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6月14日)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有解吗？如果中国仍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坦白说，无解。
欧洲不可能团结并实现战略自主，唯一能促成此一条件的是“恐惧”，比如战争或者与其类似的生存危机。对欧洲而言，物美价廉的中国电动车，就是层次比战争稍低的生存危机。
内地媒体倾向凸显德国政府与其车企的公平贸易立场，但我之前已经提过，即便是德国，其中小企业也是“反华”的，德国车企才是孤岛。务实的德国如此，遑论其他欧洲国家。因此，欧盟对华抡起保护主义大棒是必然的。
以违反世贸规则为由指责欧盟，这个理所当然，但也没什么用。恐惧压倒一切，任何原则、承诺或价值观都得靠边站。令我不解的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都停摆5年了，它存在的意义还剩多少？
寄希望于欧盟换了掌权者后，能遏制保护主义，这是缘木求鱼：第一，此事操之不在中方；第二，只要“打不过中国”的恐惧不除，欧洲换谁掌权都一样。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就算不能粗略总结为“右转”，但极右派势力扩大是确定的，尤其连欧洲年轻人都开始支持极右，此一趋势不能无视。
究其因，欧洲与美国类似，其全球优势地位摇摇欲坠的感觉，遍布各地。这意味着，躺平的时代结束了，而奋起的前提，首先得寻求自保。
欧洲极右派的主要特征是反移民，并主张重建欧洲，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是“内缩”的明确信号，有美国难兄，就有欧洲难弟。
现在，冯德莱恩能否连任，很大程度取决于欧盟成员里的极右派政治领袖，如果她连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会位列“垂帘听政”的其中一个坐席，法国的勒庞也可能入座。
德、法的中左翼执政党遭遇挫败，朔尔茨与马克龙都得回防国内。大致而言，整个欧洲对中左翼的执政成绩都不满意，就算还想高谈战略自主，其内涵也不再是中左说了算。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法国马克龙高唱欧洲战略自主，呼吁建立自主防务与大型工业建设，但他缺乏资金实现伟业，而最有钱的德国朔尔茨又兴趣缺缺。
简单来说，这样的分歧就是马克龙希望“内卷”，但朔尔茨仍坚持全球化分工。德法作为欧盟支柱，若在大方向上分歧，欧洲就是无头苍蝇。
若想干大事，意识形态政治能量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左翼，或者说欧洲的建制派，意识形态年久失修，理想对不上现实，因此在这方面已遥遥落后于极右翼。
动荡的环境里没有温和的解方，未来我们只会看到一个愈来愈激情的欧洲。
对欧洲大陆，中国应彻悟，美国与俄罗斯才是对的，这个地方只能施行分化策略，而若希望欧洲团结并为我所用，就得煽动集体恐惧。
不过，这不是中国作风，且中方已被塑造成恐惧来源，所以分化策略必须与美方有所区隔，做法得先从“友岸供应链”这一概念着手。
全球化有利于中国，但希望全球化“永远维持现状”未免过于天真，我也希望我的前列腺永远维持现状，但现实就是现状不断在改变，我们得主导这场变革。
在电动车问题上，法国是内缩的，但在华为问题上，法国相对开放，但德国恰恰相反。
对中国而言，德法亦敌亦友，而这种现象在欧洲并非孤例，所以中方始终不愿意与欧洲国家针锋相对，但大局思维框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更灵活的做法。
友岸，不见得要以国家为单位，也能以产业为单位，在能合作之处合作，在不能合作之处对抗。
这意味着，中方得与个别国家深入探讨双边关系，而不是对欧盟整体。其次，对友岸让利要大大方方，对敌岸的反制得切中要害，如此方能扩增友岸，缩减敌岸。
或许有人会问，这不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吗？不是的，美国的友岸供应链是牺牲友岸的利益实施围堵敌岸，而不是让利，这样的做法短多长空。
至于竞合关系，本来就是国际之间的交往常态，美国强调竞合，只不过是无法对华全面脱钩的饰辞。
真正深刻的问题是，多极世界贸易秩序的法律框架到底是什么？这就需要对世贸组织规则做一次全盘检讨，而如上述，世贸组织已基本停摆，我倒是建议中方可以考虑筹组一个新的组织，不如此，难以应付变局。
大家都知道，欧盟在电动车产业下手，目的不过是为了吸引中国投资。而中方要思考的是，鼓励对外投资之余，也得确保本国投资；投资与出口必须取得平衡，方能确保国内就业。这便凸显了友岸供应链的必要性。
进口关税，出口关税，原物料与零组件出口管制，都是可将友岸与敌岸区隔的工具。如果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大客户不可得罪”的思维只会自缚手脚。
问题点在于，欧盟的重大政策，成员不得不遵守，因此反制应先于让利。中欧之间会有一段时间剑拔弩张，而要缩短这个时间，并顺利建立友岸供应链，规模够大的反制措施是必要之恶。
虽然说在竞合环境里，软硬手都要有，但硬的一手是软的一手之基础，而不是相反，对手若不知后果的严重性，就不会珍惜公平交往。白话说，就是得赏罚分明。
电动车案例只是其一，随着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未来还有更多类似的不公平陷阱等在前方，不能食古不化地坚守当前的游戏规则。西方就是知道当前规则对中国有利才会想毁弃规则，绝不是出于无知。
千言万语只想说，多极世界的贸易秩序，与单极世界的贸易秩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乱局里，自由贸易概念会被割裂，扭曲，重新诠释，或许连世贸组织都会变成多极。
中方宜利用当前的优势，主动建立新的法律框架，而规则的形成，就是借由一次一次的双边磋商磨出共识。
一定会有人说，中国的作风就是让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所以会采行迂回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免让敌人裹挟自己的朋友对华同仇敌忾。
这想法没有错，问题是，在现实里，中国朋友的声量似乎都被压抑了，国际间与两岸间皆如此，为什么呢？
美国一心想扩大AUKUS成员群，日本与新西兰是首选，但这两个国家的法律反核，所以不能加入第一支柱，即核子军用装备与技术。
然而，两国却对第二支柱很感兴趣，即先进技术如AI、高超音速飞弹、航天/航空技术、电子战/网络战能力等。
新西兰经过两年多的挣扎，当前的中右翼执政党倾向加入第二支柱，一反前届中左翼执政党的犹豫态度。
上一届政府之所以犹豫，是怕中国报复，因为第二支柱虽然表面上与军事对抗无关，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切割。
目前执政的中右翼政党，有较强的意愿加入，原因虽然主要在于其意识形态偏保守，对国安问题较在意，但另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即中澳关系的回暖。
澳大利亚虽由工党执政后努力缓和对华关系，但这是着眼于贸易，在安全问题上澳方是寸土不让的。
在此态势下，中澳贸易的重新恢复，新西兰政府看在眼里会怎么想？如果参与第一与第二支柱的澳方都能与中方恢复正常贸易，那新西兰只加入第二支柱又会有什么风险？
AUKUS扩群值得警惕（图片来源: Leon Neal/Getty Images）
诚然，中方希望将贸易问题与安全问题切割，以维稳次要敌人的双边关系，但这也是把双面刃，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对于真正的朋友，中方该怎么对待？
如果新西兰加入AUKUS没有得到苦果，那前届中左翼政党会怎么想？是不是对华采取相对持重的立场错误？早知“反中”也没事，还能收获美国红利，此前到底在犹豫什么？
两岸关系，中菲关系，都有类似的问题。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内部都有对中国大陆采行相对持重立场的政治力量，前者是国民党，后者是杜特尔特代表的政治势力。
当北京对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当前“反中”的政党采行容忍态度时，国民党与杜特尔特就失去了立足点。
于是乎，对中方而言，不公平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因为帮你说话的人觉得自己是冤大头，干脆闭嘴了。
事实上，美国内部也有亲中的力量，但现在谁敢说话？
澳大利亚案例证明，用贸易力量遏制政治妖风是有效的，但比例原则却要注意，澳方是AUKUS的关键成员，完全恢复正常贸易并不妥当。
换言之，将安全与贸易层面完全切割，也会造成朋友愈来愈少的负面结果。除非，中方在军事上加大对澳方的压力，但此举之风险显然比贸易更高。
这便是为什么最近我反复强调灵活性与友岸概念，不符比例原则的竞合关系，虽然对大国形象有正面帮助，但也会减少敌人的负担，增加朋友的疑虑。不符比例原则，白话说就是赏罚不明。
往源头找问题，无非是中方希望维持目前的全球化结构，因此一切以大局为重，能忍则忍。但坦白说，这真的太难，既然明知身处大变局时代，就不能畏惧变化，而要勇于主导变局。
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秩序先是打出来的，然后才是让出来的。
欧洲是大客户，所以采取反制时要特别谨慎，但这样的思维好像在说，中国不是欧洲的大客户。
德国车企、荷兰阿斯麦等等，许多欧洲企业都希望与中方公平竞争，但如果欧盟的保护主义决策没得到足够的苦果，这些自由贸易意义上的朋友，就会觉得坚持公平贸易好像是多余的，对华贸易本来就应不公平。
撰稿当下，欣见北京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可见对中方当前贸易的扭曲现象，采取积极面对的姿态，希望这是贸易版的“联合利剑”。
这不是保护主义故事的结束，而是开端，中国愈强，西方保护主义就会愈强，因应之道不是无差别退让，而是要挑出朋友来合作共赢，其余就放手斗争。敌友数量的消长，会证明公平对待才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