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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4年10月18日)*注意!本文无意比较中美两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优势与劣势,本文也无意探讨中美的文化或信仰的差异,仅仅专注于两国在制度运行中的矛盾性和不可调和性。
中国和美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
所谓结构,就是指由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建构。
所谓结构性矛盾,就是指部分之间目的与功能的不可共存或者建构逻辑上的相互抵触、不可调和。
所谓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即是说:中国和美国是不可共存、不可调和的关系。
中国与美国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在社会运行的制度设计上,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理论;更准确地说,根植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更更准确地说,根植于对待“资本”的不同态度。
美国,是建立在对资本的臣服和对资本逐利规律的遵循基础上的国家。自1776年以来,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其时,盎撒人、卡斯蒂利亚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意大利人、高卢人、日耳曼人仿佛找到了他们生命的指引,纷纷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生产与贸易之中。“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差不多同假设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时所能有的分配一样;这样,没有打算去作,没有真正去作,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资料”(《道德情操论》,第4卷,第304——305页)。他们坚信,他们的自私、逐利、对资本积累的执着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随,不仅能给自己带来财富,更能够给社会增进福利和进步,是正义、伟大而且前景光明的。不可否认,资本逐利规律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野蛮生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美国,则是在同一历史时期,按照这一社会理想建立的国家。他们从建国开始,就抱着一种“真理”引导下的优越感,让资本及其逐利规律的作用体现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民生到政党政治,从科技创新到外交战略,资本及其逐利规律是分析和预测个体与组织行为、与趋势的重要工具,建构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最大共识,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价值观,是美国社会的人性、认知、策略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反观中国,“资本”在中国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影响也远不及美国。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有资本家、有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却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的运行规律从未真正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首要遵循。中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在与皇权、民权、政党、军阀、列强的混战与绞杀中败下阵来,跌落中国的政治舞台。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民意中,并无存在的正当性。这使得“资本”在中国,没有在美国那样的神圣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一词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的主流语境中,资本及其逐利规律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四十年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有意思的是,历届中国政府皆强调要“尊重市场规律”、“完善市场机制”,对资本的要求则多是“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可见,中国对待资本及其逐利规律的态度是两分的:规律属于市场,意志却出于资本;市场是多数人的,资本是少数人的;市场是可以通过制度进行控制的,资本则只能通过控制资本家来完成控制。在当今中国,资本,只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工具之一,必须听命于政治,听命于政府。毕竟,美国的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可以拥有一切,而中国的资本家只是拥有了资本本身。
然而,195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的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进行阐述,提出了“囚徒困境”的模型。此后,越来越多类似的经济学模型明确无误地证明了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的利益。进一步说,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把资本作为价值取舍的首要遵循和把“逐利”作为第一优先的行为方式,在长期、复杂的人类社会博弈中绝不是最优的。亚当·斯密及其支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运行的立论假设是不成立的。但现实是,这个世界上业已存在一个资本听命于政府的中国和一个政府听命于资本的美国,两者都已构建了基于路径依赖的复杂结构且无法轻易地发生改变。虽然美国在近二十年中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再向民族主义急剧转向,但任何指望美国能够自动走入国家资本主义、走入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痴人说梦,在双方充分发展且势均力敌的阶段,结构性矛盾已经不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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