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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华山穹剑
北京计算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8月7日

(原文發表於2024年8月5日)

郑钦文夺金后,与父母通了视频电话。镜头那边,父亲郑建坪的眼睛已经哭肿。那时郑钦文才从母亲那里知道,本次奥运会她每比完一场比赛,父亲就会哭一次。

在媒体报道中,郑钦文第一次接触网球便与父亲有关。6岁那年,她随父亲从老家湖北十堰来到北京观看奥运会,见到了闯入奥运4强的“中国女网一姐”李娜。自那时起,网球的种子便在郑钦文心中埋下。

在中国,想要成为最顶尖的网球球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抄李娜作业”,郑钦文便是一直沿着李娜走过的路步履不停。


▲郑钦文在颁奖台上庆祝夺冠。受访者供图

在郑钦文启蒙教练陈宏鸣眼里,郑钦文是所有小孩中最刻苦的。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这样评价6岁时的郑钦文:“郑钦文从来不吃零食,也不喝饮料。说实在的,真有点心疼她。为了网球,她牺牲掉了很多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孩子训练时从没偷过懒,永远是第一个到球场,最后一个离开。”

后来,郑钦文又找到了当年李娜的启蒙教练余丽桥,那年郑钦文9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余丽桥特意强调了郑钦文与李娜的不同:“李娜送到我这儿时已经11岁,对于她的技术能力的打造很快有了初步想法和框架。但是这些方法不能直接用在9岁的郑钦文身上,她当时年龄太小,还没有进入长身体的青春期,甚至不能做大运动量训练。”

力量大,可塑性强是余丽桥对郑钦文的第一印象。在她眼里,郑钦文还是一个会要球的运动员。“记得她在我这里时,和一些队友打日常训练赛,性格上每球必争。即便一些或许出界、或许压线的争议球,郑钦文也毫不相让,甚至嘴上也不饶人。”2014年,郑钦文在余丽桥的带领下夺得了国内同年龄组的冠军,并在湖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上斩获五枚金牌。

同年,郑建坪认为女儿是时候“与国际接轨”,于是带着女儿到北京,找到了阿根廷籍的国际网球名帅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当年带领李娜拿下澳网冠军的教练。随着郑钦文逐渐走入世界赛场,郑建坪又联系到了西班牙教练佩雷·里巴。

据媒体透露,这位父亲为培养女儿耗费了大量心血以及金钱。从小到大,父亲为郑钦文安排的都是“高配”版的教练。

虽然郑建坪从事外贸、建材和汽车配件的生意,一度收入不错,但是当郑钦文离开湖北,成为一名纯靠家庭投入的职业运动员后,家庭财务压力剧增,有传闻他不得不卖掉老家的房子。

从小到大,父亲为郑钦文安排的都是“高配”版的教练、训练,在北京匠心之轮俱乐部的四年,教练组每周都会围绕她的进度专门开会,针对性做出专门的体能训练方案。如此“厚待”,自然需要金钱加持。

欧洲的比赛训练费用,也是每年至少300万元起。整个教练团队的开销都需要负担,包括机票食宿。为了筹钱,郑建坪向湖北省队争取了支持,经纪公司也会负担一些,但大多数还是得自己掏腰包。

这还不包括时间精力方面的投入,照顾郑钦文的饮食起居的一开始是外婆,后来妈妈在辞职后全面接手。

一路和郑钦文接受网球训练的孩子很多,他们中途要么拿网球成绩申请了外国学校,要么走上了体制内培养路线。

唯有郑爸爸持续投入。很难想象他为何会如此坚持,毕竟,这类似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最难的不是穿破的鞋、严酷的气候、跋山和涉水,最难的是,没人知道走了两万五千公里就会成功。

幸运的是,2019年,在郑建坪的努力下,郑钦文签约至世界顶级体育经纪公司IMG,这家公司曾签过谷爱凌、李娜……

2019年起,郑钦文远赴西班牙,接受更加严苛的培训。单调而高强度的海外训练岁月里,郑建坪没有一起前往,对于女儿的培养,他有重要的任务:物色教练,组建更加适宜和专业的团队。陪同、负责郑钦文起居生活的只有妈妈。

有段时间,当地的训练场每天早上七点开始管制,郑钦文就早上四点半起床,训练到七点结束,如此持续大约四个月。

即使仅以顶级赛事为标志来看,从1月份的澳网,到年中依次开赛的法网、温网、美网,再到10月份举行的WTA(女子网球联合会)年终总决赛,在所有的竞技体育中,女子网球运动每年的赛季,绝对称得上“漫长”二字,这对运动员和身后的团队提出的繁重考验,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郑钦文在海外训练中

在WTA崭露头角之后,人们逐渐了解到,冲到大满贯赛事总决赛的郑钦文,过去经历了多少奋斗的沉淀和积累。从2020年下半年往后,一年多时间里,她参加了大大小小近30项的比赛,算上备战、赛前通勤和正式比赛期等时间,她全年无休。

四年前,郑钦文世界排名尚在600名以后,处于进军成年职业赛场的关键阶段。只有17岁的她,长时间奔波在海外参赛,其中很多比赛,甚至只是属于WTA巡回赛的国际网联基础赛事——这是绝大多数同龄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体验,为了积累经验、快速提升排名,妈妈和教练团队成员带着郑钦文,几乎跑遍了欧洲各地去参赛。

时逢新冠疫情的大范围肆虐,辗转多地不可避免,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感染的风险,郑钦文和妈妈每次出门比赛,都选择开车前往目的地,车程动辄就在十小时以上。

“想起来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在车里待了一天半,仅仅是为了打一站比赛。我不想在首轮就被淘汰,接着再开22个小时回家,我想取得一些成绩,不让这些辛苦白费。”

听起来,郑钦文没有忘记自己流过的每一滴汗水。这是好事。肯吃苦,是一种宝贵的意志品质,让运动员得见自身技艺锤炼万遍过后的崭新天地;记得吃过的苦,会提醒运动员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激励人在前进路上走得更远。

训练中的郑钦文

在另一方面,对于家庭而言,培养的代价依然是巨大的。在郑钦文的年终单打排名,实现大跨度攀升的同时,郑建坪回忆说,从女儿展开职业生涯后,自己和孩子,这么多年“没过过年,没过过节”。

分居异国的一家三口,相聚最多的场景是飞机场——在机场见了面,拥抱完,妈妈带着郑钦文拖着行李箱就得匆匆登机。飞机冲上云霄,留下郑建坪一人在地上仰望,他觉得那就像女儿的职业前景,还要继续上升。

好在郑钦文足够争气。 从2022年的法网开始,当时只有19岁的郑钦文开启了自己的急速上升之路。 2023年美网打进八强、2024年澳网闯进决赛、在WTA500郑州站夺冠、在WTA250巴勒莫站两度捧起单打冠军……凭借着一场场胜利,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从三年前的几百位开外,狂飙到了如今的世界第7位。

此钢铁正是这样炼成的!相信郑钦文只是个开始,后面会有更多的郑钦文。

以网球的参与人数为例,还是2021年,中国网球爱好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992万,仅次于美国。

体育运动和经济一样,是讲究规模效应的,规模大了,玩的人多了,大家互相卷,才能真正进步,虽然人多了不一定会进步,但人不多一定不会有进步。

这是定律。

再说郑钦文的培养模式,成本并不是全部由家庭负担,而是标准的“混合培养”。也就是除了家庭负担的部分,国家还给了一部分补贴和资源。

郑钦文最早的团队,就是武汉体育局帮她搭建的。

中国体育的模式曾长期沿用“举国体制”,也就是由国家拨款,包揽运动员的吃穿用度,运动员衣食无忧,可专心训练和比赛。

但弊端也明显,由于国家拨款有限,能享受到资源的只有少数运动员,就会形成掐尖的局面。

有点类似衡水中学或者尖子班,把好生源都集中起来,有利于考出好成绩,弊端则是没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运动的普及了,大多数普通的学生被放弃了。

万一顶尖的运动员退役,后面的人顶不上来,就会青黄不接。

同时,“举国体制”会采用长期集训模式,对于个性化更强的年轻一代来说,难以接受。而且,由于国家在你身上砸了太多钱,包揽了一切。

那么作为交换,运动员的收入大部分被要求上交,必然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李娜当年的种种冲突,就源于此)。

“举国体制”的另一大弊端是豪赌属性,资源都给了少数人,就指望他们摘金夺银,然而问题是,万一没取得好成绩呢?

毕竟,体育比赛是不可预测的,胜负是一门玄学,而赛场上的各种意外简直不要太多。

“混合模式”和“举国体制”的不同在于,国家依然会给钱给资源,但不再集中于某个运动员身上。

而是把资源尽可能地平均分,每个人都有一点,比如,不光帮助郑钦文配备了教练团队,不少青少年网球选手也得到了类似的帮助。

不再掐尖,也不要求运动员上交收入,只是尽可能提供基础性的资源,提高部分由运动员自己想办法,自己去找更专业的教练、自己找路子去比赛等等,能不能打出来全看自己的造化。

这就叫“混合模式”。

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起来后,资源多了,玩网球的人多了,用不着再掐尖了。

完全可以广撒网。

“混合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运动员自负盈亏,不会产生冲突,无须长期封闭式集训,符合年轻一代的个性,在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总会有几个人脱颖而出。

一些人认为应该完全市场化,彻底和举国体制说拜拜,而不是走“混合模式”,其实吧,“混合模式”是符合现实的。

依然拿网球来说,职业运动员里,每年能拿到奖金的不到4000人,60%的人一毛钱奖金拿不到,因为奖金要达到一定的名次,才会有。

而大部分选手,要么是一轮游,要么进正赛都有困难。

即使能拿到奖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整个职业网坛能实现盈亏平衡的选手不到一千人,换句话说,90%以上的选手打网球是亏损的。

还是那句话,开支太大。

网球是需要团队保障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至少包括体能师、医生、营养师、教练、陪练、公关经理等。

团队的所有开支均由选手本人承担,压力山大,郑钦文每年光是去欧洲比赛的费用,就要300万,想出成绩就必须配备顶级的团队,这些钱是省不了的。

网球是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运动,每年的四大满贯有声有色,各种赛事的奖金以及相应的商业赞助,也相当地丰厚。

即使这样,对大部分网球运动员而言,盈亏平衡依然遥不可及。那么,那些职业化程度不如网球、收入也不如网球的运动呢?

它们的状况只会更艰难。

2023年,郑钦文的收入高达720万美元,除了一百多万是比赛奖金,其余的都是代言和赞助,在当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里,名列第15。

只不过这终究是个例。

对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哪怕想挣到720万美元的零头,也十分困难,要是没有国家的资源扶持,很难坚持。

这也是为啥要采用“混合模式”的原因。

就像经济体制,如果全是国企,就会没有活力,如果全是民企,就会过于残酷,缺乏兜底,必须两者兼有,形成互补,才是最合适的。

中国体育这些年最大的争论,就是该怎么走,是全盘职业化呢,还是重回举国体制。

重回举国体制是没有可能的,不用说成绩的事,光是长期封闭集训这种事,年轻一代就受不了,你非要这么搞,结果就是没人陪你玩。

只是,架不住部分人非要这么想,比如,足协就曾经想让国奥队踢中甲,篮球哪怕在几年前,依然有长期集训而忽视联赛的现象。

这些本质上是举国体制的思路,已不适应时代,可由于中国体育在转轨的过程中,成绩出现了波动,导致一些人认为,只要重回举国体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终究是不可能回头的,但怎么前进、前方的路在哪里又是个难题,而“混合模式”给出了重要的参考,两种体制是可以通过改革,互相兼容的。

市场的归市场,举国体制的归举国体制,两条腿走路是完全可行的。

既然能两条腿走路,就没必要死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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