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文夺金后，与父母通了视频电话。镜头那边，父亲郑建坪的眼睛已经哭肿。那时郑钦文才从母亲那里知道，本次奥运会她每比完一场比赛，父亲就会哭一次。
在媒体报道中，郑钦文第一次接触网球便与父亲有关。6岁那年，她随父亲从老家湖北十堰来到北京观看奥运会，见到了闯入奥运4强的“中国女网一姐”李娜。自那时起，网球的种子便在郑钦文心中埋下。
在中国，想要成为最顶尖的网球球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抄李娜作业”，郑钦文便是一直沿着李娜走过的路步履不停。
▲郑钦文在颁奖台上庆祝夺冠。受访者供图
在郑钦文启蒙教练陈宏鸣眼里，郑钦文是所有小孩中最刻苦的。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这样评价6岁时的郑钦文：“郑钦文从来不吃零食，也不喝饮料。说实在的，真有点心疼她。为了网球，她牺牲掉了很多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孩子训练时从没偷过懒，永远是第一个到球场，最后一个离开。”
后来，郑钦文又找到了当年李娜的启蒙教练余丽桥，那年郑钦文9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余丽桥特意强调了郑钦文与李娜的不同：“李娜送到我这儿时已经11岁，对于她的技术能力的打造很快有了初步想法和框架。但是这些方法不能直接用在9岁的郑钦文身上，她当时年龄太小，还没有进入长身体的青春期，甚至不能做大运动量训练。”
力量大，可塑性强是余丽桥对郑钦文的第一印象。在她眼里，郑钦文还是一个会要球的运动员。“记得她在我这里时，和一些队友打日常训练赛，性格上每球必争。即便一些或许出界、或许压线的争议球，郑钦文也毫不相让，甚至嘴上也不饶人。”2014年，郑钦文在余丽桥的带领下夺得了国内同年龄组的冠军，并在湖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上斩获五枚金牌。
同年，郑建坪认为女儿是时候“与国际接轨”，于是带着女儿到北京，找到了阿根廷籍的国际网球名帅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当年带领李娜拿下澳网冠军的教练。随着郑钦文逐渐走入世界赛场，郑建坪又联系到了西班牙教练佩雷·里巴。
据媒体透露，这位父亲为培养女儿耗费了大量心血以及金钱。从小到大，父亲为郑钦文安排的都是“高配”版的教练。
虽然郑建坪从事外贸、建材和汽车配件的生意，一度收入不错，但是当郑钦文离开湖北，成为一名纯靠家庭投入的职业运动员后，家庭财务压力剧增，有传闻他不得不卖掉老家的房子。
从小到大，父亲为郑钦文安排的都是“高配”版的教练、训练，在北京匠心之轮俱乐部的四年，教练组每周都会围绕她的进度专门开会，针对性做出专门的体能训练方案。如此“厚待”，自然需要金钱加持。
欧洲的比赛训练费用，也是每年至少300万元起。整个教练团队的开销都需要负担，包括机票食宿。为了筹钱，郑建坪向湖北省队争取了支持，经纪公司也会负担一些，但大多数还是得自己掏腰包。
这还不包括时间精力方面的投入，照顾郑钦文的饮食起居的一开始是外婆，后来妈妈在辞职后全面接手。
一路和郑钦文接受网球训练的孩子很多，他们中途要么拿网球成绩申请了外国学校，要么走上了体制内培养路线。
唯有郑爸爸持续投入。很难想象他为何会如此坚持，毕竟，这类似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最难的不是穿破的鞋、严酷的气候、跋山和涉水，最难的是，没人知道走了两万五千公里就会成功。
幸运的是，2019年，在郑建坪的努力下，郑钦文签约至世界顶级体育经纪公司IMG，这家公司曾签过谷爱凌、李娜……
2019年起，郑钦文远赴西班牙，接受更加严苛的培训。单调而高强度的海外训练岁月里，郑建坪没有一起前往，对于女儿的培养，他有重要的任务：物色教练，组建更加适宜和专业的团队。陪同、负责郑钦文起居生活的只有妈妈。
有段时间，当地的训练场每天早上七点开始管制，郑钦文就早上四点半起床，训练到七点结束，如此持续大约四个月。
即使仅以顶级赛事为标志来看，从1月份的澳网，到年中依次开赛的法网、温网、美网，再到10月份举行的WTA（女子网球联合会）年终总决赛，在所有的竞技体育中，女子网球运动每年的赛季，绝对称得上“漫长”二字，这对运动员和身后的团队提出的繁重考验，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郑钦文在海外训练中
在WTA崭露头角之后，人们逐渐了解到，冲到大满贯赛事总决赛的郑钦文，过去经历了多少奋斗的沉淀和积累。从2020年下半年往后，一年多时间里，她参加了大大小小近30项的比赛，算上备战、赛前通勤和正式比赛期等时间，她全年无休。
四年前，郑钦文世界排名尚在600名以后，处于进军成年职业赛场的关键阶段。只有17岁的她，长时间奔波在海外参赛，其中很多比赛，甚至只是属于WTA巡回赛的国际网联基础赛事——这是绝大多数同龄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体验，为了积累经验、快速提升排名，妈妈和教练团队成员带着郑钦文，几乎跑遍了欧洲各地去参赛。
时逢新冠疫情的大范围肆虐，辗转多地不可避免，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感染的风险，郑钦文和妈妈每次出门比赛，都选择开车前往目的地，车程动辄就在十小时以上。
“想起来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在车里待了一天半，仅仅是为了打一站比赛。我不想在首轮就被淘汰，接着再开22个小时回家，我想取得一些成绩，不让这些辛苦白费。”
听起来，郑钦文没有忘记自己流过的每一滴汗水。这是好事。肯吃苦，是一种宝贵的意志品质，让运动员得见自身技艺锤炼万遍过后的崭新天地；记得吃过的苦，会提醒运动员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激励人在前进路上走得更远。
训练中的郑钦文
在另一方面，对于家庭而言，培养的代价依然是巨大的。在郑钦文的年终单打排名，实现大跨度攀升的同时，郑建坪回忆说，从女儿展开职业生涯后，自己和孩子，这么多年“没过过年，没过过节”。
分居异国的一家三口，相聚最多的场景是飞机场——在机场见了面，拥抱完，妈妈带着郑钦文拖着行李箱就得匆匆登机。飞机冲上云霄，留下郑建坪一人在地上仰望，他觉得那就像女儿的职业前景，还要继续上升。
好在郑钦文足够争气。 从2022年的法网开始，当时只有19岁的郑钦文开启了自己的急速上升之路。 2023年美网打进八强、2024年澳网闯进决赛、在WTA500郑州站夺冠、在WTA250巴勒莫站两度捧起单打冠军……凭借着一场场胜利，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从三年前的几百位开外，狂飙到了如今的世界第7位。
此钢铁正是这样炼成的！相信郑钦文只是个开始，后面会有更多的郑钦文。
以网球的参与人数为例，还是2021年，中国网球爱好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992万，仅次于美国。
体育运动和经济一样，是讲究规模效应的，规模大了，玩的人多了，大家互相卷，才能真正进步，虽然人多了不一定会进步，但人不多一定不会有进步。
这是定律。
再说郑钦文的培养模式，成本并不是全部由家庭负担，而是标准的“混合培养”。也就是除了家庭负担的部分，国家还给了一部分补贴和资源。
郑钦文最早的团队，就是武汉体育局帮她搭建的。
中国体育的模式曾长期沿用“举国体制”，也就是由国家拨款，包揽运动员的吃穿用度，运动员衣食无忧，可专心训练和比赛。
但弊端也明显，由于国家拨款有限，能享受到资源的只有少数运动员，就会形成掐尖的局面。
有点类似衡水中学或者尖子班，把好生源都集中起来，有利于考出好成绩，弊端则是没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运动的普及了，大多数普通的学生被放弃了。
万一顶尖的运动员退役，后面的人顶不上来，就会青黄不接。
同时，“举国体制”会采用长期集训模式，对于个性化更强的年轻一代来说，难以接受。而且，由于国家在你身上砸了太多钱，包揽了一切。
那么作为交换，运动员的收入大部分被要求上交，必然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李娜当年的种种冲突，就源于此）。
“举国体制”的另一大弊端是豪赌属性，资源都给了少数人，就指望他们摘金夺银，然而问题是，万一没取得好成绩呢？
毕竟，体育比赛是不可预测的，胜负是一门玄学，而赛场上的各种意外简直不要太多。
“混合模式”和“举国体制”的不同在于，国家依然会给钱给资源，但不再集中于某个运动员身上。
而是把资源尽可能地平均分，每个人都有一点，比如，不光帮助郑钦文配备了教练团队，不少青少年网球选手也得到了类似的帮助。
不再掐尖，也不要求运动员上交收入，只是尽可能提供基础性的资源，提高部分由运动员自己想办法，自己去找更专业的教练、自己找路子去比赛等等，能不能打出来全看自己的造化。
这就叫“混合模式”。
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起来后，资源多了，玩网球的人多了，用不着再掐尖了。
完全可以广撒网。
“混合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运动员自负盈亏，不会产生冲突，无须长期封闭式集训，符合年轻一代的个性，在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总会有几个人脱颖而出。
一些人认为应该完全市场化，彻底和举国体制说拜拜，而不是走“混合模式”，其实吧，“混合模式”是符合现实的。
依然拿网球来说，职业运动员里，每年能拿到奖金的不到4000人，60%的人一毛钱奖金拿不到，因为奖金要达到一定的名次，才会有。
而大部分选手，要么是一轮游，要么进正赛都有困难。
即使能拿到奖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整个职业网坛能实现盈亏平衡的选手不到一千人，换句话说，90%以上的选手打网球是亏损的。
还是那句话，开支太大。
网球是需要团队保障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至少包括体能师、医生、营养师、教练、陪练、公关经理等。
团队的所有开支均由选手本人承担，压力山大，郑钦文每年光是去欧洲比赛的费用，就要300万，想出成绩就必须配备顶级的团队，这些钱是省不了的。
网球是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运动，每年的四大满贯有声有色，各种赛事的奖金以及相应的商业赞助，也相当地丰厚。
即使这样，对大部分网球运动员而言，盈亏平衡依然遥不可及。那么，那些职业化程度不如网球、收入也不如网球的运动呢？
它们的状况只会更艰难。
2023年，郑钦文的收入高达720万美元，除了一百多万是比赛奖金，其余的都是代言和赞助，在当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里，名列第15。
只不过这终究是个例。
对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哪怕想挣到720万美元的零头，也十分困难，要是没有国家的资源扶持，很难坚持。
这也是为啥要采用“混合模式”的原因。
就像经济体制，如果全是国企，就会没有活力，如果全是民企，就会过于残酷，缺乏兜底，必须两者兼有，形成互补，才是最合适的。
中国体育这些年最大的争论，就是该怎么走，是全盘职业化呢，还是重回举国体制。
重回举国体制是没有可能的，不用说成绩的事，光是长期封闭集训这种事，年轻一代就受不了，你非要这么搞，结果就是没人陪你玩。
只是，架不住部分人非要这么想，比如，足协就曾经想让国奥队踢中甲，篮球哪怕在几年前，依然有长期集训而忽视联赛的现象。
这些本质上是举国体制的思路，已不适应时代，可由于中国体育在转轨的过程中，成绩出现了波动，导致一些人认为，只要重回举国体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终究是不可能回头的，但怎么前进、前方的路在哪里又是个难题，而“混合模式”给出了重要的参考，两种体制是可以通过改革，互相兼容的。
市场的归市场，举国体制的归举国体制，两条腿走路是完全可行的。
既然能两条腿走路，就没必要死磕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