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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4年10月25日)

最近一直有人问我怎么看待巴以局势，怎么看待哈马斯、真主党，怎么看待叶海亚等人。

老实说，我除了情感上偏向巴勒斯坦一些外（见《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狂魔让寸分》），整体不是很感兴趣。

在左翼运动彻底退场的当下，全球几乎一切冲突和斗争，都难脱狗咬狗的意味，以至于让人无法从中找出令人激赏的正义性，驱动着我深入研究。

是的，比起“消灭剥削者”（左翼话语），“消灭侵略者”（民族主义话语）的正义性是远远不足的。

因为“消灭剥削者”中是包括消灭侵略者的，可在“消灭侵略者”的口号中，内部剥削者却神隐了。

对于大众来说，若都要被压榨，被自己人压榨和被外人压榨有啥不一样？

如果日本人的开仓赈粮，反而能让河南灾民过得比在汤恩伯治下好一点，正义性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在《有些道理，必须再次讲明白》所写的，共产党才是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因为共产党提出了消灭三座大山，而国民党只敢提“消灭侵略者”。这使得国民党无法真正调动士气和战斗力，以至于造成更多的无端伤亡。

全球左翼为什么会进入低潮期？

我们可以从一个词切入，那就是“苏修”。

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一定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陌生，它的全称即“走修正主义道路的苏联”，是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我们对苏联的称谓。

什么是“修正主义”？苏联又为什么要走修正主义道路？苏联是真的修正主义，还是只是我们单方面对其的蔑称？

为了更好地让读者朋友们理解，小树将抛开那些理论术语，给大家揉碎了讲明白这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又来老生常谈一条知识点作为铺垫：

左，顾名思义，就是希望社会向平等改革。注意，是平等而不是公平。

有人问，如果把左的坐标轴拉到最左，是不是意味着就能建立完全平等的社会？

事实上，由于劳动分工、地理禀赋、人的天资等等存在天差地别，要想向平等改革，就必须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即强力有效的官僚体系，才能实现削峰填谷，平衡资源。

越要平等，大手就必须越强，才越能压制富余者的反抗，好从他们那切走更多蛋糕，调配给匮乏者。

可这就存在一个悖论：当大手越来越强，即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与强力时，它就成为了新的不平等的来源——

大手越强，掌握的资源越多，其中的神经、血管、细胞们的权势就越大，以至于在资源分配中占有的分量越多。

面对新的不平等产生的尖锐社会矛盾，我们和苏联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思路。

我们的思路，大家想必很熟悉了，那就是强力洗涤大手的神经、血管、细胞们，并在大手中引入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工人等参与，不惜牺牲一定的秩序，也要压制住这种新的不平等。

而苏联，则选择了纵容大手，与庞大的官僚妥协。主要措施如下：

1、依仗武力，加强了对全球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和掠夺，以在不影响官僚机构蛋糕的同时，有足够的资源安抚民众。

2、停止与美西方的意识形态争霸，即，和美西方都不再作为对方民众斗争的后盾，而是和美西方勾结起来分别压制自家民众。

3、（在美西方的非核心利益地带）频繁发动武装冲突，通过制造矛盾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

上述三点，也正是我们和苏联关系恶化的原因。

丛林里的两条路，我们走了更难的那条；苏联则因为发了雅尔塔体系的战争财，选择了更容易的路，更能拖延问题的路。

苏联的退变全球都看在眼里，因此在六七十年代，平等显然更甚一筹的我们取代了苏联，一跃成为了全球级的灯塔，是全球革命人士仰望的楷模。

苏联虽然退变了，但其教士集团依旧熟练地引用马恩哲学为自己粉饰。我们则不屑地把这种辩护称之为“修正主义”。

如《文化大革命的美国余波》所述，6、70年代全球的年轻人都在向上斗争，其中美西方的年轻人成功了，中国是先失败后成功了，唯独在苏联是失败的。所以，苏联最终被时代淘汰了，解体了。

而中国凭借根植于深厚历史的纠错能力，凭借先驱们呐喊的勇气，凭借革命家们的可敬公心，凭借数代伟人的“实事求是”，终于直面了上述左的悖论（即平等的初衷反而会因为大手而产生新的不平等），在吸取经验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开创了理论的新纪元：

1、在维系大手对资源分配的能力的同时，引入市场经济作为分配的原则，同时通过竞争破除大手对资源分配的垄断。

2、一步一步强化对大手的神经、血管、细胞们的监督。

中国能创造世界经济奇迹，制度建设的功勋一定是第一位的。

只可惜，全球左翼曾繁若星辰，却只有中国一家真正走了出来。哦，第二名就是学到三四成功力的，和我们曾经近乎同文同种的，沾了我们光的，越南。

因此我们的成功只是个孤例，不被认为有太多的说服力，以至于必须等到如今新自由主义浪潮退潮后的迷惘期，才可能有机会重登灯塔宝座。

总之，苏修二字是一个耻辱的印记，因为没有勇气走更难的向内开刀的路，而是选择了和内部利益集团媾和，最终在癌症中轰然倒塌，成为历史笑柄。

甚至，余波还波及到数十年之后、万里之外的新月沃土，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黎巴嫩人、伊朗人、库尔德人等等从血与火的尘埃中抬起头时，不知是否会迷惘，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杀戮？

赶走侵略者了，日子真的就能变得更好吗？屁股在中东坐稳了，日子真的就能变得更好吗？

如果说被封建主统治，和被侵略者统治过得一样差，那么卖命厮杀的意义又在哪？

如果说所谓国仇家恨，只是为了让人把仇恨的目标从内转向外的丑恶布局，你还有什么脸面面对那些冤魂？

中学思政课本说过，‌‌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和固有属性‌。

不只是昔日的苏修和我们，事实上，我们永远都要持续性地面对不同的线路抉择。

可时代、社会、人性等等等等，总会在历史的各色岔路上，把人往更好走的路、更多软柿子的路、更能裱糊和拖延矛盾的路上勾引着。

而只有有勇气的、足够清醒的国家、民族乃至个人，才能在艰难的抉择中不断披荆斩棘、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