个官员叫张集馨，他写了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里面就详细算了一笔账。他有一次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管粮食和后勤，肥缺啊。但要命的是，不只是他知道这是个肥缺，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从北京去西安上任之前，就得送礼。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的，你弄到这么个肥缺，大概送礼，军机处的要送多少，各部门尚书、侍郎要送多少，送来送去，还没出北京城呢，一万七千两就送完了。这钱还是借的。那你说，这钱怎么出？当然只能上任之后去贪污受贿，或者说好听点，叫“收受陋规”，从未来的收入里出。

你说不送行吗？不行。这虽然不是社会的正式规范，但这是当时官场上的默契规范。你要是不服从，就等于把自己驱逐出这个社会网络。所以，清代的那些名臣，不管是曾国藩还是左宗棠，甚至是名声非常好的林则徐，没有不收受陋规的。

这么一说，你对那个时代的贪污受贿，是不是也有了一点“理解”？

02

“达尔文式”历史观，理解多样性

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把视野拉开，把一件事放到更大的时空范围，更大的社会网络里观察，我们的判断就会出现变化。你会发现，没有简单的是非对错的结论。

对，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不做封闭性的结论，这就是我们《文明》节目的一个基本特征。

请注意，不是说没有结论，而是要强调每一个结论都是有特定边界的，换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这些结论就要变。

有朋友可能会说，那你做个什么节目呢？啥都没有结论，我如果看了，我的收获在哪里呢？

我自己的体会啊：学会对所有的认知对象，都不做封闭性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有一次，我问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我说，如果你给所有的哲学家评座次，你心里的前三名是谁？

他说，前三名我不知道，但是前两名我知道。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达尔文。哎，这个达尔文，我们通常认为是生物学家哎，一共就俩名额，你怎么还让一个其他行业里的人挤进来占了一个呢？

他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其实人类观察世界，要么就是柏拉图的角度的观察，要么就是达尔文角度的观察。

所谓柏拉图的角度，就是“理念论”。简单说，就是万物都是表象，关键在于背后的那个理念，那个本质。每个具体的桌子都不一样，那当我们说“桌子”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背后的、抽象的、本质的桌子。

我们讨论经常会冒出这种词：“你这个看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你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这就说明，我们是从心底里认同，凡事都有个本质，都需要一个结论。

这是符合人性的。因为世界太纷乱了，只要我们张嘴说，啥啥背后这个本质是啥啥，好了，世界立即安静了，我们至少可以假装，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王安石，就是壮志未酬的改革家，李鸿章，就是打出国际品牌的投降派。记住几个词儿，就可以让我们对世界充满控制感，多好？这就是柏拉图的角度。

但是，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达尔文，他就提出了另外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

在达尔文之前，世界万物，大家都要追问一个本质的。既然上帝创造了狗，那总得有个基本模板吧？世界上所有的狗，虽然每只不一样，但是总有一些共同特征吧？

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来了，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天底下没有所谓的本质的狗，每只狗，每种狗都都代表了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学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有遗传，还有变异，一直是在变化的。不要徒劳地做结论，说它就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在一点点地积累着变化，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人类只好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你看，这是一种有别于本质主义的全新世界观：我们身处的世界就是这么热热闹闹、复杂多样、不断演化，一切都有联系，一切也都不一样。达尔文视角的价值在于，理解并且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以及承认我们就是无法全面掌握它。

03

撕下标签，向历史出新考题

那我们的《文明》节目，毫无疑问，是想追求一种达尔文式的观察方法，去理解多样性。任何一个事物摆在面前，都是带有一些标签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标签扒拉开，然后不断提问：

这是个好事，那么请问，它的代价是什么？这是个坏事，那么请问，它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更坏的事的替代方案？这是一个当时看来不错的方案，那么请问，在长期的运行中，它带来了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等等。

比如说科举制度。如果要急着得出结论，可能两条也就够了：第一，科举制度让中国在古代就实现了上下阶层的流动，这是好的一面。第二，科举制度用非常僵化的考试方式，也埋没了不少人才。这是坏的一面。然后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我们《文明》节目要说到科举制度，我就要问很多问题：比如，隋唐时期，印刷术也不普及，民间谈不上有什么人才，为什么科举制度恰恰是从隋唐时期创立的？还有，隋唐时期的科举，那么多作弊的行为，皇帝心里也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管？还有，用试卷考出来的官员，尤其是用诗文考出来的官员，能有行政能力吗？为什么科举重诗文，而不重事务？还有，为什么实行科举制之后，官僚系统贪污腐败现象更严重了，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所有这些问题，我能给出来的，都不是最后的、确切的答案，而是各种各样的解释。每一种解释里还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无边无沿，无止无尽。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达尔文式”的观察角度。

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因为说到底，求知不是为了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而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对自己的期待，不是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说，2003年，70岁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机会接触文学，世界文学，就是逃离庸俗的牢笼、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牢笼、不完美命运与厄运的牢笼。文学是进入更广阔生活的通行证。”

是的，历史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的不是什么答案，更不是什么最终答案，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张“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的通行证”。

《文明》节目，是我为你做的节目，也是我自己未来20年的学习计划的框架。我要做的，不是寻找什么答案，而是和你一起，进入更广阔的生活。

好，这里是《文明》节目的前传，它的设计说明书，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