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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罗辑思维
2024年11月30日

(原文發表於2024年11月16日)

 
说起最近最让人关注的全球大事,大概就是上周的美国总统大选了。关于这次大选,你可能已经看到过很多报道,但是因为相关的报道太多了,可能反而让人抓不住重点。
那么,回顾这回的美国总统大选,有哪些事是最值得关注的呢?今天就有请刘怡老师来系统性地说一说。
刘怡老师是前国际新闻记者、《三联生活周刊》前资深主笔。他在得到APP主理的《全球大事报告》这门课,主要帮你梳理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焦点大事,以及做相关的深入解读。
 
下面是刘老师的分享,enjoy:
作者:刘怡
 
来源:《全球大事报告》
 
封面图源:美媒
 
01
意料之中的结局
不可思议的过程
美国总统大选,历经一系列跌宕起伏,到11月5日深夜终于尘埃落定。78岁的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强势归来,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意味着美国两大党自2016年以来,没有哪一方能连续执政达到八年。
上一回出现这样动荡的情况,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世纪。尤其特殊的是,最近三届大选,共和党征召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特朗普,而他赢了其中两届。不管你是否喜欢特朗普,你都得承认:在总统选战这件事上,他的确具备非同寻常的能力。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这场大选,我想应该是:结局在意料之中,过程却不可思议。这里展开解释一下。美国选总统,争的是50个州加上3个特殊选区(首都、缅因州第二区、内布拉斯加州第二区)的538张选举人票。赢得270票者可以宣告获胜。
 
而在2016年和2020年,胜负双方的差距都没有超过80票,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像太平洋沿岸的加州,还有中南部的得州,这些地区的政治倾向已经有30多年不曾出现变化,高度稳定,它们构成了两党的基本盘。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估算,像这样的“铁票”,共和党有219张,民主党有226张,差距非常微弱。这意味着在技术上,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7个“摇摆州”的93张选举人票。
 
而今年“摇摆州”的选情,胶着到什么程度呢?还是拿《经济学人》自己的民调来举例。在投票前夜的11月4日,他们用复杂的统计学模型,算出:两位候选人在全部7个“摇摆州”的差距,都没有超过3%;其中两个州的差距,更是低于1%。这和抛硬币已经相差无几了。
 
更别提,1976年以来的主流美国大选民调,平均误差就有4%,这可不是随便加几个修正值就能校准的。
 
从结果看,民主党的226张“铁票”,也的确都拿到手了:这没有太出乎外界的意料。
 
那“过程不可思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7个“摇摆州”,民主党居然一个都没拿下,输得比2016年还要惨。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特朗普最终的得票优势超过3%,宾州则是2%,和四年前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不仅如此,特朗普在全国普选票上,也赢了哈里斯近400万票。他在拉丁裔选民、黑人男性和蓝领劳工中的支持率,都出现了显著上升。
 
如果说在2016年,把特朗普看成是“愤怒的少数派”的代表,还有一定解释力;那么到了今年,他的支持者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多种族、多阶层,涵盖城乡的大联盟。这已经不是意外了,它反映的就是美国的现实。另外,共和党不仅拿下了白宫,还赢得了参众两院控制权。这意味着未来两年,特朗普的执政不会遭遇太多国内障碍。
 
开票结果公布之后,美国主流媒体,尤其是公开支持民主党的媒体,已经刊登了不少反思和总结的文章。其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民主党傲慢论”“身份政治失效论”,实在也不算新鲜。它们在2016年已经传播过一轮了。
 
我本人最关心的,反倒是另外一些问题。要知道,2024年的特朗普,早就不是当初那个缺乏经验的政治素人了。
 
那和四年前乃至八年前相比,他的选战策略有了哪些变化?特朗普在选战期间的政策承诺,我在《全球大事报告》的第二期已经做了盘点。一旦他正式就职,会100%地兑现这些承诺吗?还有,全世界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会怎样应对“特朗普2.0”时代?
 
今天,我就围绕这些问题,带你了解三个重要知识点。第一,特朗普“又多又快”的胜利,究竟赢在哪些环节。第二,他的政策承诺,短期内有没有付诸实现的可能。第三,世界正在为“特朗普归来”做哪些准备。
 
02
 
特朗普为什么赢得“又多又快”?
 
公开支持哈里斯的《经济学人》杂志,在11月6日刊登了一篇社论,承认特朗普的胜利是big and fast,“又大又快”,或者说又多又快。
 
它的原因何在呢?我精读了三家英文媒体的20多篇文章,总结出三个关键词,叫做“一股情绪,一种姿态,一套方案”。反过来,哈里斯的败因,则是“一种矛盾”外加“一次误判”。下面我就为你具体展开。
 
1. 一股情绪
 
“一股情绪”,指的是美国公众对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如果单看统计数据,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GDP一直在正向增长,表现最差的一年增长率也接近2%。全国失业率稳定下降,最终停留在4%的低位。
 
美国的人均收入从2022年开始,重新进入上涨期,股市表现同样很强劲。这给了民主党人一种错觉,似乎自己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经济“成绩单”。选战期间,哈里斯甚至喊出了一个高调的口号,叫“你们过得很好”,试图争取选民对民主党的认可。
 
问题是,统计数据不等于普通人的体感。2020年特朗普败选时,美国的平均通胀率只有1.23%。短短两年过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骇人的8%,并且到2024年7月为止,始终没有低于3%。
 
注意了,拜登政府公布的官方通胀率,不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而普通人最关心的,恰恰是鸡蛋、牛肉、汽油这样的日常消费品。2022年,美国鸡蛋价格一度出现了24个月翻一番的惊人涨幅;整个食品价格指数在拜登执政的前三年半上涨了6.5%,是美国最近50年的新纪录。特别是鸡蛋、花生酱、饼干、婴儿奶粉这四种商品的价格,它们从2021年开始,暴涨了至少30%。
 
当然,高通胀现象,部分要归因于新冠疫情期间,政府为了救市投放的巨额资金。但选民要的不是经济学解释,而是应对方案。那民主党政府给方案了吗?他们一直拖到今年6月,才开始尝试平抑物价。
 
与此同时,《库克政治报告》发起的民调显示:7个“摇摆州”的选民已经有54%认为生活成本过高,59%认为政府不作为。民主党迟到的物价“补课”,反而给了选民一种耍滑头的印象——要不是大选在即,他们会不会继续对通胀问题熟视无睹?
 
对此,《大西洋月刊》记者安妮·洛瑞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工资上涨时,人们会觉得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而当物价上涨时,大家会觉得是政府的政策出了问题,总统和他的党派需要为其负责。”
 
高通胀带来的怨气,只是过去四年美国社会不安情绪的缩影。特朗普卸任时,新冠疫情虽然已经暴发,并造成30多万美国人病殁,但公众的情绪还远未滑落至谷底。而在拜登执政的四年里,死于疫情的美国人,总数最终超过了120万,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
 
俄乌战争和加沙战争先后爆发,对美国的全球存在感构成了重大挑战。经中美洲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潮再度起势,累计入境人数超过400万,这对本土蓝领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构成了潜在影响。虽然这些复杂的问题,很难完全归咎于民主党政府;但公众的愤怒、怀疑和失落掺杂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情绪。他们渴望改变现状,渴望确定性。
 
10月31日,美联社公布的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有七成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感到焦虑或是沮丧,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疫情期间的2020年大选。像这样的情绪,是无法被单薄的统计数据降伏的。
 
2. 一种姿态
 
那特朗普是怎样回应这种情绪的呢?答案是“一种姿态”,一种提供确定性的姿态。
 
《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戴维·格雷厄姆注意到,虽然特朗普在2024年选战期间,依旧保留了他充满攻击性的语言风格,但他成功地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新人设,就是“疗愈者”。
 
11月5日,特朗普在胜选演说中表示:“我们的国家需要帮助,并且非常需要帮助。”“我们将修复边界,我们将帮助国家(从困境中)痊愈。”这种姿态一下就让焦虑的民众有了慰藉和安全感。
 
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塔克·卡尔森讲得更露骨。10月底,他在支持特朗普的集会上说:2024年的美国是一间“乱糟糟的房子”,特朗普则是志在恢复秩序的“家长”。这个比方有一层潜台词:如果一个美国人对现状感到满意,那他就不需要特朗普式的“家长”。
 
问题是,根据CNN在投票前夜的全国民调,认为生活正在变好的美国人,只占选民总数的1/4。剩下的3/4人群里,有黑人,有拉丁裔,有大城市居民,也有乡村白人。他们对确定性和秩序的渴望,与年龄、种族甚至性别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摆出“疗愈者”的姿态时,身段放得非常低。他甚至没有像1980年的里根那样,摆出一副乐观的姿态。但这反而让他的人设变得更有说服力了:选民会觉得,至少他真的在想办法。
 
3. 一套方案
 
和“疗愈者”的姿态形成互补的,是特朗普为美国社会提供的解决方案。
 
如果从细节上推敲的话,特朗普的方案显然称不上完备。“关税战”造成的物价上涨要怎么解决?减税造成的预算“窟窿”,要怎么填补?这些都是问题。但恰恰是这套简明、直接的方案,对7个“摇摆州”的选情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什么呢?因为“摇摆州”之所以会摇摆,是因为那里正是美国社会复杂性的缩影。那里有大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对立,有大学毕业的中产和蓝领劳工的分化,有产业转型问题,还有新老移民之争,可以说纷繁复杂。在“摇摆州”,想用一套包罗万象的政纲赢得所有中间群体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
 
那特朗普是怎么做的呢?答案是“做减法”。你想啊,无论是“关税战”、严控移民还是减税,紧扣的都是两个议题,一是就业,二是收入。就业和收入都是“经济牌”,它们恰好对上了选民对“拜登经济学”的失望情绪。
 
这一点对数量蓬勃增长的拉丁裔选民尤其有吸引力。所谓“拉丁裔美国人”,指的是有拉丁美洲血统,后来移居美国的一个庞大族群。今天他们的总数已经达到6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近1/5,规模超过了黑人。但从平均收入看,美国拉丁裔选民的经济地位其实还低于黑人,大部分属于社会底层。
 
换句话说,拉丁裔选民对经济议题更敏感。NBC电视台的一项民调显示,在2024年,70%的拉丁裔选民对经济现状感到不满。偏偏7个“摇摆州”正是拉丁裔的聚居区。他们或许不喜欢特朗普的一些过激言论;但只要“经济牌”对胃口,拉丁裔选民,尤其是其中的男性,还是会果断选择特朗普。
 
中间派选民的这种立场分化,并不仅限于拉丁裔。NEP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在黑人选民中的得票率也出现了微弱上升,他甚至还收获了一批第一次获得投票资格的年轻选民。
 
《彭博商业周刊》的分析指出,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票仓”,他们也从拜登政府的社会政策中获得了好处。但在最现实的经济议题上,“做减法”的特朗普给了他们更明确的承诺,这成了左右选情的关键。出口民调还发现,有54%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的言行可能稍显极端;但这些人里有1/9还是会投票给他,就为了他的那张“经济牌”。
 
这种倾向甚至在“安全州”也有反映:民主党在新罕布什尔州和新泽西州的得票率,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它意味着中间派选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4. 一种矛盾
 
说完了特朗普这边,再来看民主党的哈里斯。一些分析文章认为,哈里斯输在了过分精英化的立场和“政治正确”上。这个判断并不完全准确。
 
和2016年的希拉里·克林顿相比,哈里斯给自己打造的人设已经相当中庸了。她没有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甚至还宣称自己拥护持枪权,不反对大企业,唯恐触怒温和派选民。就连哈里斯的竞选政纲,也打造得含糊其辞,就为了能在“左”“右”之间游刃有余。但她依然出现了一种矛盾和一次误判,导致败北。
 
“一种矛盾”,指的是哈里斯的副总统身份和她的候选人身份,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要知道,过去四年,哈里斯在拜登政府内部,扮演的一直是激进左翼代言人的角色。
 
她那个“大企业狙击手”的标签,还有她长期倡导的“机会经济”口号,体现的都是偏“左”的立场。作为副总统,这种倾向是没有大问题的。但一俟拜登退选,哈里斯走上前台,矛盾性立马开始凸显。身为“在朝”的副总统,哈里斯没有办法和拜登完全切割,选民会把通胀问题部分归咎于她。
 
哈里斯自己也承认,她参与了“(拜登)政府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决定”,这等于给特朗普送了一个靶子。而哈里斯在住房、医保等问题上的宽泛承诺,打的虽然也是“经济牌”,目标却很不直接,离就业和收入这两个关键词相当远。
 
要命的是,哈里斯还对选民喊话,说特朗普上台会“毁掉美国一切美好的东西”。《大西洋月刊》的格雷厄姆嘲讽说,所谓“美好的东西”,是指高物价吗?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表态,没有任何建设性。它反映出的完全是底气不足。
 
5. 一次误判
 
那“一个误判”,又是指什么呢?
 
原来,在选战的最后一个月,哈里斯把堕胎权问题当成了自己的制胜武器。这其实源自两年前的一件旧事:2022年,共和党主导的美国高等法院,推翻了存在近50年的“罗诉韦德判例”,从联邦层面取消了美国妇女的堕胎自主权,这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
 
美联社的全国民调显示,有2/3的选民赞成堕胎合法化。哈里斯一直是堕胎权的支持者;而美国女性选民在最近40多年的大选中,无论是投票的比例还是实际投票的人数,都超过男性。从这个角度看,重提堕胎权问题,对民主党从女选民那里“催票”,的确会有一定的加成。
 
问题是,像堕胎权这样的社会议题,在2024年的美国是既不紧迫,又不集中。说它不紧迫,是因为CNN的出口民调发现:只有14%的选民会把堕胎权当成首要问题,而30%的选民更关心经济。说它不集中,是因为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妇女,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大相径庭。
 
2022年我采访过美国妇女健康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的负责人,当时她告诉我:中低收入的美国妇女对堕胎权问题最敏感。但拉丁裔妇女受宗教和家族影响,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
 
换句话说,在现实世界里,堕胎权问题一定程度上会被收入、宗教和文化因素消解,很难成为决定选票归属的唯一动力。
 
事实上,特朗普也根本没有接哈里斯的招。他一直在回避论战,避免被打上“敌视堕胎权”的标签。
 
而从NBC新闻做的民调看,虽然哈里斯的确赢得了更多的女性选票,但她在教育程度偏低的白人女性中,却惨败给了特朗普。7个“摇摆州”的选情,更是完全没有被堕胎权问题左右。哈里斯的误判,也为她的最终失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03
特朗普会兑现他的政策承诺吗
讲到这里,美国两党在本次大选中的策略差异,我就为你大致分析完了。种种细节显示,第三次参选总统的特朗普,在价值观上或许没有发生骤变;但他在操作层面,已经有了迭代的趋势,不完全是在重复2016年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疑问:2025年1月,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后,他会立即兑现自己在选战期间的所有政策承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看看,特朗普的执政空间都受到哪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内因主要分为三项,分别是党派控制权、人事任命权和行政自由度。
 
党派控制权没有太多悬念:毕竟,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已经彻底降伏了共和党传统的政治机器。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可以制衡他的老资格政治家,比如前副总统彭斯、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基本都已淡出。
 
新任副总统万斯2022年才开始从政,他在共和党内部缺少根基,高度依赖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很难成为挑战者。到了选战最后两个月,特朗普甚至撇开共和党基层组织,把自己的竞选集会交给马斯克等人运营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来操办,显示出充分的自信。
 
在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的背景下,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倾向,将越发取决于特朗普本人的意志和喜好。在党派控制权上,他不会受到太多牵制。
 
那么问题来了:控制了共和党,就等于控制了人事任命权吗?我的答案是:不一定。
 
要知道,美国联邦政府雇用的公务员,总数大约有280万人。大部分基层员工的聘任和晋升,是不受总统更迭影响的,而且受到法律保护。每位新总统在上任后,通常只会提拔4000多位和自己的党派、政见一致的新行政官员,不会触碰整个公务员体系。
 
就拿特朗普来说,他要兑现自己关于驱逐非法移民、加征关税和削减国内税的承诺,理论上只需要选好四位内阁级官员——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贸易代表、财政部长,然后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念去行动就可以了。
 
问题在于,特朗普想要的可能比这更多。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2023年公布了一份900多页厚的文件,名为《2025计划》。这个基金会与特朗普团队存在密切关联,还深度介入过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人事任命。
 
《2025计划》的起草者里,有2/3曾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包括6位前部长。该计划宣称,一旦特朗普重新当选,他应该重组整个行政机构,把更多决定权转移到白宫,并把新提名的官员从4000名增加到2万名。
 
该计划还提议,撤销现有的国土安全部,把美国的海关、移民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整合进一个新机构,并动用国民警卫队来清查和拘禁非法移民。虽然特朗普否认《2025计划》出自他本人的动议,但文件里的许多议题,显然符合他一贯的政治理念。
 
普利策奖得主、《大西洋月刊》专栏作者阿普尔鲍姆认为,假如特朗普的目标是在短期之内,实现几项具体的政策承诺,比如加征关税、驱逐非法移民,那人事任命对他而言就很简单。但如果他真的想按照《2025计划》规划的“路线图”,重组整个行政机器,那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新任命2万名行政官员,意味着许多缺乏经验的新人会进入联邦政府,这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内部摩擦,降低行政效率。另外,调动国民警卫队和州警参与移民管控任务,需要走一整套法律程序,要先选定合适的司法官员。这样看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人事任命,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说完了党派控制和人事任命,还得看看行政自由度。注意了,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虽然取得大胜,但参众两院议员的任期,和总统是不一样的。众议员任期只有两年,参议员则是六年。
 
2026年,美国就将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全部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从美国政治史看,中期选举往往存在“钟摆效应”;赢得大选的执政党,在中选中通常会损失一些席位,甚至丢掉国会控制权。
 
从目前的格局看,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相对稳固,但众议院并不是没有变数。这意味着特朗普可以放开手脚施政的时间,暂时只有两年。他必须挑选收效最快,还不至于影响中选形势的议题,作为自己的优先项。从这个角度看,减税和控制非法移民,更有可能成为特朗普立即着手处理的事项。
 
你可能要问了:那关税问题呢?难道会搁置吗?当然不是,但它涉及一项外部制约因素,就是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要知道,特朗普之所以自诩为“经济专家”,是因为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成功利用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机。美国启动对华“关税战”,就是在这个阶段。
 
而2024年的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期待,是结束“拜登经济学”的阴霾,重返景气年代。问题是,美国的高通胀问题在2024年刚刚得到缓解,立即对进口商品大幅加税,马上就会导致物价上涨,形成新的通胀风险,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
 
据摩根大通银行估算,即使特朗普在2025年,只对中国和欧洲商品加征5%到25%的新关税,也会使美国目前的GDP增长率下滑1/3,并使整体通胀率再度上浮1.5%,影响不可小觑。
 
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关税壁垒虽然是特朗普的重要政策承诺,但新关税的比例和范围,却未必有那么笃定。不过,《经济学人》杂志也指出:鉴于美国政府此前就启动了对中美贸易的所谓“公平性”调查,特定类型的中国商品可能成为第一批被针对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2024年的特朗普,已经不是纯粹的政治新人了。他在2017—2021年的执政经历,让外界对他的行事风格和个人性格有了一系列分析,也有了一定的预判。
 
《经济学人》11月7日的一篇社论认为:特朗普把美国曾经的盟友和竞争对手,都视为“交易”对象。他会直白地计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得失,尤其是计算可以量化的经济收益。
 
对热点地区,特朗普很少回避问题,而是热衷于直接介入,提出自己设想的解决方案。这就给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留出了一定的“提前量”。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特朗普在朝鲜问题和日美贸易协定上,曾经出现过戏剧性的转折。但因为他信奉“有出必有入”,所以并不是全无章法。
 
社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底色,是本土主义、重商主义和孤立主义。他兑现政策承诺的意愿,也会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来展开。
 
04
迎接“特朗普2.0”的世界
好,讲到这里,影响特朗普兑现承诺的内外因,以及他的行事风格,我就为你分析完了。最后,我还想简单交代一个问题:既然“特朗普归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那世界准备好迎接他带来的挑战了吗?
 
这个问题有点大,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先说中美关系。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2023年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了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而在中国的进口版图中,美国商品也占大约20%,但这个数字相比2016年是有明显下降的。
 
来自巴西的大豆和玉米,已经取代美国农产品,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这意味着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战”布局,中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可以利用。
 
除了中美关系,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无疑是另外两个焦点。特朗普在选战期间宣称,他有能力“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早在2016年,特朗普就曾为俄乌关系制定了自己的调解方案。他在中东问题上,也曾经主动出面,为以色列规划了打破外交僵局的《亚伯拉罕协议》。
 
这意味着,特朗普有可能主动在俄乌问题上,提出美国的解决方案,并强制推进下去。《经济学人》杂志对此的分析是:鉴于俄乌战争已经陷入长期消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迫切需要特朗普来为自己“解套”。这是泽连斯基在11月5日晚间,第一时间祝贺特朗普当选的心理动因。
 
注意了,“解套”不等于要求乌克兰单方面让步。毕竟,特朗普从来都不愿被扣上“软弱”的帽子。拜登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狼狈形象,也给他提供了教训。从这个角度推断,特朗普在俄乌交涉的具体细节上,依然可能做出强硬姿态,直至特朗普的方案获得当事国的接受。
 
而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素来都是特朗普重视的盟友。但他在北约和中东问题上,曾经不止一次强调:“想要保护,就得付钱。”而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为以色列提供了1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旦战事继续扩大,成本问题就会成为特朗普考虑的重点。
 
10月下旬,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在中东最重大的利益,是不和伊朗直接开战。”这与特朗普此前的立场一脉相承。换句话说,特朗普政府愿意支持以色列继续遏制伊朗,但不想要一场局部战争,不想增加成本负担。这或许就是特朗普对中东问题的整体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克会对特朗普的下一阶段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因为马斯克既是加密货币产业的吹鼓手,又是美国宇航和电动汽车制造业的标杆性企业家。他会在“2.0时代”的特朗普政府里扮演何种角色,让人非常感兴趣。就让我们对变化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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