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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3月1日)

力往哪里发？

“新春第一会”以来，助企惠企、优化营商环境等成为地方文件里的高频词。从发改委、工信部到金管局等都有表态，要破除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各种障碍，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强化执法监督等等。

但是具体怎么个助法？力往哪里发？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最近，在一些省份出现了一种新做法，就是由政府向民营企业派驻干部。一种方式是，由省委组织部向重点民营企业派遣驻企第一书记；另一种操作是，省里的科技厅或人才办，到高校去选聘科技人才，再把他们派到民营企业去当科技副总裁、副总工程师。

这类做法的本意当然是好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几个问题：第一，企业到底需不需要或欢不欢迎这个第一书记或者副总裁？第二，派驻干部的工资由谁来发？对谁汇报？第三，他们的工作绩效由谁评估？他们能否被辞退或提拔？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其实就回到了4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课题——政企如何分开和归位，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只不过当年的“政企分开”的两个主体是政府和国有企业，而今天则变成了政府和民营企业。

把问题换一种说法来表述就是，今天，政府服务或支持民营企业，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杭州的“12字诀”

问题难答，但有优等生似乎已经把解题思路摆在那里了。

最近杭州出了个“六小龙”，一时间风光无二。于是吴老师在一期音频中讲到，他最近在城市间行走，经常被地方官员问到一类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成为下一个杭州？”或者“我们的营商环境和杭州相比，有什么不足？”

吴老师回答了12个字——“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

好比我们住酒店，在一家真正高档的酒店，很多时候是看不见服务员的，但如果你需要，他随时都会出现在你面前为你提供服务。而如果现在你进到一家酒店，屁股后面就跟着一个满脸堆笑的服务员，还不停地问你需要什么服务、有什么意见，你恐怕会不堪其扰。

所以“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是一个好酒店的基本运作模型，或许也是一个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解题思路。

但这12字诀不是那么容易照搬的。

据说在十多年前，国内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马斯克”？有官员在当年做出规划说，在未来10年内，要在当地培养出100个马斯克。类似地，在今天，肯定也有很多地方官员在思考怎么在当地创造出“六小龙”甚至“七小龙”“八小龙”。

靠派驻企书记和科技副总裁吗？恐怕挺难的。

“折腾”是企业的事

这次的“杭州六小龙”之所以引发大家那么大的关注，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它们所在的大模型、具身机器人、脑机接口等行业，都有一些大厂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结果获得突破的居然都是这些边缘的小公司，并且它们与美国硅谷、波士顿那些最先进的科技公司形成了直接的竞争。

这些创业者很大一部分没有进入所谓的百人计划、千人计划，他们的创业项目也没有得到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所以他们并不是“天选之人”，更不可能被“规划”或“安排”出来。

正如吴老师多次提到的一本书《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中所描绘的景象，创新根本没有道路，而只有一个大致方向，创业者和企业家们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上面对着一块块的踏脚石。他们从这一块跳上另一块，有些踏脚石是真实的，而99.9%的踏脚石是不真实的，刚踩上去，它就不见了，创业便失败了。

所以如果一个人信誓旦旦地说，他可以告诉你，那些踏脚石中哪几块是真实的，怎样跳可以抵达终点，那么他要么是上帝，要么是骗子。商业之美本身就在于其不可预知性，怎样到达那个终点，永远只能是企业，和那些勇敢冒险的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事。

所以吴老师经常提到两句话。第一句，不要折腾企业家了，把他们折腾坏了，那就真没人折腾经济了。第二句，要像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相信企业家会办企业。

允许“失控”的存在

那么政府到底能做些什么？

用有些抽象的话来说，是去创造一种鼓励、尊重、信任企业家的氛围。而要形成这种氛围，它的准绳只有一条，就是看是否有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而法治的本质就是边界感和底线感。那些向民营企业派驻第一书记或者科技副总裁的地方政府，不可谓不重视民营企业，但关键在于，这样的行为本身就与法制化环境的底线和边界产生了冲突。

要民企活跃，要创新繁荣，就必须要允许失控，要允许无数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踏脚石，以及那些在踏脚石上蹦来蹦去的创业者的出现。

地方政府要问自己的问题，其实就转变为了，怎么把那些勇敢的创业者吸引来我这里，怎么支持和助力那些年轻的产业，以及，怎样保持政府自身的年轻心态。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那么创新将永远存在，并将超预期地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