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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既怂又硬的背后:揭秘伊朗两党30年权力斗争史(上)
两抖云
2024年10月23日

(原文發表於2024年10月15日)

2024年7月31日,在参加完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之后,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睡梦中被以色列特工炸死,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

哈尼亚的死,在伊朗高层内部引发了激烈争吵。

根据《每日电讯报》在伊朗高层的线人披露,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们是群情激愤,尤其是圣城旅的负责人伊斯梅尔·卡尼,他要求立刻报复以色列,用导弹雨攻击特拉维夫,彻底把脸撕破。

伊斯梅尔·卡尼

但新总统佩泽希齐扬强烈反对,他极力劝说将领们保持克制,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如果你们非要动手,可以打击以色列在海外的军事目标,比如摩萨德在伊拉克的军事据点,这样可以避免和以色列全面开战,出出气得了。

佩泽希齐扬

指挥官们对新总统嗤之以鼻,说人家是因为参加你的就职典礼才被炸死的,你说这话不丧良心吗?于是坚持要和真主党一起,对特拉维夫发起攻击。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新总统,希望能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不是伊朗总统和革命卫队第一次发生矛盾了。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伊朗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就经常干仗。如果往深了挖,这两方分别代表伊朗内部的两股力量,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温和总统为代表的改革派。

但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抗,只是伊朗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象,而要理解伊朗的操作,必须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即保持主权的独立性,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说,保守派的任务是维护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独立,而改革派则致力于国家现代化以发展经济。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伊朗设立了两套并行的权力架构,政治一套,宗教一套。而正是这两套权力架构,让伊朗拥有了两副面孔,经常使人迷惑不解。

如果抓不住伊朗的主要矛盾,也就搞不懂伊朗到底在忍什么,又为何在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被杀之后,就算顶着全面开战的风险,伊朗也要报复以色列。


 

1979年2月,伊斯兰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成立,霍梅尼成了最高领袖。

可前国王巴列维已经搞了小20年的全盘西化,所以当时的伊朗是狗长犄角,洋里洋气的。这怎么行?于是掌权的教士集团,从军事、行政、立法、司法四个方面,对伊朗进行了彻底的伊斯兰化改造。方法也简单,在原来的权力机构之上,叠加一个权力更大的宗教机构,来监督原来的权力部门。

于是伊朗就有了两套权力班子。

比如在军事上,伊朗原本有国防军,但霍梅尼成立伊斯兰化的武装力量,也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最高层的支持之下,它陆续组建了陆海空三军和圣城旅,成了一支正规军,总人数高达12.5万,也拿走了大部分军费,而且只听命于最高领袖一人。

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阵亡)

再说立法,立法是议会的事,比如美国的参众两院。

伊朗也有议会,而且议员是民选的。但教士们怕议员们瞎搞,又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宪法监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权力极大,12名成员全部是宗教人士,由这个委员会监督议会的工作,不符合教义的法令一律取缔。

这个委员会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筛选总统竞选人,所以宗教领袖们看不上的人,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

行政也是这样,总统虽然是行政首脑,但上面还有一个最高领袖,内政外交上的大事,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最高领袖手中。

而革命卫队不仅代表军权,也可以在议会、政府和司法部门安插自己的人,所以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中,革命卫队都有一定话语权,从而帮助最高领袖掌控权力。

所以革命卫队已经超出了军队的范畴,是一个代表教士集团的权力机构。

但在新政权建立初期,宗教体系的能量远在世俗政治体系之上,但宗教体系的运作,从一开始就让伊朗陷入了重重孤立之中。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输出革命。

对于掌权的教士集团来说,新政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传播什叶派教义。教士们想建立一个“世界伊斯兰政府”,于是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全球革命部”,以领导各地的伊斯兰革命,后来负责输出革命的,是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

但先向谁输出革命呢?巧了,家门口就有一个现成的,那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掌权的是逊尼派,但只占总人口的三到四成,可超过半数的人属于什叶派,和伊朗是一家的。什叶派虽然人多,但一直被政府强力压制,所以早就憋着一肚子邪火。于是霍梅尼在拿到政权几个月之后,就号召伊拉克的什叶派起来造反。

那时候萨达姆刚刚上台,老萨何许人也?中东太岁神、西亚活阎王,一看这架势,心想与其等你来搞我,还不如先把你掐死在摇篮里,以绝考研的后患,于是在1980年向伊朗发起了全面进攻,两伊战争爆发。

战争打了8年,重创了两国经济,但对伊朗的冲击更大,因为大多数中东国家也是逊尼派掌权,比如沙特、阿联酋,所以都担心伊朗会策反国内或邻国的什叶派,于是都普遍敌视伊朗。

这种敌视随着抵抗之弧的兴起,变得越发严重,比如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最终爆发了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代理人战争,沙特甚至一度和以色列一起,敦促美国赶紧对伊朗下手。

这还没完,除了输出革命,在意识形态上,伊朗的态度也非常强硬。

伊朗认为,西方腐化堕落的文化是伊斯兰世界的大敌,于是霍梅尼把美国称为“大撒旦”,也就是大魔头的意思,而美国的老铁以色列,就毫无悬念地成了“小撒旦”,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双方没有任何缓和空间。

同时,霍梅尼认为苏联也有瑕疵,因为消灭私有制并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是妥妥的异端,于是提出了“不要西方,不要东方”的外交策略。

这一套下来,伊朗不仅和美苏撕破了脸,和阿拉伯世界也闹掰了,几乎被全球主流社会孤立,所以在经济上越发困难。当1989年战争结束时,国内早已是千疮百孔,以2010年美元计价,人均GDP从革命前的7622美元,一路下降到3000美元,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大幅下滑,于是恢复经济就成了伊朗的头等大事。

这时候伊朗人意识到,必须纠正宗教体系的偏激路线。再加上霍梅尼在1989年病逝,于是进入90年代之后,伊朗开启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政治体系的实力,比如扩大总统权力,削弱宗教团体职能等等。

但因为改革力度不大,经济上并没有太大起色,伊朗的老百姓实在等不了了,于是准备上点强度。


 

在1997年的总统大选中,伊朗选民集体出动,投票率高达80%,而且7成的民众都把票投给了穆罕默德·哈塔米,一个改革派候选人。

穆罕默德·哈塔米

哈塔米本来是打酱油的,属于气氛组,真正的候选人是保守派的议会会长阿里,各大国家电视台重点宣传的也是他,留给哈塔米的镜头非常少。

万万没想到,哈塔米当选了,可见伊朗民众对改革的渴望。哈塔米的上台,意味着伊朗的改革派正式走上前台,和宗教保守派打起了擂台,这一打就是20多年。

哈塔米上台后动作非常大,比如开放新闻舆论、发展私营经济,并接连访问了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试图恢复和西欧的关系,甚至对美国也伸出了橄榄枝。

1998年1月,哈塔米在接受美国CNN采访时,不仅希望能和美国政府直接对话,消除误会,还说出了一段让国内震惊的话。哈塔米表示:我个人对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52名外交官这事感到遗憾,今后伊朗会变得更加理智负责。

哈塔米的话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把克林顿也哄开心了,随即发表对了伊朗人民的讲话,几个月后,美国部分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但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宗教保守派就不干了,因为伊朗人质危机是反美的标志性事件,哈塔米此举无异于向大魔王投降,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法维更是大声疾呼,哈塔米这是要颠覆伊斯兰政权。

前革命卫队总司令 萨法维

但哈塔米的务实态度得到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在他的调解之下,双方达成了和解。随后,伊朗不仅和英法德陆续建交,GDP增长率也翻了一倍,失业率和通胀率也下来了,国家慢慢进入正轨。

但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911事件的爆发,让美伊关系急转直下,伊朗必须再次依赖保守派了。




 

随着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轰然倒塌,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猛然想起一个预言,而做出这个预言的人,是哈弗大学的著名教授——亨廷顿。

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书,他在书中指出:随着苏联的垮台,原本国家之间的对抗,会被文明之间的对抗所取代,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会对基督教文明发起直接冲击。但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前者只能依靠恐怖袭击,而且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动手。

亨廷顿写这个书的本意,是为了提醒克林顿政府,不要因为搞垮了苏联就飘了,以后咱们还有大麻烦。可当时的美国人都沉浸在赢得冷战的喜悦中,不仅不信亨廷顿的话,反而到处黑他,说这人坏得很,挑拨我们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不管亨廷顿多着急上火,就是听不进去,怎么,不听你的,美利坚就要亡国咯?

万万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当看到满屏的“黑子说话”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悔恨不已,并开始刻苦研读亨廷顿的著作,最后憋出来一个大招,也就是小布什在2004年6月提出的“大中东计划”。

在该计划中,美国准备利用西方的民主体制和生活方式,彻底改造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让他们远离原教旨主义,在实现了自由和民主之后,伊斯兰文明就能和基督教文明和平共处了。

于是2010年之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陆续被反对派颠覆,叙利亚到现在还打着内战,而巴林、阿曼、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陆续受到波及。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迅速崛起,整个大中东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而西方国家给这场动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阿拉伯之春。

说到底,无非是洗脑而已。

但在这之前,打击恐怖主义就成了美国的头等大事,而那些支持恐怖主义,尤其是手里可能握有大杀器的国家,就成了美国的重点打击对象。

于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被推翻,而伊朗,不仅是神权治国,还一直在从事铀浓缩活动。过去美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911之后,心态血崩的美国人,不可能再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了。

类似的还有朝鲜,所以我们看到,自2002年之后,伊朗、朝鲜核问题相继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用了一切手段,来监督伊朗的核活动。

一开始伊朗还愿意配合,但美国的要求越来越离谱,态度也越来越蛮横,最后甚至要求伊朗完全终止核实验。

因为祖上雅利安人灭国无数,波斯帝国也比较豪横,导致伊朗人非常骄傲。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伊朗高层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于是掉头开始支持保守派。


 

2005年,前革命卫队军官,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了大选。

内贾德属于保守派中的强硬派。他当选后,可把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法维乐坏了,说这把人民群众的眼睛终于雪亮了,和伊斯兰政权是心连心。

随后大批革命卫队出身的人进入政府任职。本来政府和总统属于改革派的,这下好,全成保守派了,军政两家亲如兄弟,政治改革派被死死压制。

内贾德的思路是,伊朗和谁都能和解,唯独美国和以色列这俩魔头不能,除非你俩彻底放弃对我的敌视,否则一切免谈。

所以内贾德对核问题非常强硬,不仅加快了铀浓缩进度,还炫耀自己的新离心机。小布什一看,也别废话了,抓紧制裁吧。

于是从2007年开始,伊朗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而随着制裁力度的加大,伊朗人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尤其是2012年,伊朗的主要银行被踢出了SWIFT之后,伊朗的进出口贸易受到重创,国内经济危机爆发,民怨沸腾。

重压之下,伊朗终于认识到,让宗教保守派独掌大权是不行的,必须要在宗教和世俗政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四阶段:改革派的野望

2013年,改革派鲁哈尼赢得了大选。鲁哈尼总统一上台,立刻跑到美国访问去了,希望能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重启核谈判。

鲁哈尼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2015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成功签署,这场持续了13年之久的争端终于画上了句号,各方逐渐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伊朗的经济随即好转。

伊核协议能签署,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因为东大的快速崛起让美国心急如焚,于是奥巴马想迅速从中东抽身,以集中力量对抗中国,所以不想再和伊朗过度纠缠,阿富汗那边也准备撤退。

立了大功之后,鲁哈尼的胆气就壮了,想趁热打铁深化改革,于是准备拿保守派开刀。

2017年4月,鲁哈尼在会见伊朗的经济学家时,首次向革命卫队开炮,他说“《宪法》将发展经济的事交给了人民和政府,让政府放手发展经济,可我们做了什么?‘无枪的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给了‘带枪的政府’,这个带枪的政府拥有枪支、媒体和所有一切,谁还敢跟它竞争?”

这个带枪的政府,指的就是革命卫队。当年为了筹办军费,从80年代开始,伊朗就把基建、房地产、石油、金融等行业的大批业务,都交给了革命卫队打理。

尤其是内贾德上台之后,革命卫队连获大单,动辄几十亿美元,导致其经济实力大涨。比如伊朗最大的石化公司,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就是革命卫队的产业。根据外界保守估计,革命卫队手里的资产,大约占伊朗经济总量的2到3成。

鲁哈尼做梦都想肢解这个商业帝国,从而拿回经济主导权。

但鲁哈尼的言论,引发了革命卫队高层的强烈不满,说这是政府对革命卫队的抹黑。正巧当年年底,伊朗各地都爆发抗议集会,史称“十月抗议”,于是革命卫队立刻指责鲁哈尼,说这都是政府无能导致的。

鲁哈尼并没有退让,反而在2018年2月再次开炮,公开要求革命卫队放弃经商。

正在双方血压飙升之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又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也意识到革命卫队的生意有点过了。为了支持鲁哈尼的经济改革,哈梅内伊下令,限制革命卫队的经济扩张,并关闭了其下属的5家银行。

革命卫队听从了哈梅内伊的指示,双方又一次达成了谅解。

此时的伊朗,制裁解除了,内斗缓和了,改革上路了,形势一片大好。

说到这,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支持的是改革派,其实不然,如果伊朗只依靠改革派,那可能死得更快。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伊朗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命运的铁锤再一次敲碎了伊朗人的强国梦。

而美俄的翻脸,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为困境中的伊朗,乃至整个中东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伊朗的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主打一个拖字诀,宗教保守派和改革派出现了战略合作。

而瞅着美国国力逐渐衰微,以色列只能拼死一搏,通过激怒伊朗彻底点燃中东,从而把美国死死拖住,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巴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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