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4月19日)

前年我和女兒去看59歲荷里活巨星湯告魯斯的Top Gun續集《壯志凌雲：獨行俠》，完場後，女兒問我一個問題：「點解香港冇得當兵？」

這問號，反映此齣電影燃起了年輕人穿上軍服、駕著戰機保家衛國的一團火，如同38年前我們看完《壯志凌雲》的熱血沸騰一樣。

人大了，就會明白，這只是美軍的招兵廣告，他們成功的地方，是很高招地把愛國主義滲透於無形，不像中國人那般硬弸弸，一看就知你在宣傳。

《壯志凌雲：獨行俠》能在航空母艦駕著F-14戰鬥機拍攝，你以為，是製片人的本事？還是美國政府的合作甚至主導？

把精銳軍事力量傾巢借出，你以為，美軍會期待電影說好空軍故事？還是由得你唱衰美軍？

昨天，香港立法會會議上，陳穎欣議員問了文體旅局長楊潤雄一個問題：「香港電影發展局在審批撥款時，為什麼沒一項是為有正向思維元素的申請加分？為有助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的申請加分？……拍一些唱衰香港的電影，自己出錢拍就無話可說，但請政府別讓人拿公帑這樣做，文體旅局不能以財散人安樂的心態，把錢派完就算，應主動做好把關工作……」

楊局長回答說：「我們成立基金是為了推動香港電影業發展，電影業發展得好，本身已是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審查中，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正如你拍一個賊殺了好多人，他是負面的，但戲的最後說警察好努力捉到那個賊，就是正面……當然，也一定有要求，就是符合香港法例，包括國安法。」

看得出，楊局長迴避了陳議員的提問。

香港電影的創作很自由，自由到你可以盡情唱衰政府、醜化執法者。看看由黃秋生主演、在金馬獎拿下幾個大獎的電影《白日青春》，戲中的警察濫用私刑，印巴小演員以難民身份在香港過著地底泥生活，鋌而走險偷狗、偷車、偷錢、最後更偷了警槍。的士司機黃秋生耗盡家財、賣掉的士，誓要幫這小難民逃離警察「魔掌」……

這種歌頌賊仔、支持違法的戲，罪犯沒如楊局長言，被警察繩之以法，但一樣可以上映，一樣可以提名，一樣可以拿獎，這，就是香港的創作自由。

陳穎欣議員說的，不是要規管這種電影，電影公司喜歡掏腰包玩政治表態，沒問題。問題是，如果由公帑撥款資助拍的戲，是否需要監察？是否需要有正向價值觀？這問題，好簡單，但楊局長卻不肯說一個「是」字。

電影發展局每年給每套電影批出的撥款，多則9百多萬，少也有2百來萬，政府給你幾百萬拍戲，不單沒附帶條件，連基本要求也沒有，毋須你唱好我，至少別唱衰，有這麼難嗎？楊局長說的要求只是守法，對不起，這是做人基本要求，不是向你拿幾百萬的基本要求。

香港人最喜歡學美國，香港電影也是以荷里活電影作馬首是瞻。2022年，一部名為《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如何佔領荷里活》（Theaters of War: How the Pentagon and CIA took Hollywood）的紀錄片，正正揭露幾十年來美國國防部及中情局如何透過撥款及協助拍攝，對荷里活戰爭片、間諜片和政治片進行干預。

紀錄片指出，1986年Top Gun《壯志凌雲》的出現，是因為越戰後美軍形象大幅滑落，有型的湯告魯斯透過電影為美軍重振雄風、展現愛國主義，這才是Top Gun的主旋律。

在那個電腦合成技術不發達的年代，Top Gun能出動真戰機、實景拍攝戰機追逐畫面，如果沒政府協助，能成事？

結果，當年Top Gun不單成為1986年全球最高票房電影，更重要是，它讓美國海軍飛行員的報名人數一下子上升了500%。

所以，不是要左右電影的創作自由，而是要監管拿政府錢的人到底在拍什麼戲？在傳揚什麼價值？

今年幾套金像獎得獎電影：《白日之下》、《年少日記》、《毒舌大狀》都是拿政府資助，都是揭示社會黑暗面，但他們拍得出色、演得出色，最精彩是，他們都在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還有今年拿下多個電影大獎、由香港導演黃精甫拍攝的台灣作品《周處除三害》，戲中主角是壞人，壞事做盡，但他在生命將盡時，卻做了幾件好事，最後笑著上刑場。血腥殺戮下，傳播的也是正向思維。

這就是電影的社會意義，不是要你套套戲舉國旗，但最起碼的要求，不是不違法，而是別教壞人。楊局長，要做好你份工，請多看電影、多進劇場、多聽音樂會，了解文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