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2月19日)

一、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权力竞争

2017年12月，美国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2022年10月，美国民主党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更是宣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从此，美国公开正式回归大国竞争时代。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该如何看待？鞠建东（2024）的研究表明，当代大国竞争是围绕经济、科技、金融、制度等多方面的综合国力竞争，使未来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重构。即当代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秩序竞争。因此，现在中美竞争的核心是秩序竞争，竭力争取未来的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进行演变。然而，秩序的背后是权力，权力与秩序有什么关系呢？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由于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基于人类历史经验，许多帝国和王朝是通过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构建、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比如我国古代的秦朝，秦始皇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文字等，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人们通过订立契约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个强大的主权者，由主权者运用权力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和平，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凸显了权力对秩序的塑造。不过，也有反对秩序仅由权力构建的观点，比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权力只是保障契约实施的手段，真正的秩序源自人们对共同利益和公平正义的追求，而非单纯的权力。哈耶克则从自发秩序的角度提出，社会中存在一种自发秩序，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互动和实践中自发生成的，并非由权力自上而下的建构，如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是市场参与者在自由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有序状态。不过，无论是卢梭意义上的秩序，还是哈耶克意义上的秩序，最终都需要政治权力来提供保障，秩序中始终包含权力的因素。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世界有197个国家，由于没有存在统一的政府，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原理，它们通过自发互动是几乎不可能达成统一秩序构建的共识；即使存在普适性的道德价值，但一旦道德行为选择与国家利益最大化之间产生冲突时，国家行为体往往会放弃道德行为，而选择维护国家利益，道德在秩序构建中也只能是辅助性的。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往往需要霸权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和金融等权力来塑造统一的国际秩序，比如，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构建了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核心载体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权力是秩序的主要塑造和维护力量，在国际上尤其如此。所以，中美竞争不仅是秩序竞争，其更本质的还是（国际）权力竞争。

二、如何认识权力？

大部分学者是从行为体（个人、组织或国家等）的互动结果来界定权力的。Giddens（1979）以结构化理论二重性为视角，从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方面把以往的权力理论分为主体主义权力观与客体主义权力观，其中，以霍布斯、韦伯、马克思等学者为代表的主体主义权力观视“权力为行动者或组织实现其预料中的目的或意志的能力或可能性”；以涂尔干、福柯、普兰查斯等学者为代表的客体主义权力观把权力看作是“社会结构、社会系统或者社会共同体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体现了它们所拥有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Giddens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的权力观，把权力视为“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和支配能力（dominative capacity）的有机统一，二者相互转化，其中，转换能力是指行动者通过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能力，而支配能力是指行动者通过诱导他人遵从行动达到想要结果的能力”（郑少东，2018）。 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1999）指出，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是指个人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不管这些人是否愿意合作。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2002）认为，在最一般意义上，权力是指通过支配人们的环境以追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 而Magee & Galinsky（2008）认为权力是指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控制有价值资源和结果的相对能力。这突出权力是一种相对能力。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2018）给权力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即权力表示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能力，现实中权力与欲望相辅相成，任何能满足别人欲望的东西就可能是潜在的权力源头，其中暴力、财富和知识是社会权力的基本来源，相应的权力的品质也是由低到高。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2018）也认为权力是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是由人执行的。 曼紐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2019）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能，它让某些社会行动者能够非对称地影响其他行动者的决策，使其按照有利于被赋权行动者的意志、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行事。 约瑟夫·奈（Joseph Nye,2012）对权力从资源和行为关系两个方面来进行了内涵界定，资源性权力是指行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等）基于一定情境，通过转化战略把资源转化为能够产生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关系性权力是指通过手段改变他人行为以产生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它包括命令变化、控制日程和确定偏好三个方面。刘临达（2018）通过对马克思权力理论的研究，指出，权力是行为主体通过行政符号媒介或交互价值媒介来表征的社会性优势。 这里暗含了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两个方面。还有少量学者是从权力的物质基础来定义的。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2015）认为权力就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

因此，整体上来看，权力是一种控制能力或影响力，权力赋予权力拥有者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同时，也赋予他免受别人控制和影响的能力，暴力、财富和知识是权力的三大基本来源，所对应的权力品质由低到高。当权力的作用边界超越国界时就成为了国际权力，因而，相应的国际权力（International Power）就是指行为体（个人、家族、企业、国家等）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和控制其他行为体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依赖于行为体的物质资源，如经济、技术、暴力和军事力量，还包括其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力。从纵向来看，国际权力主要可分为个人层面的国际权力，比如美国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企业或家族层面的国际权力，如美国、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家族财团就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国家层面的国际权力，如美国拥有世界霸权，等等。本文是分析中美竞争的，因此文中核心主题“权力”是指国家层面的国际权力。从横向来看，国际权力分为资源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资源性权力是指行为体利用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等资源，通过特定情景下的战略转化，来获取自己想要结果的能力；关系性权力是指行为体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以产生自己想要结果的能力，它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命令变化；二是制度框架构建和议程设置；三是偏好塑造（约瑟夫▪奈，2012）。不过，这里的“行为体”式指国家，约瑟夫▪奈是从国家层面来看到国际权力的分类。权力这种神奇的功能激发了人们追寻权力的欲望，坚定了人们追寻权力的强烈信念，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梁正海，2013）。 其实，人类就是权力的产物，权力是人类最不了解却最重要的一环（托夫勒，2018）。

三、权力是国家在国际上获取财富的最有效力量：来自历史经验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变历史过程中，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等行为主体存在的最根本追求是生存和发展，这需要持续地对外获取足够的资源和财富，而权力是国家等行为体对外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最有效力量或途径。以爱德华·卡尔（ Edward Hallett CARR）、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尼古拉斯·斯巴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等学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就强调，权力是获取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国家在国际上的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经经常利用其所拥有的国际权力来侵占、殖民、掠夺他国，获取大量资源和财富。自从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纷纷开始探索未知海域，寻找新的贸易路线，然后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建立殖民地，利用其拥有的经济、技术和军事等力量优势（权力）到处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后来的工业化完成资本积累，英国更是成了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从1765年到1900年，有64.82万亿美元资金从印度流向英国；英国殖民香港期间，每年至少从中攫取上千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英国还殖民了北美大西洋沿岸、埃及、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掠夺财富无数。美国1776年7月建国后，也逐渐加入到对外扩张和殖民的行列，它特别喜欢利用军事权力，通过战争来获取财富、维护霸权，据统计，在其250年的历史中，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约占81%。就是进入了21世纪，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唯一超级大国，还是偏好利用其所拥有的军事权力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掠夺他国财富，比如，2003年、2011年美国利用军事权力通过战争分别侵占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另外，美国还利用技术权力对相关国家进行技术封锁，严禁相关国家向其他国家销售高科技产品，从而保持其技术的先进性，垄断世界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产生高额和高附加值利润，窃取世界财富，而且，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化运作，使美国企业每年通过专利诉讼就能获取超过800亿美元赔偿，这种法律权力支撑的技术垄断，创造了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利润率；美国利用美元霸权，通过降低美元汇率或印制大量美元来窃取世界财富，而且，在美元霸权体系下，美国通过SWIFT系统控制全球80%的跨境支付，每年产生的铸币税收益超过1500亿美元，这种基于国际规则的权力，创造了传统国际贸易难以企及的财富收益，等等。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权力创造财富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是赋予了权力对财富形态进行升级的能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就连续进行了4轮量化宽松，创造了约4.5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2018年5月25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生效，使欧洲在全球数据经济中的议价能力提升了37%，这种通过立法重新定义数据产权，正在创造数万亿美元的新型数字财富空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自2005年运行以来，使原本无价的生态环境成为可交易资产，2023年欧盟碳市场交易额高达7510亿欧元，这种新型财富形态完全由政治权力创设，等等。

几百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权力在全球获取资源和财富的长期历史实践，使其深刻认识到国际权力对于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对国际权力的获取和使用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比如，美国就把国际权力置于其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坚决维护其美元霸权和科技创新的世界领导权，以及在全球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等等。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历史，在很大程度就是一部国家对国际权力的获取和使用的历史。

四、知识和工业化是权力或国际权力的高品质来源

前面的分析指出，暴力、财富和知识是权力的三大基本来源，其中，来自暴力的权力，品质最低，来自知识的权力，品质最高，而来自财富的权力，品质居中。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财富主要来自工业化。这里主要来分析知识和工业化对权力的转化。

1.知识对（国际）权力的转化

什么是知识呢？知识（Knowledge）是一个涉及面广、受到众多学科定义的术语。早在柏拉图（Plato）的《泰阿泰德篇》中，针对许多类型的知识统一提出了一个定义：知识是被证实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的信念。这种传统的知识“三分法定义”直到现在依然受到多数人们的认可。休谟（David Hume，2005）认为，知识是通过观念的比较而获得的确定性信念。这与柏拉图的看法具有一致性。 而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2003）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知识，一是科学知识或者明确的知识，它是指那些能够通过语言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为人们明确阐释的一般性规则；二是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它是指特定时空下个人所掌握的、难以用语言来传播的经验、技能和诀窍，这是一种实践性知识。 吉尔德（George Gilder，2015）认为知识是经过证实或证伪的信息，经过处理和解读，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也可以表现为智慧和领导力。 托夫勒（Alvin Toffler，2018）则把知识泛指为信息、数据 、图像、态度、价值观和其他社会具有象征意义的成果。综上述，笔者认为知识是人类长期经济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一般来自于书本和文献中的知识，后者是蕴藏在人脑中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经验和技巧等。这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可以与哈耶克的科学知识、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分别相对应的。知识具有独特的性质和作用。Hayek（1945）指出，知识由分散的个体所持有，个体的知识具有不完全性或不完备性。知识的不完备性体现了社会经济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运用分散知识的问题。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我们不断习得的知识，而且，知识能使我们用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去运用资源，并不断开拓出资源的新用途（哈耶克，1997）。在此基础上，汪丁丁（1997）进一步提出了知识的互补性，包含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前者是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后者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Becker（1992）的知识分工范畴就内含知识的空间互补性。Arrow（1962）初步揭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然后由此推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而Romer（1986）证明了知识的溢出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直接凸显了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吉尔德（George Gilder，2015）认为知识具有本地性、具体性和实践性，以及无限的扩展性和积累性，是一个经济体内的价值源泉。

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紧密的复杂关系。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重点关注了微观权力，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在传统观念（实证主义）中，权力对知识是压制性的。而在福柯那里，权力具有生产性，学科性知识源于权力作用下的建构，真理话语的产生与权力紧密相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权力机制的实践产物（闫欣芳，2019）。福柯提出“规训（Discipline）”概念来揭示微观权力是如何运行的。规训核心意义有二，一是给人以惩罚和强制性行为的联想和威慑，使其成为一个驯服的人；二是它可以被用来对个体进行分配、分类，在空间上固定他们，提取他们最大的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身体，对他们的连续行为进行编码，把他们保持在理想的能见度中，用监视机制包围他们，将他们登记注册，在他们中建构一套累积、集中化的知识（吕振合，2007）。福柯的微观权力是以第二种意义上的“规训”来起作用的，这体现了规训权力是一种以潜在的“压制和限制”的形式来赋予人系列知识的生产力量（闫欣芳，2019）。在福柯的语境中，权力贯穿于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一切事物都可以总结为“权力和知识”，二者相互蕴含而共生（孔凡娟，2018）。 而连冬花（2018）认为，知识与权力相互蕴含但不等同，权力可以促进知识生产，但真正的知识不是靠权力生产出来的，社会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不宜渗透到知识生产过程。Joseph Rouse（1987）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能够激发人们获取知识，并能改变人们的研究方向，但在决定知识是什么这一点上，它并不能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阿尔文·托夫勒（2018）指出，知识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最高品质的权力是来自知识的运用，知识运用得当的结果，能让对方喜欢你的行动议程，甚至说服他人放弃自己的想法，知识可以用来奖惩、说服甚至转化，是未来权力转移的关键。有欲望的地方就会有权力关系（Foucault,1978）。知识是欲望的产物，并为欲望服务，因而，知识与它所欲求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潘成鑫，2016）。因而，知识是权力的重要来源，最高品质权力是来自知识的运用；同时，权力也具有生产性，权力能促进知识的生产。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通过科技创新、高等教育的发展等方式，来促进国家知识的持续增长。对于持续增加的国家知识，如何把它转化为国际权力呢？一方面，知识的增长，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军事领域等重要领域中的知识突破性增长，会在国际上形成科技优势和军事优势，这些优势在国际实际问题解决中的运用，就会催生国际权力，这是知识对国际权力的直接转化机制；另一方面，国内知识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上，这需要国家构建国内知识分工体系，同时充分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把知识与其他生产要素进行广泛地紧密结合，从而从根本提高国家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利用国家经济实力在国际上解决实际问题时，就能实现国际权力的形成，这是知识对国际权力的间接转化机制。当然，国内知识转化国际权力后，国家利用国际权力从全球获取财富，反过来也会支持国内的知识创造。

2.工业化力量对（国际）权力的转化

工业化的实质是什么？工业化是一种多维度的物质转化机制，通过迂回生产方式，把一种或一些物质加工生产转变为一种具有新功能的产品，具体表现为：一是价值维度，把低价值物质转化为高价值物质，如把钢铁、橡胶、玻璃等物质组合转化为汽车；二是功能性维度，把无用的物质转化为人们所期望的功能性产品，如一块废铁加工生产成一把刀具；三是安全维度，把有害的物质转变为有益的物质，如废弃物去毒化的再利用。工业化是一种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工业化不仅仅是指工业自身的发展，还通过自身发展不断地向其他产业进行渗透、扩散，使它们逐渐广泛地采用工业技术、工业产品或设备、工业经济组织形式，工业主义或工业逻辑或工业思维也相应地逐渐主导它们，使它们也呈现“工业化”的特征，即对农业、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效“同化”，通过同化，来带动它们发展，实现国家整个产业系统的协同化。工业化是一种理性演进机制，在传统的工业化中，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忽略公平、正义以及对生命和环境的尊重，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在新工业革命下，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工业化进行了深刻反思，选择了绿色工业化发展道路，尊重生命、环境，逐渐去赋予万事万物道德主体地位，这是价值理性逐渐占主导地位。

工业化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一是工业化能强化经济基础。工业化是一种多维度物质转化机制，通过迂回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得一个国家能够规模化生产大量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工业化是一种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工业化能“同化”农业和服务业，带动它们协同发展。这种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协同发展能持续地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国家实力应用到国际上去解决实际问题就能形成国际权力。比如，工业化国家生产了大量具有比较优势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可以通过大量出口来解决他国人们对产品的需求问题，从而增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影响力。二是工业化能够有效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2014）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创新与制造生产过程是紧密相关的，然而，过去长期的去工业化中，美国众多制造生产环节的外包，加剧了创新与制造环节的分离程度，引起了美国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的衰落，削弱了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地位。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来源，美国80%以上的科技创新是来自制造业，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一直在努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构国家制造业体系，重塑创新的产业公地。因此，工业化过程是紧密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这些创新不仅产生了大量知识，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带来了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可转化为经济权力；同时，科技创新会带来技术优势，而军事领域的技术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优势形成军事权力，例如先进的武器系统和通信设备，会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强化国家在国际上的军事权力。此外，技术创新还可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通过文化产品和技术标准的传播，影响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三是提升社会的认知能力。工业化是一种理性演变机制，从传统工业化到绿色工业化，使工具理性逐渐向价值理性演变，价值理性逐渐在社会上站主导地位，使人们思考问题更加全面和长远，从而普遍性地提升人们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提升，不仅能直接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能对未来及时作出更好的规划和部署，从而强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四是工业化具有向全球扩展的能力。工业化是一种大规模化生产，一方面，需要从国际上大量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另一方面，大量而丰富的产品需要出口。因此，工业化通过这两个方面的途径来嵌入全球经济体系，整合世界经济资源，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影响力。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践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五是工业化会催生消费主义文化。在工业化模式下，大量、丰富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销售，因而会通过不断地强化广告宣传，来深度刺激消费需求。这种工业消费主义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还通过文化传播和品牌效应，增强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比如，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和流行音乐，传播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截止2025年2月17日，我国电影《魔童哪吒2》全球票房累积超121亿元，进入全球票房榜前9名，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好地传播了我国文化价值。

五、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客观上导致了国际权力向我国转移

首先，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中显著领先。2008—2021年，我国GDP增量为12.1万亿美元，全球占比高达39%；美国GDP增量为8.29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6.7%；欧盟GDP增量为0.8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6%；其他地区GDP增量为9.6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31%。其次，中国GDP总量逼近美国。2008年，中国和美国GDP分别是4.6万亿美元、14.7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比重为31.29%；而到了2024年，中国和美国的GDP分别是18.9万亿美元、29.2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比重已经高达64.73%，超过了守成大国美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警戒线（60%）。而且，2020年底我国实现了全面脱贫，按照现行贫困标准，我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同时还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贫困治理体系和政策框架，显著减少了社会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社会逐渐走上了协同、平衡发展道路，强化了国家实力增长的内生力量。第三，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就显著。从工业化整体情况来看，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38%左右；2024年，我国已累计培育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421家，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80个，新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383家，整个国家制造业呈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发展特征。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来看，200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4.8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5.2%，到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53.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2.8%，2023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为60.2%，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快速追赶美国。从科技创新来看，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008年的1.47%上升到2024年的2.68%，美国研发投入强度2008年为2.8%，2024年在3.4%左右，我国研发强度增长快，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方面，2008年，美国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37位，而2024年，美国排名第3，中国排名第11，我国创新能力提升显著，在人工智能、通信技术（5G、6G）、高铁、新能源汽车、量子技术、无人机、桥梁技术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从绿色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2024年销量全球占比高达70%，等等。第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绩斐然，200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2.5%，2023年已高达60.2%；2008年，全球排名前100名高校中，我国只有5所，而到2024年有15所；我国高校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CNS期刊方面，2010年为112篇，2020年快速增长到433篇，2024年我国内地学者一年就发表了546篇，在SCI方面，我国高校发表的论文总数持续上升，2023年累计达87万余篇。

由于知识和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而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工业化支撑的经济发展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现在，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工业化能力、科技创新能力、高等教育等多方面的持续发展，导致我国的知识和财富持续增加，我国作为世界性大国，有其正当的全球性利益，因此，我国自然会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世界人们的客观需求，把国内的知识和财富适当地运用到国际社会中，坚持市场逻辑而非强盗逻辑（张维迎，2012），为国际社会解决一些重要的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就会形成我国的国际权力，再利用国际权力合法、平等的从全球来获取资源和财富（而非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掠夺），这反过来又支撑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综合国力的增长。因此，在“工业化、科技和教育发展→知识和财富增长→国际权力增加→获取国际资源和财富→工业化、科技和教育发展”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这是我国国际权力的增长机制。在该机制持续作用下，自然会引发国际权力向我国转移的趋势。这也人类历史上国际权力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如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英国的国际权力逐渐向美国转移一样。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2016）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庞大，与全球体系联系紧密，其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都将成为国际体系的一种标准或规则，它在国际上扮演领导者角色是“肯定的”。

具体来讲，我国拥有的国际权力日益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方案和智慧日益获得国际认可，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已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并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二是构建了全球平等的伙伴关系体系，截止2024年1月24日，中国建交国总数达到183个；三是国际话语权持续提升，从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到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升至第三位，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四是积极推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已经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202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50%以上；五是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五是科技实力彰显，DeepSeek向全球开源，嫦娥六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并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福建舰航母下水，东风31AG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两款六代机首飞成功，无人作战系统，等等，中国在多个科技领域的成果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六是促进文化交流，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美美与共搭建更多新平台，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等。

六、国际权力转移导致美国对中国国际权力增长的全力遏制

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客观上形成了我国国际权力增长机制。未来随着我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以及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支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我国的国际权力增长机制还会继续得到强化，国际权力也就会相应地呈加速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而且，我国还赋予了国际权力“人民性”属性，强调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为出发点，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使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权力转移中国以及我国如何使用国际权力产生了高度警惕，担忧美国世界霸权弱化或丧失，以及我国在运用国际权力的过程中，会把“中国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嵌入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遏制我国权力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动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2015）认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给欧美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带来了结构性挑战，使当今时代的国际权力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动中。汉密尔顿（Hamilton,2017）更是明确指出，在科技发展、贸易投资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美国显然在与中国竞争，美国不应把世界领导权让给中国，应与盟友合作抗衡中国的影响力。2014年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演进指出，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特朗普在2017年2月18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墨尔本举行的集会上，明确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从奥巴马的“领导世界100年”到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都体现了美国在努力维护世界霸权的决心。作为世界守成大国，美国要维护世界霸权，就得打压新兴大国的国际权力增长。2017年12月，当美国特朗普政府首次宣称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时，就拉开了中美权力竞争的序幕。

由于权力是国家在国际上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最有效力量，美国对中国发起权力竞争，就是想弱化我国的国际权力，进而弱化我国获取全球资源和财富的能力，从而维持美国的国际权力和美国高消费、高消耗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奥巴马在2010年4月，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ABC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或者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那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将会进入一个非常悲惨的时代，地球将无法承受。这很好地说明了美国对中国强力推行的权力竞争，就是要有效阻止我国通过权力来获取全球资源和财富，让我国永远生活在世界的中下水平。

由于高品质的权力主要来自知识和财富，而知识主要来自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财富主要来自工业化。为此，美国为了遏制我国国际权力的持续增长，就针对我国的科技创新、高等教育和工业化来进行精准打击，试图阻止我国知识的有效迭代发展和财富的有效创造，弱化、阻滞甚至废除我国国际权力增长机制，进而遏制国际权力向我国转移的趋势。

一是出台相关打压政策与法律手段。首先是针对高科技产品对我国进行出口管制，比如，2024年12月，拜登-哈里斯政府宣布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发起301贸易调查，计划审查中国针对基础半导体的目标，禁止美国行政机构采购或获得来自某些中国晶圆厂的产品和服务等。其次是投资审查，比如2024年10月28日，美国发布《对华高科技投资限制新规》，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在半导体、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国进行特定交易，等等。第三是对我国重要高校和知识型企业进行“实体清单”制裁，比如，截止2025年2月18日，美国将我国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西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8所高校列为实体清单进行制裁；自从特朗普1.0以来，美国将华为及其关联公司、海康威视、大疆创新、360、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500多家知识型企业列为实体清单进行制裁（不完全统计）。第四是贸易打压政策，一方面是加征关税，2018年以来，美国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多种工业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如对钢铁、铝等产品加征高额关税，2024年4月，美国计划将对中国钢铝产品的301关税提高至现有水平的3倍，等等；另一方面是启动贸易调查，比如，2024年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突然宣布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三大领域发起全面的301调查，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相关产业施加压力。

二是实施技术与供应链封锁。首先是限制关键技术出口，比如，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对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实施严格限制，它联合荷兰、日本等国限制EUV光刻机等关键设备对中国出口，阻碍中国半导体产业向先进制程发展，等等。其次是切断供应链，比如，美国要求相关国家的企业切断与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和部件上的供应链联系，如在5G领域，美国施压盟友，限制中国华为、中兴等企业参与当地5G建设，试图切断中国5G设备的海外市场供应链；要求台积电对中国断供7nm及以下芯片，试图切断中国高端芯片供应路径，给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等依赖高端芯片的行业带来巨大冲击，等等。第三是打压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比如，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进行打压，对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建厂投资向墨方施压，试图阻止中国电动汽车企业进入北美市场；2025年初，美国海军和宇航局等部门对中国DeepSeek人工智能技术实施了禁令，以所谓安全和道德问题为由，试图遏制中国AI技术发展，等等。

三是发起知识产权与法律诉讼。一方面发起知识产权诉讼，比如，2017年，美国摩托罗拉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对中国上市科技公司海能达发起诉讼，期间海能达遭到全球禁售，深陷诉讼泥潭受到巨额损失；另一方面滥用法律规则，比如，美国世界500强科技巨头惠普对中国企业蒲惠智造以商标近似为由，对“蒲惠”商标提出无效宣告申请。

四是进行舆论与人才限制。一方面进行舆论抹黑，美国以所谓“安全问题”等为由，通过媒体等渠道对中国科技企业和创新成果进行负面宣传和抹黑，如对大疆无人机，美国以“数据安全”等为由进行炒作，试图影响国际市场对大疆产品的认知，在5G领域，美国也以“安全问题”等为由，在国际上大肆渲染中国5G设备存在“安全风险”，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5G技术和设备的选择；另一方面进行人才限制，美国加强对中国留学人员、科研人员的审查和限制，例如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在申请赴美参加学术会议、进行科研合作时，被以各种理由拒签或禁止入境，限制中国科研人员进入美国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工作。

五是主导规则制定。在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中，美国试图排斥中国参与或制定对中国不利的规则和标准。比如，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试图限制我国5G技术标准在全球的推广和应用；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国试图主导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将中国的一些技术和标准排除在外，试图削弱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等等。

七、我国如何应对？

我国在客观、正当合理的国际权力增长机制的作用下，正持续引导国际权力向中国转移，为此，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就针对国际权力的关键来源：知识和工业化，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来对我国进行精准打击，试图破坏、摧毁我国国际权力增长机制，以弱化、迟滞我国国际权力的增长，进而弱化我国从国际上获取资源和财富的能力，试图把我国长期锁定在发展中国家状态。而这与我国实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相悖的，积极阻止美国的不正当行为，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也就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这就是中美竞争的底层逻辑。认清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应对未来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

1.经济领域多管齐下

一是持续提升国内经济一体化水平，强化我国经济应对外力冲击的韧性，这关键是要加快推进国内发展理念、制度体系的变革，让统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我国经济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坚决实施对等反制，根据美国的打压举措，针对性地对美国相关产业、企业和高校实施反制措施；三是积极拓展多元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四是加强关键产业补贴与扶持，加大对受美国打压影响较大但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补贴和扶持力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促进产业升级。

2.强化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多方筹集资金，强化我国研发投入，争取未来5-10，把我国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4%左右，同时，要集中力量强化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如在半导体、人工智能、下一代信息技术、量子力学、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重要领域，政府和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支持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联合开展相关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是加快构建自主技术体系，推动建立自主可控的技术标准、供应链体系和产业体系，提高我国在国际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加强技术人才培养与引进，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持续深化改革和政策激励，培养大量高素质复合型的技术创新人才，同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国（来华）创业和工作；四是要高度重视人才保护，对于我国各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一方面要给予足够好的待遇和宽松的工作环境，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要注意境外敌对势力的可能行动，采取完善的安全措施，切实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3.强化国际层面的多维度多层次合作

一是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多边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多边机制解决贸易争端，揭露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二是推动区域特别是周边区域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如参与和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共同应对外部压力；三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树立“高科技应该掌握在爱好和平国家的手里”的理念，主动积极地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等领域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共享科研资源和成果，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4.强化法律建设和维权的协同 

一是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要强化法律思维，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为应对美国的打压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二是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三是充分利用法律手段维权，鼓励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国内外市场上对美国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和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5.强化舆论与宣传的积极作用 

一是要加强舆论引导，通过官方渠道、各种媒体等加强对美国打压行为的揭露和批判，向国际社会阐述我国的立场和观点，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二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要用西方人的思维以及西方人能看得懂的方式，来积极宣传我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展示我国开放、包容、合作的大国形象；三是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秉承开放、包容、平等的理念，通过文化交流、学术合作、民间交往等多种形式，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沟通与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