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香港要走高端路線，要發展創新科技，然而，創意何來？新科技何來？

大企業的研究部是一個來源，正如日前火熱的華為三摺智能手機，突破了技術關口，把手機與平板電腦共冶一爐，這種新技術的出現，是企業投入大量研究資源的結果。

另一個創新科技來源，當然是大學。舉個例，瘟疫來襲，醫護在前線搶救，研究新藥及治療方法，就要靠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團隊想方設法找出路。

所以，大學是令社會進步、發展和飛躍的一個很重要部分。

大家可有想過，大學為何存在？如果純粹為育人、為令人民有知識，有中學就夠了，何需花這麼多錢去搞大學教育？

新中國一窮二白的年代，全靠一班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和科研人員，為國家研發出一批批大國重器。五四運動，也是靠一班大學生的醒覺，帶領民眾捍衛國家權益及尊嚴。

大學教育對未來很重要，所以香港政府毫不吝嗇年花數百億來資助大學教育。

小小的香港，面積1100平方公里，人口740多萬，卻擁有八間政府資助的大學。按此比例，香港的科研水平理應非常高超？香港人的家國情懷、道德操守、知識水平、思考能力理應高人一籌？

不見得。

2014年佔中、2019年黑暴，大學都是暴動的橋頭堡，大學師生甚至是暴徒來源。對比起五四運動時為國家站出來的大學生，或者香港70年代保釣運動為捍衛國家主權站出來的大學生，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明顯失去了為國鑄造精神楝樑的教化作用。

精神上不行，那科研的社會作用又如何？

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說過，發展高端製造業是香港的出路。然而，製造業其實只佔香港生產總值1%，對比其他地區，深圳是40%，台灣是34%，而香港那1%主要來自業界，大學的貢獻佔極少比例。

大學本該是科研基地、創新技術的孵化地、社會前進的引擎，香港有八間由納稅人供養的大學，國際排名不錯，論文也不少，但對香港的實際貢獻，卻不成比例。

日前，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楊志剛教授撰文，提出一個非常大膽且有建設性的想法，就是模仿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把香港八間大學合併為「香港聯合大學」，設「總校長」負責統籌八所分校的整體發展，包括資源調配。八所分校的校長及副校長制度不變、職權不變，但就改為向「總校長」負責，取消現有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楊教授長期在大學管理層工作，深明今日香港的大學如何遠離教育初心。他在文章直言：本港大學的人才，世界一流，但為何對經濟民生科技創新的貢獻，卻是世界三流？

歸根究底，楊教授認為，罪魁禍首是本港高等教育制度被設置太多「牢籠」，包括教資會頻繁的評審、院校割喉競爭、英國對本港高校的殖民式管理等等。

舉個例，教資會每6年就會對八間大學進行評審，他們找來361個專家，當中70% 即252人是來自海外（主要是英國），他們以國際專家身份飛抵香港，逐一評審本港4200名教研人員的所有超過16000多項的研究。

這361個評審專家會分為13個小組，掌權的是32位正副召集人，而這32人中，24位是來自英國，其餘來自美加澳，內地和本地專家，一個都沒有。

楊教授批評教資會這種評審態度，明顯是認為英國科研獨步天下，「國際就是英國，世界就是西方」，思維仍停留在1997年前。

由於評審結果會直接影響大學撥款，於是，各大學會為審查疲於奔命，大家拼命寫論文搶分，追隨西方專家喜好。至於大學研究能否配合社會甚至國家發展，完全不在考慮之列。

大學是智慧集中地，防止聰明人聚在一起，最好的方法，就是分而治之，製造競爭，令大家爭做頂流，沉醉在「世界級大學、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國際化、追求卓越」等口號中，而忘了大學最重要的作用：培育人才，貢獻國家。

原來，回歸27年，香港的大學仍被英國設計的那套人才培養術主導著。感謝楊教授把問題揭出，並提出大學改革的新方向。

大學教育爛成這樣，小修小補已無補於事，我們期待一場翻天覆地的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