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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4年6月16日) 我的父亲是个倔强的硬汉。
波澜的年代无奈着人生的平凡，壮阔的时代隐忍着情绪的默然。
父亲是个普通版“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是终生都没有沾染上“低级趣味”的人。
 郑州解放初期，正在南大街一中上中学的少年贺振乾，毅然决然跟着部队到了广州，爷爷奶奶才知道他从军了。
 抗美援朝三年，父亲渺无音讯，爷爷奶奶以为他牺牲了。遗憾的是他没有获得此光荣：作为共和国第一批空军指挥员，被苏联红军秘密培训结束。
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了，挎包上虽然也拴着“最可爱的人”的大茶缸子，却没轮到机会保家卫国，开启了人生第一个“不赶趟”。
老相册中，他在广州中山公园草坪上，一群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没有淹没父亲的卓尔不凡。
我有一张戴着红领巾的照片，与父亲一张戴着军帽的照片同是中国照相馆照的。那是中年的父亲，依然比我人到中年时高大帅气，他喜欢照相留影，应该出自他的乐观与自信。
 父亲意气风发的时候写过三次血书，“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表明他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都是一个信仰坚定、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人。
虽没能诧叱，却历经风雨的人；颠沛人生中矢志不渝，不见沮丧抱怨；
从未拿过群众一针一线，从未侵贪国家一分一厘，从未计较个人得失。
与性格反差的淡定，也许正是信仰的力量使然。
聚少离多的缘故吧，父亲对我的影响不多却致远。
 幼儿园时期我对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八台样板戏等经典作品，口齿不清却滚瓜烂熟。
懂事后父亲给了我两本毛选四卷干部读本（棕色塑料皮的），激发了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浓厚兴趣，把他们的著作都读完了，真的把自己当做了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早熟的见证了一个时代。
这或许源于基因的传承或信仰的影响，潜移默化果然胜于说教。
后悔了几十年，父亲积攒整箱子的笔记本，多少年都不舍得用，每本都印有朱总司令、毛主席的彩照，每页都有飞机暗影，比现在的笔记本精美的多，应该是苏联印制的，都让我糟蹋尽了。
满大街抢军帽背军挎的年代，摩登的哥哥姐姐们，兴起了穿肩膀上带气眼、扣鼻、斜纹布、将校尼老军装。
我也把父亲一只皮箱子、一只帆布箱子里的老军装全部翻腾出来，连周末去军人俱乐部跳舞列装的蓝尼子裤（里面竟然有绸缎的半截衬）也糟蹋了。大檐帽是蓝边的，帽徽是带翅膀的，军大衣是薄的。
最名贵的上海凤凰、熊猫枕巾上别满的各种毛主席纪念章，都分发给那些没见识的小朋友甚至他们家长了。
我这个败家子儿竟然没有因此挨过打挨过骂，那时候有修养（修养两个字因为刘少奇不能说）的革命家庭都是同志关系，像那时的党员干部会一样，开诚布公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后来到了地方，相互之间的称呼就像现在称呼国家领导人和大干部一样，把姓给省略了，直呼其名，好多年不适应。
 从该成年未成年开始，父亲看我的眼神，一直是高射机枪喷射来的两串问号，不知何时，演变成了两串感叹号。
他不了解我是干嘛的，不知道我会干嘛，甚至偶尔想起我时，不知道我在哪个城市，他好像感觉到了我骨子里，打不倒压不垮的刚毅，让我错以为他对我比对自己更钦佩。
之前母亲早五晚五，城墙根儿或小河边，教老头儿老太们练功时，他总是动作最标准，站在前面做模特，实则一点所谓的气感都没有，却从不旷课。
赋闲之后一辈子不会做家务的他，却被母亲安排着天天洗衣洗菜，豆芽菜都要把每棵根须摘掉的，白菜帮上每个斑点、每根筋都是要抠掉的。
我很想知道，老两口七十多岁照的婚纱照，挂在床头上，被人虚情赞叹恭维时，他是否也像母亲一样当真了，后半生的虚无虚度中，他在想什么。
信仰是生命的灵魂之光，即使在风烛残年之际也不会熄灭。
我们幼时的精神培养来自于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甚至愚公等等。气节当然来自于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欧阳海……如此对号入座，我的父亲属于张思德型的公仆。
 其实，那时的公仆都是张思德型的，为人民服务可上可下，为大局服务可舍身就义。而现在的公仆都是可上可抓的。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挑战，科技的发展与颠覆，制度的进步与复辟等种种问题接踵而至。然而只有人性的光辉、思想的光芒才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法宝。
耄耋之年一次看新闻联播，他自嘲过一句：“我早都把自己交给党安排了，到头来党却不安排我了”。除此，漫长岁月他常有疑惑却鲜有感慨。
 父亲调侃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文化认知的精髓，被我们“拿来主义”，势必会让西方列强恼羞成怒，只不过我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难免引发各种“红旗能打多久”忧虑和观望。
父亲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完全彻底的民主运动尝试，连公检法都砸烂了，结果失败了，造成的损害不止十年浩劫，无穷的后患是信仰危机。
我们爷俩儿曾共同的痛感：人类社会最大的并拥有政权的政党，对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绝不能羞羞答答，如果不再旗帜鲜明，不再从娃娃抓起，如何能燃放信仰之光？
 父亲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三四十年的生命力，与1984年第一期第一批整党“清查三种人”是密不可分的，清理了党肌体的毒瘤，与“十年浩劫”做了彻底切割，统一了党内观念，务实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验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自然觉悟到“阶层进步”，解除了政治正确禁锢的包袱，顺其自然的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父亲还说 “三个代表”理论对列宁主义为巩固苏维埃政权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的正本清源，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说，重燃信仰，依然需要党内理论上的建树来统一思想，反腐这种外科手术剜的愈发千疮百孔，还需整党整风经络疏通，应该持续延安整风运动的党建精髓。
特别是他反复强调，只有党风带动民风，才能重塑信仰；只有重塑信仰，才能重燃希望。改革不仅局限于“大部制”机构，更在于社会结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的革命。
父亲感叹说，不得不承认前几十年的发展得益于“住房制度”、“医疗制度”、“三公问题”的改革。至于如今后患的显现，是改革中重视了“发展”，而忽视了“改革”的同频共振。面对内忧外患、末法时代的不确定性、迷茫的全民躺平心态，经济下滑、就业率焦躁、货币安全、粮食安全等，解决方案在于“内循环”。
亲历过“十万官兵”、“四十万知青”、“屯垦戍边”的父亲，看到我们将南海当作中国的海上牧场，组建渔业“航母”舰队、建设渔业补给基地，不禁双眸泛光。呵呵道：这既是“以渔示存”“屯海戍边”，也是经略海洋实施“内循环”的重要手段。
父亲始终坚信历史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总会传承有序的。
父亲始终坚持信仰，坚守情操，这种信仰与普罗大众对宗教的顶礼膜拜不同，后者只是信奉罢了。
 信仰永远是不灭的灵魂力量，它支撑着我们走过无尽的坎坷崎岖，也为我们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我的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就是用信仰挺直人生的脊梁。
致敬我们的父亲和正在做父亲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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