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10月18日)

*注意！本文无意比较中美两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优势与劣势，本文也无意探讨中美的文化或信仰的差异，仅仅专注于两国在制度运行中的矛盾性和不可调和性。

 

中国和美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

 

所谓结构，就是指由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建构。

 

所谓结构性矛盾，就是指部分之间目的与功能的不可共存或者建构逻辑上的相互抵触、不可调和。

 

所谓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即是说：中国和美国是不可共存、不可调和的关系。

 

 

 

中国与美国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在社会运行的制度设计上，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理论；更准确地说，根植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更更准确地说，根植于对待“资本”的不同态度。

 

 

 

美国，是建立在对资本的臣服和对资本逐利规律的遵循基础上的国家。自1776年以来，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其时，盎撒人、卡斯蒂利亚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意大利人、高卢人、日耳曼人仿佛找到了他们生命的指引，纷纷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生产与贸易之中。“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差不多同假设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时所能有的分配一样；这样，没有打算去作，没有真正去作，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资料”（《道德情操论》，第4卷，第304——305页）。他们坚信，他们的自私、逐利、对资本积累的执着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随，不仅能给自己带来财富，更能够给社会增进福利和进步，是正义、伟大而且前景光明的。不可否认，资本逐利规律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野蛮生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美国，则是在同一历史时期，按照这一社会理想建立的国家。他们从建国开始，就抱着一种“真理”引导下的优越感，让资本及其逐利规律的作用体现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民生到政党政治，从科技创新到外交战略，资本及其逐利规律是分析和预测个体与组织行为、与趋势的重要工具，建构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最大共识，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价值观，是美国社会的人性、认知、策略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反观中国，“资本”在中国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影响也远不及美国。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有资本家、有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却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的运行规律从未真正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首要遵循。中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在与皇权、民权、政党、军阀、列强的混战与绞杀中败下阵来，跌落中国的政治舞台。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民意中，并无存在的正当性。这使得“资本”在中国，没有在美国那样的神圣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一词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的主流语境中，资本及其逐利规律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四十年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有意思的是，历届中国政府皆强调要“尊重市场规律”、“完善市场机制”，对资本的要求则多是“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可见，中国对待资本及其逐利规律的态度是两分的：规律属于市场，意志却出于资本；市场是多数人的，资本是少数人的；市场是可以通过制度进行控制的，资本则只能通过控制资本家来完成控制。在当今中国，资本，只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工具之一，必须听命于政治，听命于政府。毕竟，美国的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可以拥有一切，而中国的资本家只是拥有了资本本身。

 

 

 

然而，195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的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进行阐述，提出了“囚徒困境”的模型。此后，越来越多类似的经济学模型明确无误地证明了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的利益。进一步说，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把资本作为价值取舍的首要遵循和把“逐利”作为第一优先的行为方式，在长期、复杂的人类社会博弈中绝不是最优的。亚当·斯密及其支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运行的立论假设是不成立的。但现实是，这个世界上业已存在一个资本听命于政府的中国和一个政府听命于资本的美国，两者都已构建了基于路径依赖的复杂结构且无法轻易地发生改变。虽然美国在近二十年中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再向民族主义急剧转向，但任何指望美国能够自动走入国家资本主义、走入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痴人说梦，在双方充分发展且势均力敌的阶段，结构性矛盾已经不可回避。

 

 

 

综上所述，基于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的现实，能够得到但不限于以下推论：

 

 

 

第一，中国与美国不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不能脱离资本的所有者谈论资本。“逐利”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这意味着，首先，“谁去逐利？”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主体，一个本位。有共同利益的是友，有利益冲突的则是敌。这就不难理解“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成为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理所当然的经典表述。其次，“利”既然需要逐，就意味着“利”是稀缺品，你有我无，你死我活。零和博弈，冷战思维，根本上来说是资本逐利规律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表现。第三，当“逐利”的执念成为资本主义的集体焦虑，当“利益最大化”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时，在美国的决策层内部，任何人也承受不起附和“共同价值、集体繁荣、可持续发展、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政治后果，这些词条要么是骗局， 要么就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相对而言，由于不受资本力量的束缚，中国的价值观表现出了自由主体在多重复杂价值体系考量下综合的深思熟虑，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具有主动性、历史性、地缘性、全局性的特点，因此不像美国那样短视、片面和过分现实的残酷。

 

 

 

第二，中国与美国不会具有共同的决策和行为方式。诚如美国政治无法摆脱逐利规律，美国的政治家也无法摆脱资本的控制。故美国的政治家的决策只能十分谨慎地在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中进行周旋。好消息是，他们只需要对“选票”这个高度抽象化的指标负责，因为选票只能表达“要”和“不要”，并不能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详尽的方案，这为美国政治家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相反，中国的决策工具则要丰富得多，资本的力量只是工具之一，决策会考量多方面的指标，实事求是地追求最优解，最终对社会的反应、实际利益的生产与分配、一些具体问题的利益相关方负责，并最终形成一种叫做“政绩”的标准对中国政治家是否成功进行考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亦是如此。美国善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成本收益核算问题，并动用资本运行的规律去加以实施，但由于要对本国的资本所有者负责，在方案中夹杂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货”就成为家常便饭。所以，美国的外交工作无非就只剩下两件事，一件事情是逐利，谈“开放”，谈“合作”，谈“准入”，谈“标准”，目的无非是要资源要廉价劳动力要市场，要得到的就谈，要不到的就打烂了再谈；另一件事情则是布道，民主、自由、选举只是幌子，真正要布道的是对方社会对资本的臣服和对资本逐利规律的信仰，最终把大资本家推上政治舞台。在国际交往方面，中国的决策和行为其实也是看菜下饭，通常中国做得最多的还是讲市场规律，谈生意合作，照合同执行，至少表面上很公平。其实，对于资本家当权的国家，中国需要很小心地识破他们的“盘外招”，拒绝资本所夹带的“私货”。而对于有能力通过种种方式制衡或控制资本的国家，中国才可以谈政治交往、民间交流，甚至军事合作。做到这一切其实不容易，首先依靠的是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带来的强大竞争力，其次还有在自身理想主义原则上维持大国责任与信用的自觉与坚持。中国与美国不同的决策和行为方式，最终很可能将造就两个世界。

 

 

 

第三，中国与美国不会具有共同的经济运行方式。曾几何时，美国经济是双核心的，即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两者相互配合，互不越界，更多遵循着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规律，遵循着优胜劣汰的硬预算约束，那个美国，是值得尊重的。但由于本文不赘述的原因，现阶段，美国经济的核心力量只剩下因为焦头烂额而变得更加贪婪的金融资本和被成本与竞争大幅削弱的工业资本。反观中国这边，则从建国伊始，就一手打造国家命脉工业，一手把控工业资本的全盘国有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批史上最强大的企业，它们以国家预算支持，用国家财政背书，本质上来说，是伪装成有限公司的无限公司，并且为了这类企业的存续和发展，中国还可以随时调用政策、法律、财政甚至军队等一篮子工具为其服务，这本质上，就是中国政府意志在经济领域的延伸。这当然与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定义的公司相去甚远，当然也有其弱点与弊端，但在现阶段，我们只需要让日渐式微的美国公司明白，他们实际上是无法和中国企业长期竞争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组织优势的丧失只是时间问题。此时，面对中国的超级企业兵临城下，除了冠以“国家安全”之名，关税脱离，已然无力招架。20年前美国体系下的零关税、自由市场、国民待遇已是昨日黄花，中美之间的经济已经不能以一个统一有序持续的方式通畅运行了。

 

 

第四，中国与美国不会具有正常的政治互信。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就很诚实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愿景：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对于美国来讲，这话很扎心，但局限于当时的实力对比，美国人并不当真。然而如今，美国人已经真正认识到，世界秩序即将被改写。从美国的角度看，近40年的中美经济交往史，就是一部美国被欺骗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初，美国欣欣然地以为中国接受了资本的逐利规律，将会臣服于资本的力量，于是大量美西方资本涌入，一展钞能力的风采，造就了中美的蜜月期；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又以为布道、演变即将大功告成，眼见中国的社会资本力量快速增长，而国有经济一蹶不振，深信中国的崩溃即将到来。01年始，美国受困于两场战争，虽如日中天却长期失血，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国虽大，好战必亡”。2008年，《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前往中国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后，他在题为《中美这七年》的文章中沉痛地写道：“中国一直在忙于各种场会的各种工作，而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但有识之士也不能扭转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资本家们逐利的本性。当奥巴马和特朗普实现两线撤军后，世界已经进入了大国实力背书以全球和平与发展为关切的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取代以资本逐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帝国体系的进程当中。问题在于，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美国痛苦的衰退、萧条甚至混乱、革命和分裂，并且为了完成这个过程，中国已经做好了从意志到实力，从制度设置到方法论的全面准备。“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不是一句空话！这样的终局，两国的领导层都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虽然目前维持表面的相互尊重仍然十分必要，但至少十年内，中美的政治互信已经无从谈起。

 

 

 

解构

 

是矛盾就可以被解决。是结构，就可以被解构。

 

有人说中美必有一战。也对也不对。

 

作为核大国，双方都不愿意诉诸于热战。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确实是较小的。但要说战争，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包括生物战，已经打了不止一场。战争形态不同而已，性质上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双方都已经在相关领域全力以赴了。

 

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解构，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方案。

 

方案一，矛盾的解决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就像当年苏联解体那样。衰退、萧条、贫穷，甚至是混乱、革命和分裂，就是失败的结果，失败者将会彻底沦为对方体系的一部分，对对方的价值体系和治理体系表示臣服或者无能为力。但这一过程是惨烈的，很容易造就新的仇恨和世界范围内的动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虽然很可能是成功的一方，但任何制度都有缺陷和弱点，失败的可能性也并不为零。

 

方案二，矛盾的解决以出现两个相互隔离的全球体系而告终。不同于冷战的是，中美之间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