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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2月15日)川普担任总统四年,对我、对美国和对世界来说都很煎熬。他很难相处,因为他对国际事务的情境智力很低,而且他高度自恋,限制了他的情绪智力。他从未经过美国政坛的洗礼,当总统之前是个政治素人。川普从一九七一年以来一直经营纽约的家族房地产生意,并于二○○三年至二○一五年主持电视真人秀节目《谁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富比士》(Forbes)估计他的淨资产为三十一亿美元。
川普有独特的背景,政治风格迥异于传统。他的电视真人秀很成功,遂能持续受到媒体关注,而要能吸引镁光灯,往往得不顾现实,语出惊人,还要打破传统的行为准则。川普也学会如何利用推特这个新兴的社群媒体平台来主导议题,以此绕过传统媒体的屏蔽。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他都是出色的沟通者,而且比普通的政治家都更有创意。
这位新总统也感受到民众——特别是未接受大学教育的年长白人男性——对于全球贸易在部分地区造成经济影响不均的不满,以及对移民和文化变迁的怨恨,并且鼓动了这股负面情绪。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使他获得了远超过传统付费政治广告的免费媒体报导。
许多人预期,在这场差距不大的选举之后,川普会向中间靠拢,以扩大他的政治支持度——正如大多数政治家所做的那样。相反的,他继续迎合自己的忠实支持者,并利用此一基础来威胁那些与他意见相左者的初选竞争,这使得共和党国会议员不敢公开批评他。许多公开反对他的人在初选中落败,而在竞选期间签署反川普信件的主流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也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
川普最初任命主持外交政策的是出色的非政治保守派人士,譬如聘请艾克森美孚前执行长提勒森(Rex Tillerson)担任国务卿、马提斯将军(General James Mattis)担任国防部长、麦马斯特将军(General H. R. McMaster)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凯利将军(General John Kelly)担任白宫幕僚长。我一开始还很放心,但川普最终仍将这些人都撤换掉了。他按照竞选时的方式执政,成为十足非传统的总统,撼动了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世纪的根基。
川普与众不同,特立独行,让有些人高兴,也令某些人担忧。他经常透过推特宣布政策,甚至解雇内阁部长。如此一来,政府高层异动频繁,犹如五日京兆,政策讯息更是相互矛盾,损及高级官员威信。川普因此与议会、媒体和美国盟友之间发生嫌隙。
他未能团结下属,使其齐心一致,却几乎掌控了施政步调。川普的政治手段众多,其一就是他会不按牌理出牌。他的前幕僚长蒲博思(Reince Priebus)在新加坡举行的三边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川普不关心程序,只想透过推文、给人惊喜和表达极端立场来自行做决定。
川普反复无常,政治立场不拘一格,各色皆有,绝非传统的共和党观点。他长期表达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还抱怨盟友占美国便宜,藉机煽动仇恨,鼓吹民族主义。他在竞选时成为首位挑战一九四五年后自由国际秩序共识的主要候选人。我曾对此发表文章探讨,刊登于二○一七年初的《外交事务》上。
川普就任总统后,软化了一些反传统的安全思想,但仍然依据许多竞选主题施展外交政策。他建议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不必与美国结盟。他还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拒绝欧巴马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贸易协议,削弱世贸组织,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盟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国家安全关税,对中国徵收各类关税,退出欧巴马和美国盟友谈判达成的限制伊朗的核子协议,批评北约和七大工业国组织,并讚扬侵犯人权的独裁领袖。
川普于二○一七年十二月发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在质疑多边体制和全球贸易的同时,著眼于美中的强权竞争上。这比他某些口头陈述的更为温和。其中一位主要作者告诉我,说他认为川普没有读过或理解它。
川普政府在提升美国软实力方面投入的资金和讨论度都比较少。根据民调(以及伦敦发布的年度“软实力30”指数),美国的二○一七年软实力大幅下滑。推文可以帮助制订全球议程,但如果其语气和内容冒犯外国民众和领袖,则不会引起关注。川普也较少去关注人权,但人权历来就是美国的一种软实力。
尽管川普曾利用空军去惩罚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的叙利亚,也试图说服沙乌地阿拉伯在叶门战争中减少轰炸平民,但他演讲时始终不提从卡特和雷根以来历届总统拥护的民主和人权。就连赞扬川普对中国採取更强硬立场的评论家,也指责他没有与盟友合作来因应中国的行为。此外,尽管全球规则和机构有时会对国家形成约束,美国在它们的制定中占有主导地位,并且是全球联盟的主要受益者。美国的软实力也比中国更强,但川普的风格削弱了这些优势。
五十名共和党前国家安全官员于二○一六年八月签署的声明指出:“总统必须严守纪律,控制情绪,深思熟虑后再行动……川普欠缺这些关键特质。他不鼓励各方提出对立观点,缺乏自制力且行事鲁莽,也不能容忍对他个人的批评。川普行为古怪,让我们最亲密的盟友都感到震惊。”这些官员和其他人都认为,川普碍于个人特质,不适合担任总统。
川普显然非常聪明,担任政治领袖时善于集权,但他执政时的性情使他在情绪和情境智力方面排名较低,而小罗斯福或老布希正是仰赖这两种智力,方能成为如此成功的总统。某位川普的捉刀人说过:“我老早就发现川普的自我价值感一直偏低。他受委屈时,会有冲动和防御性的反应,虚构一套故事来自圆其说……川普根本缺乏情感,也对别人不感兴趣……最关键的是,只要川普随便在某一天认定某些东西,甭管是什么,它们就是事实。”
川普经常碍于个人的需求而扭曲自己的动机,并干扰他的政策目标。二○一九年,艾利森、桑格和我带某家高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去钓鱼。这位执行长向我们讲述了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会面的情况。那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新通讯技术的重要国际安全问题,但川普却会离题,不但批评拜登化妆,还说某位批评过他的女性长著一张“马脸”。
川普的性格也限制了他的情境智力。他与多数前任总统相比,缺乏管理政府和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然而,同样让人吃惊的是,他知识不足却懒得学习。他对个人认可的持续需求导致了有缺陷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的盟友关系——例如,这种情况发生在二○一八年川普与普丁和金正恩举行高峰会之后。他不愿意面对自己不喜欢的证据,就是一种过失,难辞其咎。
此外,川普根本不在乎会不会伤害别人。无论在国外或国内,他越来越少(而非越来越多)谈论道德。他不尊重制度和真理,让美国丧失了软实力。他不是传统的孤立主义者,但他主政时期的紧缩(retrenchment)政策,迎合了多数百姓的心态。川普拒绝自由的国际秩序,从而改变了美国世纪。他号称要透过狭隘的交易方法和颠覆性外交“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此举却挑战传统观念,也和我一生所做的诸多工作背道而驰。
二○一七年年初,三边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财政部长梅努钦(Steven Mnuchin)仅对贸易做了些许保证,但前联准会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对国际经济抱持乐观的态度。
所有外国人当然都想了解川普。我与记者米契尔(Andrea Mitchell)、外交官多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和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联合主席鲁宾斯坦(David Rubinstein)共同主持了一场关于“川普的美国”的会议。我们提醒外宾不要期待正常的政治,但也不要高估民粹主义浪潮,或者低估美国体制的制衡机制。
潘基文在五月时来我的哈佛办公室见我,征求我的意见,接着才返回韩国与文在寅总统会面。我当时建议他要有耐心,说我们日后回顾川普执政时,会将其视为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而非致命的车祸。
当我参加由王缉思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一年一度的“北阁对话”时,戴秉国邀请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尼格罗庞提(John Negroponte)和我共进午餐来谈谈川普。我们告诉戴,川普是个新人,我们所能建议的就是保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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