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8月17日)

读《道德经》，如果让我推荐几本参考书的话，我首先推荐的不是国学经典，相反我会推荐一些看上去跟《道德经》无关的。其中两本书我觉得是应该读的，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个人写的，一个叫《自私的基因》，一个叫《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就如大马哈鱼的一生是如此波澜壮阔，又是如此充满悲剧性，甚至是绝望。在整个过程当中大马哈鱼都是在奋勇争先，历经千难万险，回归到它的终点，为它的基因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截取任何一个小段，都好像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大马哈鱼在洄游的时候，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瀑布的时候，无数的大马哈鱼冲刺、跳跃。有的一下子跳上去，像鲤鱼跃龙门似的；有的摔下去了，再也上不去；有的正好奋不顾身地投进了灰狼的血盆大口。

在一个更长的故事线来看，这些都好像渐渐地变得微不足道。因为即使是那些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回到了它们的出生地，最终有资格为它们的生殖做出贡献的，但是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所有的这些幸存者也都全部死去。尸体浮在水面，让有可能吃鱼卵的鸟吃它们的身体，来掩护它们的下一代。而下一代一旦孵化出来，它们沿着河流向下，开始了一个其实早已经发生无数次的故事。

每一个阶段性的都是一个小故事，整体是一个大故事。而且所有的大故事又汇聚成一个无数次的轮回、重复，又是一个更大的故事。每一个个体都是基因的承载者，为基因的延续不遗余力地，而且自以为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去牺牲自我而不自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演员，而真正的主角从来就没有出场。

基因还只是某个物种的那个不出场的真正的主角，所有的生物都有基因，在基因之上又是什么？当你想进入这样一个视野的时候，才可以说稍稍感受到了什么叫道，什么叫器。

器是看得见的，道是看不见的，器是界面，道是原代码，是底层的程序。这个在表层的作为界面的、作为可见的器，与不可见的道相比，可见的那些器、那些个体只能说微不足道。

有一个成语出自于《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人们常常用塞翁失马的故事来解释这段话，如果塞翁失马是一个大故事的话，那么这个大故事里面又包含着一个个小故事。

首先居住在边塞附近的一个老翁他们家的马丢了。这一个小故事已经发生了，这首先意味着不幸。但是塞翁的态度很有意思，他好像没有因为这个损失而感到悲哀和沮丧。过了几天，丢掉的那匹马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匹很好的马。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又好像是一个喜剧，一个欢乐的故事。但是正如他在该悲哀的时候，没有悲哀，在他该欢乐的时候，好像也不怎么欢乐。接着是他的儿子骑着这匹意外得来的好马，非常兴奋。然后这个故事又发生了，他的儿子摔断腿了，这听起来又是一个悲剧。接下来这个故事进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好像又变成了一个喜剧，因为边关危机，朝廷要大量招兵买马，所有的适龄青年都要去当兵打仗，而他的儿子因为腿摔断了，就免去了兵役。

这里面我们把整个故事叫大故事，它是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组成的。整个过程像是坐过山车似的，一会大喜，一会大悲。这个故事里面塞翁的态度耐人寻味，既没有大悲，也没有大喜，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常说的平常心。他之所以有这种平常心，是因为他具备一个大视野。

就像一个人面对一部史诗般的大剧，他事先已经得到剧透，面对每一个桥段的波澜起伏，他都会保持一种平静的状态。这种平静的状态《道德经》称为“闷闷”，就是闷闷不乐的闷闷。这个闷闷就是既不悲也不喜的那样一种状态。他投入不投入？他也好像在投入，眼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也会产生某种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一种受到了天然的节制，被打磨的那样一种情绪状态。《道德经》认为这样的状态才是一种真正恰当的状态，这个塞翁具有了圣人的某种特性。

圣人是什么样子的呢？老子说：“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就是圣人做事情他又在做，但又不是，就是我们说的他始终受到了某种天然的节制和打磨，看不出明显的人为的色彩。“方而不割”，方正，但是不简单粗暴地去干预。“廉而不刿”，就是锋利，但是不会去刺伤人。“直而不肆”，说话办事很直率，但是不放肆。“光而不耀”，就是散发着光，但不耀眼。

在第六十七章里，老子把这种圣人的风范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化。这个深化是什么呢，就是道有个很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

我们知道道是字，大是名，道的名字叫大。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大，大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不肖，就是不精确、不具体、不清晰。我们说的那个肖像，肖像就是一幅清晰的画像。不肖子孙，就是变形了，扭曲了。道的特点，也就是因为它是大，大的特点就是不像。所以老子认为道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像，看着像的就不是。就像在销售行业里面有一句话，最顶级的销售员就是那些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做销售的那种人。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稍稍领略一点什么叫道的特点，就是不肖。由于不肖，所以它产生了三个特点，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都是说不抢眼、不显眼，很不精致，很含糊。

我们从大故事小故事，从塞翁失马，我们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语境里面再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了。一个小故事发生的时候，真正懂得这个故事意义的人，他会有一种不肖的认知态度，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能够保持一种沉着冷静，一种天然的节制，受到了天然的打磨。

深谙戏剧之道的人，看到一个戏剧冲突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不像我们普通的人那么激动，至少是激动的方向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给你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一定包含着另外一个剧情，我们会为每一次剧情的变化而欢呼雀跃，或者捶胸顿足。你不懂得“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规律，你更没有意识到“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小故事，而大故事是深埋在小故事里的，当然一部故事最重要向你呈现的是那个大故事。

20世纪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竺可桢，他研究中国的气象史。他对中国历史气候的变迁，以及气候变迁是如何影响社会变化的，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中国地图上绘制400毫米降水线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这条降水线跟长城几乎是重合的。我可以想象当时他的那种震撼。

我们知道长城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套人工建立起来的屏障，是农耕民族为了避免游牧民族的侵扰、侵略，而做的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长城是人为的，是人造出来的。但造的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长城本质上不是他们造的，是天造的。

从自然的角度看，400毫米降水线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个降水线以北是不可能从事农业的，所以他们只能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历史上的气候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当400毫米降水线南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原来的游牧民族所生活的那个区域的降水量就会减少。降水量减少，就意味着草的生长就不够茂盛，甚至出现那种草原特有的饥荒。一旦出现这种饥荒的话，他们要生存，只能够追随着降水线南移，他们的活动轨迹就会突破这条降水线。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一次次的侵扰，他们的行踪正好与400毫米降水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从这里头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故事和小故事。

《道德经》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每天面对的世界都是由一个个小故事、小场景组成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久了之后，就很容易被它锁定，我们只看见这些小故事、小场景。在一个故事里头奋不顾身，我们去奋勇争先；但从一个更长的故事线来看眼前发生的这个小故事，它就是一个事故，就是一个事变。大故事是小故事的参照系，你看懂小故事，不能明白大故事。但你明白大故事以后，你才能更清晰地看见那个小故事，它的前世今生，它的某一个很容易忽视的小点里面，蕴藏着在此之前发生过什么，以及也预示着在此之后发生过什么。

表面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实际上我们是被一种没有意识到的“玻璃墙”隔离开来，生活在各自的平行世界里。你只有在大故事的参照系上，才能看到小故事的本质。用我们前面的话说，它的尽头就是无限游戏，历史有的是时间，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无限游戏。但是在每一个时刻它都发生着有限游戏，也就是都是以求胜为目的，只要胜败一确定，游戏就马上收场的那种有限游戏。

《道德经》它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既要看到眼前的这个有限的游戏，这个小故事，同时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背后的那个玩家，那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讲，就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