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1月17日)

很多人都对德国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原因很复杂。但是我如果说德国和日本在民族性上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你敢信吗？我不是以两个国家的法西斯帝国角度来说的，而是这两个国家的在民族不自信和危机感太过浓重来讲的。日本的历史我们很多人都基本大致清楚，但民族性上的问题大家可以细读一些有权威性的书籍，我是首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希望不要去片面的去看和听网上一些偏激的信息。

就德国的民族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看仍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德国女性我们就会略见一斑——在我们国内备受关注的魏德尔和冯德莱恩（冯德莱恩的冯不是他的姓氏，和容克贵族的冯（von）没啥关系，是遗留翻译的问题）。至于是哪两面性我们一起看看德国形成的历史。

歌德曾说过：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德国——条顿部落，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他们的是这样的：前113年，一支庞大的北方野蛮部族突然向阿尔卑斯山蜂拥而来，罗马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些几乎是半赤裸的巨人“长发披肩”，人数上万，但他们不仅是一支军队，他们有原始的帐篷车、猎具、马挽车，还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带着棍子、长剑以及和人一般高的盾。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用绳索互相拴在一起的士兵，绳子一解开，他们就号叫起来，故意把盾牌拿到嘴边，以壮声势。与此同时，大批帐篷车中的妇女也大声喊叫起来，给他们助威。俘虏一旦被抓到，就会被处死，无一幸免。穿着灰衣服的老太婆——女祭司在已经是遍体鳞伤的囚徒身上扎上一刀，把他们的血挤出来用盆子接着，并用死者的内脏卜卦。这支野蛮人就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也就是德国人的祖辈。（源于《罗马史》）

记载条顿部落第一次大事件的是与著名的罗马共和国的凯撒谈判的情景：晨曦中一座山丘从广阔的平原后面徐徐现身。两支外表和服饰迥异的马队从山的两侧同时向山头挺进。一支队伍的战士穿着革制盔甲、无袖的古罗马束腰外衣，肩上披的军氅随着马蹄声在空中抖动。他们头戴青铜军盔，一缕缕又黑又长的头发在军盔下随风飘荡。战士们人人身佩一把阔剑，背负护身圆盾，右手紧抓着缰绳和长矛。另一支队伍的战士身上紧裹着兽皮外衣，头上戴着用牡鹿或野牛的皮革做成的帽子。从这些兽皮帽檐下散落出金黄色卷曲的长发，兽皮帽也就是他们的头盔了。他们身上佩的剑比较长和窄，其中很多人还另带着一把弯形的匕首。他们的长矛用来戳刺似乎比投掷更合适。

走在这两支队伍前面的是他们的首领：这两个人就是罗马的恺撒和条顿的阿里欧维斯图斯部落首领，当天两个人在这座山上说的话，被恺撒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记住，阿里欧维斯图斯！”恺撒开始说，“我和我们的元老院已经给了你一切特权，我们承认你为国王，接受你为罗马人民和国家的朋友，这是很少人能得到的荣誉。但是你要知道，埃杜维也是罗马的盟友。不要对他们发动战争。不要反对他们的盟邦。把他们的人质放回去。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部下退到莱茵河那边去，至少要保证不进高卢来。”（恺撒：《高卢战记》（Bellum Gallicum）第1卷43章。）阿里欧维斯图斯：并不是我自己想越过莱茵河，是高卢人恳求我来给他们帮助的。为了他们，我和我的战士不得不弃乡离土！也不是我首先发动战争反对高卢人，而是他们先反对我！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不能拒绝，迄今还一直向我献纳贡金！感谢罗马人对我的友谊，但如果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权益，那我必须抛弃它。的确，我带领条顿人来到了高卢。但是我一点也不想打扰这个国家，因为并不是我进攻他们，我只不过在保卫自己！简单地说，如果你让我安安稳稳地行使权力，我将尽力帮助你赢得一切你想赢得的战争。但如果你继续留在这块属于我的土地上，你就是我的敌人！一旦我在战争中杀了你，并取得了胜利，很多强大高贵的罗马神的子民将欢欣鼓舞——他们曾通过密使告诉我，对我十分信任，答应恺撒死后即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现在你都知道了。恺撒！你自己选择吧！

恺撒正要回答，突接一名军官报告，敌人的马队已靠近，正向罗马兵团投掷石块和箭。恺撒拔腿后撤。当条顿人的话在军中传开后，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两天后，阿里欧维斯图斯提出再见一次面，并威胁说，这是能够签订和平协议的最后一天，机不可失。恺撒派了两名年轻军官去，其中一名过去曾受到过阿里欧维斯图斯的热情接待。但这次，他们一到那里就被当作奸细关押入狱。

恺撒旋即准备打仗。战争的结果是条顿惨败。根据普卢塔克记录，8万名条顿士兵被歼。为了逃生，阿里欧维斯图斯不顾自己的妻子和妹妹落入敌人之手，自己搭乘一条小船逃过莱茵河去，并从此销声匿迹。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20余岁的条顿族领袖如何终其余生就无人知晓了。

上述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条顿族领袖的言行：佯装无辜，威胁恫吓，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恺撒使用的也是外交辞令，也唯利是图，但他比较坦率，先礼后兵。相比之下，条顿人说了些什么呢？他入侵高卢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是为了帮助弱者，而且自己还做出了牺牲；他以打破敌人包围为借口，动员士兵作战；声称外国领土是人家自愿割让给他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确实是征服者的权力。假如他杀了恺撒，一些位高权重的罗马人将对他感恩戴德——这部分人确实曾经要求过这个被称为野蛮人的人这样去做。他在讲话时，就一边下令动手射击；当恫吓不起作用时，他就表示愿意和解；但当谈判人抵达后，他就把他们扣押起来。

这是发生在前58年的事，以后的历史将同2000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条顿人的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即使他们胜利了，足迹遍及欧洲，也还不感到轻松。条顿人慢慢地背叛自己，自愿接受罗马人、希腊人、拜占庭人向他们提供的一切现成的东西，这证明他们仅仅是征服者，而不是优胜者。这些离开了原始森林来到西西里和普罗旺斯豪华的花园的游牧民族，在不断地努力要超过祖辈的活动中，他们简单的头脑受到了震动。没有比舒伯特的《流浪者之歌》表现得更深刻的了。歌中唱道：

流浪，不断地流浪，带着血和泪，

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灵魂在我耳边私语：

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

条顿人就像当年的日本民族一样，由于资源和土地的贫瘠和狭窄，还有族群的自我觉醒创造文化的能力缺乏，导致很难形成富有独特的完整性的文化体系，这就像那位日本教授所说：日本文化就是想一个葫芦一样，装下学到的细细研磨才能加进本民族的，才有了今天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在迷茫之初有一点是和条顿人不一样，他是在中国文化中被边缘化的文化加工整理，成为最初的文化起点，大家看到的日本奥运开幕式觉得不能接受，其实那就是这个文化的特点，他们认为死亡才是生的开始，他们最敬仰的两个中国古人之一的牧溪，就是日本文化的特点——幽玄、物哀。条顿人就不是如此了，基本就是全盘接受，即便是打败罗马人的条顿堡森林战役都是在模仿凯撒的战术实施的，却使他们在与凯撒战争中学到了精髓，第一次成功的击败了强大的罗马。

缺乏团结，不仅构成了日耳曼历史的悲剧，也使这部历史充满了魅力。这一弱点来自日耳曼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即使在历史的早期，也表现出了它的严重后果，它要求每个亲王对自己的家族负责，而同时少数亲王又要对整个王国负责。因而新的法兰西国家遭到不断的分裂，再分裂，开始是克洛维，后来是他的继承人。分裂削弱了这个国家，也推迟了它的统一的来到。

部落家仇斗争与分裂的纷争中出现了一位勇敢的王室总管家，他宣称自己是国王。但在他冒险地发动“政变”前，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曾向那时即以教皇自居的罗马大主教打听过，对一个只知享受、漫不经心、无所事事的国王他应该做什么。那时的情形不像今天，少数留下来的君主被独裁者或大臣们像傀儡似的保护着。教皇查哈里意识到与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结盟，对于他未来的1000年之内的接班人来说，可能具有无可估量的好处。查哈里决定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问题做出答复：新领导人丕平必须由教皇赐以涂油礼。

这里我们看到了德国悲剧的开始，它曾是如此严重地损害了日耳曼民族。自愿服从教会力量——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就是如此地放弃他们的权力的，这样就在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来自日耳曼人灵魂的深处，而且从此永远消灭不了了。平只不过是许多接受教皇涂油礼中的一个，他谎称：“我并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而只是以圣彼得的名义外出去作战，因此我的罪孽也许可以得到宽恕。”这种说辞是典型的日耳曼人的自我利益和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丕平就是用这种充满感情的歉意来为他的“政变”辩解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日耳曼人的心里话，为他们的暴行冠以美丽的辞藻。告诉条顿人一个神圣的目的，让他们望一眼挂在刀剑上面的救世主像，他们将立即感到自己成了圣米歇尔（《圣经》中庇护以色列人的大天使。——译注）。即使在掠夺别的民族时，他也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崇高的，从此丕平成了1000年以来德国德高望重的征服者。甚至今天的德国人还在利用上帝、荣誉或国家的名义，从事他们口蜜腹剑的活动。

因为浪漫而不天真的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们的安宁镇静。世界上最不会掩饰自己的意大利人，只要一行动，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而德国人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甚至今天它使德国人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以及他们推崇备至的尼采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内心缺乏自由感。自从改信基督以后，这些本性粗暴的人受到道义上的很大压力，他们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不可告人的不安。这一点我早前面文章中也提到海德格尔在西方和宗教的意识形态中找不到筑基的原因之一。

至于大家很关注的条顿骑士团，对于的过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对于今后的德国历史进程有着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导德国政治的一个政治团体容克贵族集团形成的早期雏形组织。

德意志人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寄予厚望，希望基督教力量能够取得最辉煌的胜利。霍亨施陶芬皇朝不屈不挠的红胡子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率领大军安然穿越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歼灭了阻断从君士坦丁堡往西去的陆路一个世纪之久的突厥军队，翻越艰险的奇里乞亚山区隘道，进入叙利亚，从那里就可以轻松地进入圣地。按计划，他将在那里领导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和英格兰的联军，收复地中海沿岸之前丧失的港口，打通贸易与增援的海路，随后率领基督教大军解放耶路撒冷。然而，皇帝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一条山区小河里溺亡。他的封臣一哄而散，有的匆匆赶回德意志，因为他们需要参加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继承者、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的选举；也有人估计德意志国内会爆发内战，他们如果不回去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土地。只有少数大贵族和高级教士信守诺言，继续前往阿卡城。

建立条顿骑士团其实是绝望之下的无奈之举。这种无奈不是因为缺少战斗人员，而是因为缺少有效的医疗措施。1190年攻打阿卡的十字军因为疾病而损失惨重。来自北欧的士兵不适应当地的酷热，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卫生条件也极差。他们没办法正常地安葬死者，于是将尸体和瓦砾一起投入“诅咒之塔”对面的壕沟。他们就是用瓦砾填平这道障碍的。军营中弥漫死尸的臭气。一旦染上热病，士兵就纷纷倒毙，围绕着病人或尸体嗡嗡叫的不计其数的苍蝇更让人不堪忍受。常规的医务单位疲于奔命，无法应付这么多病人。医院骑士团则优先收治自己的同胞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当时很少有人能区分这两个民族，因为狮心王理查自己就拥有法兰西的一半领土，还对剩下的一半垂涎三尺），患病的德意志人常常得不到救治。

这种情况令人无法忍受，并且似乎要无限期持续下去，因为围城战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也没有一位德意志君主亲临东方，要求既有的医院治疗他的臣民。于是，一些来自不来梅和吕贝克的中流阶级出身的十字军战士决定组建自己的医院修会，专门照料德意志病人。前线最显赫的德意志贵族，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公爵热烈响应这个计划。他写信给自己的兄长亨利六世，并得到了耶路撒冷宗主教、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支持。他们请求教宗塞莱斯廷三世批准这个新的修会，后者很快同意了。这个修会的成员将和医院骑士团一样从事医疗工作，并遵守圣殿骑士团的规章制度。新修会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它的简称更为人熟悉，即德意志骑士团。这种简称暗示它与一个更古老的、当时实际上已经废止的医疗机构有联系。后来骑士团成员避免提起这种潜在的联系，免得他们落入医院骑士团的管辖范围，因为医院骑士团对最早的那家德意志人医院有监督权。不过，如果有访客和十字军战士相信条顿骑士团与那家更古老的机构有联系，新修会的成员似乎也不会反驳。所有人都珍视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很多宗教机构会假装拥有比实际情况更显赫的起源，所以这个新的医院修会这么做也情有可原。

1197年，下一批德意志十字军抵达圣地时，医院已经欣欣向荣，为同胞提供价值不可估量的服务。修会成员不仅照料病员，还为新来者提供住宿，为手头拮据或遭过抢劫或在战斗中损失了全部财产的人提供金钱和食物。这批新十字军中有不少人来自不来梅，这是北海之滨一座繁荣发展的港口城市，后来是汉萨同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这些市民慷慨解囊，为这家他们帮助创建的医院捐钱捐物。访客发现修会成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受过骑士训练但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过上了宗教生活，于是他们提出这个医院修会可以像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一样承担军事职责。

圣地的十字军王国位于沿海的狭窄地带，由一系列城堡拱卫，但这些城堡的驻军力量很薄弱，所以基督徒领袖担心如果突厥人发动突然袭击，这些城堡在欧洲的援兵抵达之前就会陷落。当地拥有采邑的骑士太少，不足以组织有效的防御，而负责在海路巡逻以抵抗穆斯林海盗或封锁舰队的意大利商人（圣地唯一一群支持西方教会且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居民）也无暇抽身，顶多能帮忙驻防海港。于是，王国的防务主要依赖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他们拥有残酷无情的武士和令人胆寒的声望，但在1187年战败（并导致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之后已不足以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而且，这两个骑士团经常互相争斗。1197年来到阿卡的德意志人决定，他们的医院修会可以为一些前线城堡提供驻防，于是请求教宗塞莱斯廷三世批准将其改为军事修会。他同意了，并于1198年颁布了新的特许状。英语世界后来把这个德意志骑士团称为条顿骑士团。

严格来说，这个新的军事修会的骑士是修士而不是僧侣。也就是说，他们在俗人当中生活，而不是在修道院里与世隔绝。这只是个技术细节，在那个时代很重要，但对今人来说意义不大。重要的是，他们的组织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得到承认并受到尊重的部分，得到教宗的保护，很容易直接与教廷沟通。教廷在教宗监督下任命官员，主持涉及教会成员的一切争端的听证会，并指定特使去一线调查重要的危机。当然实际上教宗和教廷都十分繁忙，不可能非常细致地研究各个宗教修会的日常运作。虽然一旦某修会行为不合规矩的消息传到教宗和教廷耳边，他们可以迅速做出反应，但他们一般只是要求各个修会拟定自己的规章制度，并定期检查落实情况。

在不断的与皇帝和教廷的“太极”斗法下，条顿修会最总得到了教廷和皇帝的支持成为了武装骑士团，在反对异教、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和挑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对教廷和皇帝的矛盾调和中也有不俗的表现，这中间条顿骑士团有了新的血液——即没有继承权的贵族族子弟，这部分人的加入不但让皇帝培养了一个制衡贵族的政治力量，也同时将教廷开始衰弱的教权有了稳固的迹象，直到二战结束前他们形成的容克贵族集团一直都是政治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现在而言这股势力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极右集团或明或暗的展现出容克贵族的影子。

德国人的历史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的民族。他们的军事纪律，他们对于命令和服从的热情，他们斯巴达式的严格的训练和节俭的生活，以及突然的无所节制、烂醉如泥——这是一个具有满腔热情的民族因屈服于压力而需要发泄的社会活动或方式。犹如伟大的意大利画家所创作的战神阿瑞斯因丘比特而双臂获得了解放一样，德国人也需要这种解放。但这不是统治阶级为逃避残忍的斗争而寻求的艺术生活，这是人民为了摆脱周围混乱不堪的生活而潜心创造的。

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了德国的部分历史，大家是不是从德国的两个女性领导人身上看到了德国的两面！？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见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