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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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美国探索频道推出了一档名为《最伟大的美国人》的电视节目，由百万电视观众投票从75位举足轻重的候选人中选出前10名。

 

前10名中得票最多的名人，就可以荣获“最伟大的美国人”称号。出人意料的是，第一名不是国父华盛顿，也不是结束南北内战的林肯或打赢二战的罗斯福，而是带领美国打垮苏联的罗纳德·里根，美国第40任总统。

 

首先就让我们看看里根上台时的美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在1980年代初，美苏两大阵营都身处同一个剧变中的世界，但是却面临着不同的考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苏联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僵化、社会风气的沉闷，以及经济发展的停滞，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出师不利”的情况下决定再下一剂“猛药”，对苏联进行全盘改造。

 

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考验，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黄金时代的终结，以及两次石油危机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滞胀”。不过，与苏联不同的是，1980年代的西方国家相对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自我修复。

 

尤其是美国，通过里根政府的改革走出了经济低迷，重新获得了与苏联竞争的战略优势。当然，美国的振兴并不只是里根一人之功，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些原因应当追溯到1960-197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的变革。

 

陷入“滞胀”困境的西方国家

 

让我们首先回到1980年代初，此时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饱受“滞胀”之苦长达十几年。

 

“滞胀”是“停滞性通货膨胀”的简称，指的是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三者同时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和棘手。

 

之所以说罕见，是因为一般来说在经济收缩时期，才会出现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的现象，但是物价水平不会持续上涨（反而可能会出现持续下降，也就是通货紧缩）；在经济扩张时期，则是生产增加、失业率下降、物价上升；但是在“滞胀”期间出现的却是生产停滞、失业上升，物价反而继续上涨。之所以说棘手，是因为当时西方盛行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主张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措施，经济停滞时采取扩张措施，但是这一套理论并没有预测到“滞胀”的存在，也就无从对症下药。如果选择紧缩政策，那么就会加剧生产停滞和失业；如果转向扩张政策，那么通货膨胀就会更加严重。因此，许多国家就深陷这种两难困境，长期找不到能够同时解决“滞”和“胀”的两全之策。

 

“滞胀”困境的直接原因，是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场持续性的经济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已经终结了195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滞胀”局面初步形成；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滞胀”困境，使它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外部冲击固然重要，但是西方国家之所以迟迟难以摆脱困境，主要还是内部原因。具体到美国，到1970年代中后期，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显露出诸多问题。

 

第一，“福利国家”导致政府公共支出压力增大。1960年代的约翰逊政府推出了“伟大社会”计划，快速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但也加重了财政负担。过高的社会福利养出了“懒人”，降低了经济效率。第二，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消失。美国在二战期间动员起的庞大生产能力，在战后通过对外贸易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才得以消化，而这个消化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到了1970—80年代，这种动力渐渐消失。再加上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陡然增加。第三，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西欧和日本的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迅速增加，而美国商品则受到挤压，在世界出口额总量中的占比，从二战结束后的约三分之一，缩水到1970年代初的不足15%，美国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也由顺差转为逆差。第四，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频频出现失误，面对从未有过的滞胀局面更拿不出有效的政策工具。

 

美国国内的种种困难也反映在对外战略上。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降到冷战时期的最低点。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似乎一蹶不振。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降低了美国民众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也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1975年，美国最终从越南南方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二战之后最大的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彻底失败。与此同时，1970年代中后期苏联战略扩张势头迅猛，美国处于守势，“苏联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很有影响的预测。总之，到了1980年代初，“美国衰落论”大行其道。不管这种论调是反美人士的“幸灾乐祸”，还是美国人自己“恨铁不成钢”，都印证着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必须通过深刻的改革才能摆脱困境，重振全球霸权。

 

里根政府的改革与“滞胀”的终结

 

实施改革的历史重任落到里根政府的肩上。里根总统的出身颇为“传奇”。在他当选之前，很少有人相信他能成为带领美国走出困境的领导人。

 

罗纳德·里根于1911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小镇的一个低收入家庭，成年之后长期从事影视行业，出演过多部电影电视作品，还当过体育广播员、救生员等等，这种履历在历届美国政府中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即使是在这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行业中，早年的里根也展现出了对政治家至关重要的天赋——善于演讲，被称为“伟大的沟通者”。

 

在美国政坛，政治家通过演说传递观点、争取支持的能力一向很重要。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炉边谈话”，肯尼迪在1960年电视辩论中大胜尼克松，都为美国人所津津乐道。里根自然没有浪费这种天赋，在当演员的同时也被选为美国影视演员协会主席，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扬言要“根除共产主义对美国演艺界的影响”，很早就显示出保守派的强烈反共立场。

 

1960年代，里根开始涉足政界，很快就因为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发表演说而声名鹊起。1966年，里根当选为加州州长。1980年，时年69岁的里根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拿下了美国44个州的489张选举人票，遥遥领先于时任总统卡特，在万众期待中上台执政。四年之后，里根又以49个州、525张选举人票的惊人优势胜选连任。1989年，主政美国8年的里根卸任，当时的民意支持率仍然高达68%，成为美国历史上卸任时支持率最高的总统（罗斯福、肯尼迪在正常卸任前去世，不计在内）。

 

那么，为什么里根如此广受支持？

 

从执政理念上讲，里根被视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言人。

 

“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美国的自由主义存在着两个传统。一种传统视个人为价值的本源，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将个人主义的最大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主张将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种传统也被称为“保守主义”，它所“保守”的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精神。第二种自由主义传统，是较晚出现的“进步自由主义”，它主张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用政府开支和信贷刺激经济，并为弱势社会群体开创机会，保障社会公平。两种自由主义传统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待政府的不同态度。保守主义传统透过消极的眼光，担心政府的干预过多，阻碍经济发展，削弱个人自由；自由进步主义则透过积极的眼光，期待政府干预经济，以维持社会公平，促进公共事业。

 

里根作为保守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典型的保守主义政策，包括降低联邦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个人税收，降低企业税率，加强市场竞争机制，迎合右翼宗教势力，反对堕胎等“违背上帝旨意”的个人行为和社会风气，以及坚定反对共产主义，等等。

 

我们先来看他的经济理念。这里需要提醒一下，里根的经济理念与保守主义的传统一脉相承，但是在1980年代的语境下，他的政策被概括为“新自由主义”。同样被冠以新自由主义之名的还有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

 

具体来说，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结束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凯恩斯经济学基础之上，自罗斯福时代起已经实行了40多年。

 

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是造成西方国家经济停滞、社会丧失活力及政治官僚化等弊端的根源，主张回归19世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模式，国家应该尽可能地约束自己的职能范围，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协调作用，并且刺激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主动精神。按照里根在1981年总统就职典礼上的说法，“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具体到政策层面，第一，里根政府将减税和削减公共开支作为“主攻方向”，刻意利用财政赤字和高达1.4万亿美元的债务，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分别从50％和46％削减到28％和34％，刺激私人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组合创新，同时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自由贸易。

 

里根大幅减少了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包括取消对石油价格的管制，放宽对汽车行业的监管标准，还允许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不受最低工资标准的约束。政府放松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以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时又有针对性地阻止可能削弱市场竞争的企业并购。

 

里根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保障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促进企业技术研发，推动政府和科研部门向企业转让和推广前沿技术。里根政府还特别关注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通过了《半导体芯片保护法》和《计算机安全法》，这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是极具前瞻性的立法。

 

里根政府还拿出了配套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致力于稳定货币供应量，遏制通货膨胀。与其他政策相比，这是最险的一着棋，因为在“滞胀”的情况下，紧缩银根很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事实上，这也确实导致了里根上任后的前两年出现经济下滑，在某些行业的严重程度甚至直逼1930年代初的“大萧条”。但是随着同步出台的其他方案，从1983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并且没有触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彻底摆脱了“滞胀”困境。

 

里根政府的改革看似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前几届政府都束手无策的难题，但是真实情况显然不是如此完美顺利。首先，改革之初存在着“阵痛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了经济下滑，里根的支持率也在1983年初暴跌至35%。里根出台的各项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遭遇抵制。如果没有几个月后经济状况的好转，改革很有可能半途而废。

 

其次，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里根政府的改革也不例外，其中，失去最低工资标准保护的劳工群体利益受损最为严重。里根政府在和工会谈判过程中软硬兼施，付出了很大努力，才迫使工会同意暂时放弃上调工资的诉求，从而保证了资方拥有较低的用工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

 

最后，任何经济政策也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后遗症，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遗症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偏袒资方、限制劳工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二是因为减税和运用财政赤字所造成的债台高筑，其中也包括外债。在里根上台之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在里根离任之后却成为最大债务国，天文数字级别的债务至今仍然是美国头疼的问题。

 

无论如何，里根政府的改革在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改革不仅扭转了持续十余年的“滞胀”，还带来了长达20年的经济增长，在里根离任之后依然持续，为老布什总统时期成功“拖垮”苏联，以及克林顿时期美国实力的全面振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济情况的好转大大加强了美国的总体竞争力，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得以更加强硬。比如，减税政策虽然一开始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随着经济复苏、企业生产增加和失业率下降，里根政府的税源不断扩大，财政能力反而增强，也就可以调动更多资源投入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地缘战略竞争。

 

1983年，里根政府推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加码跟进。不过，这个计划虚多实少，具有对苏联的战略欺骗意图。许多款项资助了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裙带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腐败。这一计划实际上最终花费了多少资金，至今是一笔糊涂账。

 

自由派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评论道：“里根的军事支出差点毁了整个美国经济。”

 

赞成的一种观点是：最终支持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不是“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军事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而是市场经济、技术创新和社会活力。

 

美国的复苏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虽然里根改革对美国在1980年代的经济复苏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美国国力的上升并不仅仅是里根一人之功。在冷战的最后十年，美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而软实力的提高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长期过程。

 

美国冷战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1970年代，这使得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也就是说，尽管1970年代的美国经济饱受“滞胀”之苦，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在这一时期却有所完善，韧性得到增强。在这一点上，里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美国社会在1970—1980年代发生了哪些变化呢？1960年代的美国风起云涌，黑人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越南战争撕裂了社会共识。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也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经历过这些风雨历练的美国社会，反而趋于稳定，其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思潮开始周期性地向保守主义回归，即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到了1970年代中期，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战运动随着美军撤出越南而告结束，水门事件丑闻的阴影慢慢淡化。逐渐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抛弃激进思想，更为关心自己的工作收入与建立稳定的家庭。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保守主义的回潮，正是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里根问鼎总统宝座的重要推手。

 

美国社会更加稳定、有韧性、有凝聚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多元化。随着新移民不断涌入，人口种族的多元化趋势，开始促使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而文化多元主义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族群平等、男女平等，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基本得到了解决；堕胎、同性恋、非主流宗教等属于个人自由领域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宽容，而不必用激进的方式通过政治反抗来解决。

 

到了里根执政时期，保守主义开始占据美国政治的主流地位，那些激起全民大辩论和社会动荡的政治纷争都已告一段落。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原先美国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被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往事莫再提起”的心态所取代。

 

有人戏称，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USA变成了“健忘症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和意识形态较量中，这一时期的美国已经不再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也不再那么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美苏争夺中有了更足的底气。美国以人权为武器打击和削弱苏联，也是在自己国内少数群体的人权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总体来看，到了冷战的“下半场”，美苏之间的较量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而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增强，又反过来成为对苏冷战的强大后盾。

 

与里根时期美国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其他许多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普遍效仿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采取了放松金融监管、削减社会福利、压制劳工诉求、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措施。就连在国有部门非常庞大的法国，左翼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不得不向英美的经济政策靠拢。另外，中曾根首相治下的日本，也采取了跟英美趋同的经济改革措施。

 

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使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这一趋势与西方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同步，表现为各种亚文化群体大量出现，社会宽容度扩大，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受到尊重，等等。经历过1960年代的普遍动荡，再加上人口的代际更新，文化多元主义（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政策的指导原则，西方社会正在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异质”的社会。

 

新自由主义浪潮所及之处并不仅仅限于西方。拉美各国也从1980年代开始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许多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不得不向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洲开发银行寻求帮助。

 

这些国家根据“华盛顿共识”提供的政策“药方”，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推动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这些行动来换取援助。不过，这种“照葫芦画瓢”式的简单移植导致了巨大的灾难。

 

非洲的经历与拉美有相似之处。从1970-1980年代开始，一些非洲国家也陆续开始私有化进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其结果不但没有使非洲国家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反而加剧了原有经济结构的畸形化，贫富悬殊扩大，官场腐败横行。

 

无论如何评价新自由主义的成败，我们应当承认，在冷战的最后十年，新自由主义成为驱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变革，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这股风潮一直延伸到冷战结束后，直到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才偃旗息鼓，但是对今天的世界依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