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2月20日)

28年前的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

邓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往前走、向前看。这使得他是一个，用四川话讲叫很撇脱（指干脆利落）的人，也是一个不纠结，没什么内耗的人。

这种个性是怎么形成的，恐怕从他少年的时候就有。1919年的时候，邓小平还不到16岁，他父亲在重庆听说留法勤工俭学招生，就写信回广安要他去读，然后准备去法国。

然而邓小平的母亲不同意。邓希贤是家中长子，其母常年操持一家人的生活，事务繁重，一心想的就是长子大了可以为她分点忧。现在好不容看到点希望，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自然是舍不得。

远隔万里重洋，去有时，回来就是遥遥无期，一般小孩都视之为畏途。但邓小平不一样，很愿意去。他还做母亲的工作，又是争论，又是讲道理，母亲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邓小平去法国两年后，曾写了封信回老家。信里说，他参加了革命，因此提出了两件事。一件是今后不能回家了，也不能顾家了；另一件是，要求废除家里给他定的一门娃娃亲。

邓小平是说到做到，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哪怕后来进军西南时到重庆，后来晚年去成都住在金牛宾馆，离老家都很近，却都没有回去过。

按说思故乡是人的本能，主席还写“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然而邓小平既不回老家，也不写诗。他的确不是那种纸短情长的人。

出来就出来了，不回头看。

但他并不是不重感情，而是很重感情。只不过经历的起伏多，理性会大大地超越感情，变成一种克制，成为“钢铁公司”。

我看邓公女儿的书里讲，邓朴方摔伤后，邓公夫妇当时处于隔离状态，起初不知道。后来允许子女去探望时，他们才知道这件事。卓琳抑制不住悲痛，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但是邓小平不流泪，只是不停地抽烟。然后他对卓琳说：

既已如此，要尽量想办法让儿子得到治疗。

然后提起笔来给主席写信，像这样为家人的信，在那些年他还写过很多封。后来再度复出，主席见到邓小平时，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的回答就是两个字：

等待。

等待也好，既已如此也好，都是不带情绪的表达。这就是邓小平风格。话也不多说，尤其一两句说不清楚的，说起来也没什么意义，更不需多言。

与其说，不如脑子动，不如脚下行。只要条件到了，他可以迅速向前看，无缝切换，毫不含糊。

就说二度复出那次。解除禁锢后，他并没有马上回北京，而是提出要求到江西各处去看看。在泰和县，他遇到一位原来红一方面军的老战友。老战友向邓小平控诉了自己遭遇的暴行。

言谈中，小平同志并没有多说什么安慰的话，而是罕见地点评起了人物和时事，他说：

101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101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过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尽管偏居一隅多年，但邓小平看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话，像是在对老战友说的，仿佛也在对即将回北京的自己说：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江西的日子看上去对邓小平来说是停滞的，是没有向前的。但是也不尽然，事实上他没有停止过思考。

那次出行他到了曾经战斗过的瑞金，看了瑞金的一个制糖厂，他问负责人，你们怎么还用手工包装糖果，为什么不搞机械化？那天晚上，他对瑞金县委的人说：

应当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四十年。我们还需要努力。

物理上的停滞，不代表思想上的停滞。江西的邓小平小道虽然小，但酝酿出来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大赛道嘛。

一个领袖人物，他身处的位置使得他的个性与风格，不仅会影响历史进程的方向，也会影响历史进程的速度。

人也好，国家也好，总是背着许多包袱，就怎么样也不会跑得快。

比如讲向前看，就不能过多纠缠历史问题。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准确说是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去准备一篇提纲挈领性质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提纲是邓公一口气拿出来的，然后找于光远等同志扩展成一篇讲话。在简略的提纲里，邓公写的是，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索，时间不宜长：

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图为邓小平撰写的提纲。

后来这篇文章写出来，就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我认为这是邓公最重要的三篇文章之一。

在文章中，他谈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后来有人把它概括为：

宜粗不宜细。

这是处理历史问题的一种智慧，目的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

好多人都听说过，邓公对80年代的“伤痕文学”有个评价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没查到这个评价的出处。但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这类案例是有的。

我最近不是在写东北解放战争吗，就看到一个材料。在80年代，党内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对当年东北局工作的评价问题，有一些分歧。两位老同志都组织编写了材料，两个材料都送到了小平同志面前。

那小平同志是怎么批示的呢？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他批示说：

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

最后那两份材料都存档，都没有发表。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也非常重视“纲”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传统。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过度去纠缠历史，或总是照老路走，就会偏离实践，更会错过时机。

邓小平虽然不爱讲长篇，但会在无意间，给人传达自己的想法。1984年1月，他第一次南巡到广东中山视察期间，攀登了当地的罗三妹山。快下山时，由于前方山路难行，工作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小平同志说：

我不走回头路。

邓公讲“向前看”，“不走回头路”，包括他的“不争论”，都是他的高明和伟大之处。如果没不是这样，人人都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改革开放显然是不可能进展得那么快的。

相比纠缠不清的历史，争论不休的理论，看得见、摸得到、叫得响的现代化，才是邓公关注的焦点所在。

在这样的问题上，他就不会搞什么“宜粗不宜细”了，而是要仔仔细细把账算清楚。

1983年在江苏，他问当地负责同志，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说，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翻两番。

当知道苏州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已经接近800美元时，邓小平又问：

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

那次江苏之行，给了邓小平非常大的信心，回去给好多老同志都讲。

图为江苏的同志在汇报。

十年之后的1993年，邓公已经接近90岁了。这一年秋天他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定了《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

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便是他的“南方谈话”。经过整理后的谈话的最后一段是：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重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公看到这个结尾，感到非常满意。他为什么满意？

我想，是因为在他决心传之后世的文选里，最后的话，依然是向前看的。

谨以此文纪念邓公逝世二十八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