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2月23日)

   《乌合之众》的作者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100多年前的医学博士，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勒庞是一位跨界通才，研究领域覆盖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

       “乌合之众”在汉语里头是明显带着贬义的，它的英文版原名是 the crowd，意思是“群体”，是个中性词；《乌合之众》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讲述的是“群体的出现”，以及“有哪一些因素导致个体加入群体后，变得疯狂、冲动和非理性，并最终以“排山倒海”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

        “乌合之众”这个群体有着这样几个特点：1）他们是一群原本无组织、彼此之间不相干的人；2）这些人是因为某一事件或者某一契机，心理上有了共通点并因此而聚集；比如说1000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他们本来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他们根本不能算作是一个群体，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下聚集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可以是景区的游客，也可以是商场的消费者、湖边散步的人群，这些人本来都不算“乌合之众”，但如果发生了“突然事件”，比如爆炸或者火灾，这群人因为恐惧开始疯狂逃散，逃生的心理让这些人有了心理上的共通点，他们也就构成了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也就成为了“乌合之众”；反过来看，有些群体比如军队、企业、宗教团体等等，就不是乌合之众，因为他们是有组织、有纪律、能够接受指挥，统一行动的群体。

         这些“乌合之众”的心理共通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乌合之众”呢？1）个体心理上感觉到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使得个体敢于发泄自己的本能欲望：比如一群人在散步，突然发生了爆炸，大家就会开始逃窜，而面对危险，逃生就是一种本能，除了逃生还有破坏、同情等心理和行为，这都属于人的“心里本能”，在一些游行队伍中，打砸抢烧的现象十分普遍，就是破坏的本能在发挥作用；反过来看，面对恐怖袭击之后的孩子的照片，很多人纷纷捐助，这也是同情的本能。2）群体成员之间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极富传染性：当你看到别人开始跑了，你肯定也赶紧跑，这就是群体行动的传染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根本来不及思考，除非是特工、特种兵等训练有素的人才可能抽出一些时间观察地形、人群，最后决定如何跑。3）易受暗示：群体非常容易接受“暗示”，因为群体存在一个“隐性的气场”，有些人可能没有目睹爆炸发生，但看到大家开始跑了，也觉得出大事了，也赶紧跑，这就是暗示。4）缺乏理性：群体的推理能力低劣，智力很低，而且个人的智商容易被群体削弱，判断力也会跟着下架，一个高智商的人加入群体，最终也会被拉到一个很低的水平，现代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同频共振”，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频率，当我们基于某种恐惧、信念或目标加入一个群体时，那么个体的情绪频率就会与群体的情绪频率进行配对，有的人需要调高频率，有的人需要调低频率，所有人只有都调到同一个频率，最终形成情绪共振，在情绪共振之下，个人会放弃自己独立的思考，转而促使自己与群体保持步调一致。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乌合之众也不仅仅是只与负面事件发生关联，比如面对落水的孩子，在场的人群纷纷进入一个救人的心智共振模式，那些平时比较冷漠的人，可能也会受群体传染，变得很热心；另外一些重症患者把自己的病情境遇写成故事发布在网上，可以赢得广大网友的支持，又是问候又是捐款；其实这些捐助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群“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回顾历史，很多的“大事件”都是由乌合之众参与的社会运动促成的，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义和团运动等，这些“大事件”的出现基本都跟“领头人物的出现”息息相关；一般来说，乌合之众和社会运动、社会动乱是同时出现的，我们知道，大事件都是由小冲突导致的，小冲突就是我们说的导火索：比如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就是一次征税会议，国王在会议上很蛮横，试图对第三等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征收更多的税，会议刚开完，不满的群众就开始商量着准备开始行动了，这些群众不满也好、蠢蠢欲动也罢，他们还得需要一个“演讲者或领头人物”来引领他们；而普通群众之所以能够加入运动、参加革命、心甘情愿的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直接因素有三个：第一个是直接因素，需要把口号、纲领等概念词汇进行包装和组合，这些概念看起来也许非常的简单、直接、伟大、迷人，但它们本身的含义一定是模糊的，当演讲者大声发出号召的时候，这些经过组合和包装的概念、词汇在群体中就极富煽动性；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样一些概念，这三个词汇很抽象，但却可以击中人心，让很多普通民众加入了大革命；第二个直接因素是集体行动过程中出现的幻觉：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一直处于幻觉的影响之下，《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虚构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能力；人都是有幻觉的，同时还天生具有虚构一些目标和场景的能力，而在特定的人群中，人的幻觉会更容易出现，一些看起来平时很有理性的人，也会加入运动，因为他们也会有幻觉，置身于山呼海啸的运动中，他们也觉得自己不可阻挡，觉得革命胜利就在前方；第三个直接因素是群体所具有的历史经验：群体经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体记忆，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国王通过议会向第三等级加税，不是第一次，而是很多次，而且1789年的前一年春天，法国农民经历了严重的旱灾，到了夏天又来了一场冰雹，把庄稼彻底砸烂了，导致了冬天饥荒的发生，而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救灾，让群体很容易产生了不满情绪，直接产生了“心理共通”。

         除了以上的三个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对“乌合之众”的形成也非常关键，间接因素的第一个就是种族：种族决定了一群人的气质，比如法国人就是格外冲动、易受蛊惑的一个民族；而英国人理性沉稳，不像法国人的偏执，容易被暗示；比如同样进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人搞出了光荣革命，基本没有死人，法国人攻占了巴士底狱，还把皇帝路易十六给送上了断头台；第二个间接因素是传统因素：传统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有各自的特点和气质，鲁迅批判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勒庞也批评法国的社会传统太冒进、不够理性；第三个间接因素是时间：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教育，都必须依靠时间的积累，再牛的人也要做成一件事，都需要时间，所以，群体到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具体观念落地，也需要时间的积累，“革命”需要爆发情绪、需要积累能量、需要储备时间，这非常很重要；第四个间接因素是政治社会制度：政治与社会制度对于人们加入“乌合之众”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同样都实行了民主制度，美国高度繁荣，而被西班牙殖民过的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却悲惨混乱；最后一个间接因素是教育：在教育的作用上，勒庞围绕着种族问题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法国的教育其实是在把受过教育的人变成社会的敌人，所以种族是核心因素，其他因素都围着种族发挥作用。

          “领头人物”在乌合之众里如何发挥作用呢？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的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所以“领袖”在乌合之众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乌合之众的心理影响非常大，勒庞把“领袖”分作两类，1）是拥有坚强意志的人，他们可能是临时性、暂时性的领袖，比如球迷骚乱中的先锋，或者是跳水救人的见义勇为，他们只是在做那件事的时候成为“领袖”；2）是拥有更持久意志力的领袖，他们长期占据主要位置，死后的影响可能超过生前，这类“领袖”我们可以通过媒介经常看到，比如前苏联的革命领袖、各朝代的开国元勋、传奇商人以及大思想家；比如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就是临时性领袖，而他的后继者朱元璋则属于长时期的领袖。张无忌功夫深不可测，但性格软弱，一直被周围人推着走，而朱元璋虽然武功平平，但性格坚定，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意志力。

        那么，在成为“领袖”的过程中需要什么手段呢？勒庞的答案就是3个词：断言、重复、传染。1）断言就是“领袖”不要做任何论证，不要有任何推理，直接下判断，只有坚定的下判断才能让群众相信；前面我们举的爆炸的例子，其实不管有没有爆炸，或者是不是气球爆炸，在场的临时“领袖”如果想让大家相信，一定会坚定的呼喊“爆炸了”，这个人绝对不会跟大家论证一下到底如何鉴别恐怖袭击，多大规模才算爆炸，为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爆炸；至于那些长期占据领袖地位的人，他们的演讲发言则更为坚定，也只有坚定的语气，才能让台下的听众觉得正常、舒适；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这些套话和“美丽的词汇”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膜拜；对乌合之众而言，那些大而化之的套话，听起来总让人振奋人心，精神抖擞。2）重复也很重要，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领袖”的话重复一万遍，那些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会产生幻觉；爆炸中呼喊的那个人一定不会只喊一遍、三遍或五遍，而是无数遍，这种不断的重复，更容易造成人心的浮动；拿破仑说：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拿破仑是演讲鼓动专家，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对重复某个概念的重要性了然于胸。3）传染：不管多么荒谬的断言，只要领袖坚定不移，不断重复，就能普遍扩散、传染至每个人，202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曝光后，大量东南沿海的普通居民开始抢盐，原因是有人散发“盐可以防辐射”的说法，在一个群体中，恐惧会让人变得不管不顾；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但如果群体内所有人都陷入恐慌，也就不存在智者了。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领袖”们可以获得一种巨大的威力，这种威力就是名望，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有了名望的领袖继续断言、重复和传染，那么领袖的名望又会继续扩大，而且领袖的名望还会通过舆论、文学和艺术等等进行体现。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对这种“领袖”的崇拜非常类似于一种宗教精神。

        我们应该如何从现实的角度看待这本书呢？美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穆顿说：《乌合之众》的意义在于作者发现问题的功能，而非解决问题的功能，的确，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网络信息极度碎片化，谣言四起经常遇见，我们可能被某个夸大宣传的产品所蛊惑，也可能不自觉被某个大V的言论引领，乌合之众无处不在，因为成为乌合之众的门槛太低；尽管勒庞在书中一直强调，不管个体的人多么聪明，他们一旦聚集起来，被某个事件点燃，就会变得智力低下，冲动易怒、行为夸张，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做了一个著名的权威服从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命令的天性，在特定情景下，人们会背叛自己一直以来遵守的道德规范，服从权威人士的命令去伤害无辜的人。

         具体的实验是：米尔格兰姆邀请了美国的一些好市民和工作人员参与实验，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全部被刻意安排成老师的角色，工作人员则假扮学生，这些市民扮演的老师，他们的任务是检测学生的词汇量，每当学生答错一道题，老师就需要对学生进行电击，答错越多，电压等级越高，而工作人员扮演的学生则根据电击强度作出痛苦的反应；结果显示，在实验者威严的指令下，大部分平时温厚善良的好市民选择了用高达400多伏的电压来伤害别人。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则认为，许多所谓的群众在集体行动中并不会丧失理性，变得智力低下，他们只是把集体行动作为个体利益实现的手段，一旦有机可乘，这些群众就会搭便车；比如在很多游行中，一些参与者混在其中，可能只是为了一份免费的盒饭，并没有强烈的诉求。所以《乌合之众》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