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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3月24日)

县中困境

首先，跟随作者林小英，看看县中现实存在的三大问题。

作者林小英的叙述，开始于一所普通的县中，简称P中学，位于某地级市下属的一个县城。作为本县唯一一所位于县城的高中，已经有90多年历史的P中学，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

但是，最近十几年来，一度耀眼的P中学，却在经济不断发展，全社会重视教育的大背景下，逐渐衰败了。

首先，P中学遇到的一大问题，是招不到优秀的生源了。优秀生源的持续流失，对P中学这样的县中来说，仅仅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那些还留在县中的孩子，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学习动力，都出现了停滞和不足的局面。

林小英分析说，这些县中学生身上存在的“学习难”问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造成这种问题的底层原因就是，一个孩子对未来与自身发展的认知和规划，既是家庭认知水平代际传承的结果，也是学校这个“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林小英强调说，这种情况的发生，不应该只让孩子“背锅”，因为他们没办法超越自己的原生家庭环境。

林小英总结说，虽然教育可能是一条较为公平，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主要上升通道，但是由于父母知识结构的限制，许多孩子更会在整体环境的驱使下，选择一条看上去较为舒适的道路：也就是读完小学初中后，就进入职业学校匆忙选择一个专业；随后，他们就在懵懂中，走入了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也步入了成人社会。

第三个县中衰落的原因，则是师资力量。

在走访中，林小英发现，许多县中的老师，都患上了“职业倦怠”，而问题的症结，在于县中教师这样一份工作，存在三大问题：工资低、压力大，以及激励少。

在P中学，林小英发现，教师队伍整体年龄偏大，虽然超过90%的老师都有本科学历，但大多都不愿意带班上课，而30岁以下的老师仅占整体的2.67%。为了保证正常开课，学校的办法只能是外聘，许多不合格、依靠人际关系“塞”进来的人，堂而皇之地走上了P中学的讲台。

一位已经拥有30多年教龄的优秀县中语文教师曾对记者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5000元，加上奖金、津贴和公积金，1年收入大约在14万元，听上去不错；但是，他肩膀上的责任非常重：除了正常上课，这位老师每周还要给学生上三个语文早自习，加上两节晚自习，这还不算与学生相关的管理工作，以及上级布置的各种行政事务。

对于刚刚进入学校的青年教师来说，他们身上的压力更大，青年教师来到远离家乡的县中，想在学校所在的县城安顿下来，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很多人会尴尬地发现，县中固然给了自己就业机会和一份薪水，但如果县中整体教育水平不错，也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推高了县城的房价；那份在外人看来不错的月薪，甚至换不来县城繁华地段一平方米的住房。

在这种情况下，县中的教师岗，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具备高性价比的职业选择，而教师队伍，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一位山东招远的县中校长就抱怨说，在全校三百多名教师中，四十五岁以上占比超过50%，而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仅占17%。有些从师范毕业，已经签了约的青年教师，来学校看了一眼，问了一下待遇，立刻转头就走，一去不回。

优秀生源流失，学生学习意愿不强，方法落后，再加上师资力量的薄弱，这三重问题叠加在一起，一种恶性循环就由此诞生：优质生源流失，直接造成县中升学率下滑，学校的财政状况由此恶化，再导致老师们缺乏激励，无心教学，进一步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周而复始，难以摆脱。

超级县中

那么，这样严重的危机，该如何解决？关心教育新闻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作为应对，一种被称为“县中模式”的教育体系诞生了。注意，这里的“县中”，并不是一般的县级中学，而是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倾全力打造的“超级县中”。

为什么这样的“超级中学”会出现在县城？身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杨东平，曾经给出过一个解释，那就是比起大城市，县城缺乏资源，所以只能依靠应试教育，来形成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投资。

久而久之，这种因为应试教育而带来的影响力，最终为县城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中最立竿见影的，就是“超级县中”所在地周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其他日常消费。

这种超级县中有什么特点呢？林小英总结，首先就是它们往往实行军事化封闭管理，大量时间投入，大量刷题，以高考成绩作为教学的唯一衡量标准。

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一种非常功利的教育观念诞生了，老师、家长和学校管理方为了升学率，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均衡发展。

在很多人眼里，某些超级县中，对学生管理的严格程度，令人无法接受：比如有些中学规定，每个班级用餐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包括走到食堂、吃饭以及返回教室，许多学生为了赶时间，会选择盖饭或者面条，因为吃起来省时，需要去刺的鱼、剥壳的虾和带皮的水果，往往无人问津。

又比如，一些学校为了强化学生的应试技巧和精神承受力，会举办所谓的“突击模考”，也就是在一天之内，让学生一口气做完高考所有六门科目的模拟试卷。

林小英总结，“超级县中”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体量巨大，在办学模式上“公私混合”。

这是因为，单纯的公立中学，在招生方面有诸多的严格限制，而引进民企投资实现私立化，就能在招生方面更为自由，可以有效地模仿省会大城市学校，吸收来自周边地区的优秀学生和教师。

然而，这种对体量的追求，实际上却带来了许多管理上的隐患：比如“超大班”现象，虽然教育部明确规定，中学一个班级的理想人数在45到50人，但许多超级县中的班级人数甚至会超过80人。

“超大班”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老师能够分给每个学生的精力和时间，被严重压缩。

其次，是一系列学生身心发展和管理资源方面的问题。

比如，教室空间拥挤，有的班级甚至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塞进三个学生；面积有限的操场根本无法容纳学生们课间进行游戏或者体育锻炼，甚至连厕所都无法满足学生的最基本需求。

当然，很多超级县中，最终在每一年的高考中交出了亮眼的成绩，不少毕业生成功地圆了自己的“985、211”，乃至“清华北大”梦想。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却是，在一些地方，“超级县中”的诞生，让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分配，出现了更严重的倾斜。

县中的出路在哪里？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要问，在这种两难状况下，县际教育，必须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实现普惠效应，回归“育人”的初衷。还是拿刚才提到过的P中学为例，它在困境中，就开始了一场大胆的变革。

作为当地教育变革的试点单位，P中学变革的实质就是，大胆引入外来团队，对学校进行整体“托管”。这场试验的背后推手，县教育局局长对林小英说：这场试验刚刚开始的时候，反对意见和阻力都不少；很多人觉得，把具备悠久历史传统的公办学校给一个社会机构去托管，实在是丢脸，而且一年托管费要480万元，是沉重的财政包袱。

但是，这480万元里，至少两百万元是直接给P中学的，落到托管方手里的也不过200多万元，最终这些钱里的绝大部分，又以各种采购和开支的形式回到了县里。

不仅如此，为了表示诚意，县教育局还大胆给了托管团队办学自主权和管理学校人力、财务的权力。而托管方也不负重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教育现代化变革，推行扁平化的“三部四中心”体系，也就是三个年级部，以及教师发展、学生发展、行政与后勤服务中心，通过下放权力，来激发教师的活力与创造力。

而在薪酬方面，新的托管团队大幅度压缩了学校以前的各种不规范经费支出，把结余下来的钱用于提高教师薪资水平，引入教育理念更新的年轻教师等等。

当然，从教师、学生和县城居民的角度看，这些抽象概念的背后，是一件件具体而有效的实事：比如，学校围墙上的缺口被堵住了，校园安全得到了极大改善。早晨食堂里，老师有了免费早餐，增强了老师来学校监督学生早自习，并答疑解惑的动力。学生的英语基础太差，学校就引入小语种课程，让学生可以选择日语、德语等小语种参加高考。

这些举措均从细节处入手，有效地提高了P中学的整体表现：截至2022年，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线率已达到63%。林小英在本书结语中说，自从P中学开展这项教育试点后，自己每年都会收到来自校方的信息，说自己毕业生的高考成绩，在逐渐攀升，原本流失的本地生源开始慢慢回流。

当然，林小英认为，虽然这些成绩非常明显，但仅仅是个开始，因为在升学率之外，县中极有可能是县级地区里孩子们“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许多地区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要求，更开始逐渐推行多元化教育改革，改变以升学率为评估唯一标准的现象。

林小英在河北考察时就发现，河北省的教育管理机构，就推行了一系列新举措：例如，不得给普通高中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从2021年开始，在高考综合改革中引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图打破“唯分数论”选拔标准。

在石家庄市，教育局还扶持了一批多样化特色中学，包括艺术、人文、体育等项目，其中不少学校，是原本市区高中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另外，石家庄还从2015年开始，积极推进“普职融通”改革：核心内容是在普通高中开设实践技能类选修课程，同时在职业院校中开设高中选修课程等等，试图打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院校之间的隔阂。

在我国西部某县，林小英还了解到，为了让学生与家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选择教育路径，充分发挥孩子的兴趣和特长，这里的教育管理机构还进行了另一项创新实验，叫“学籍在初中，学习在职中”。

意思就是，对那些感觉文化课跟不上，决定选择职业学校的初三学生，实现“提前分流”，也就是让他们在职高，度过整个初三第二学期。当然，在职高，文化课程依旧会上完，只不过要求相对宽松。

一位中学校长对林小英表示：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用充足的时间体验职业学校的氛围，选择感兴趣的技能培训，慢慢规划自己下一步的人生；同时还把整个初中念完，拿到了毕业证。这种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县中学生既无力继续升入普通高中，又对自己未来的“一技之长”茫然无知的“两头空”现象。

怎么解决“县中坍塌”带来的教育焦虑问题？

好了，这本《县中的孩子》的基本内容，到这里就为你介绍得差不多了。最后，关于县中教育，我们补充一些得到App《政经参考》的主理人马江博老师的看法。

前不久，马老师带来了县中教育趋势的解读，他认为，县中崛起最根本的原因是，如果说县域是中国的底色，那县中就是中国教育的底色。

教育部部长说，中国近60%的高中生就读于县级中学，但县域教育资源长期面临“优质师资流失、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差距扩大”三大痛点，教育资源失衡加上人口虹吸，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教师荒”。

到底该怎么解决县中坍塌带来的教育焦虑问题？

国家已经说话了：打破“一县一校”困局；新建或改建高标准寄宿学校，预计覆盖超500万乡村学生；提高县域教师津补贴，确保收入不低于城区教师平均水平；推动城区骨干教师与县中教师“双向流动”。

马老师说，中央为了让县中崛起，是真下了大力气，因为解决了这个事，表面上是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倾斜问题，而实际上，中国接近60%的学生，在全国2800多个县接受教育，农村学子考入“双一流”高校的比例一提升，势必带动人口回流、消费与产业升级。

有专家预测，未来5年，县中振兴或拉动县域GDP增长1.2%。

有地方已经开始行动了，比如，2023年福建漳州长泰区就宣布，从2023年秋季学期开始推行高中免费。这个地方就是典型的城市近郊县区，2022年该地中考人数大约为2100人，但高中招生总人数仅有868人，去哪了？别的城市和当地民办学校。而在实行高中免费政策后，当年前三十名学生中80%～90%都留在当地学校。

马老师认为，“振兴县中”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最后，用林小英在《县中的孩子》序言中说的一段话结尾。她是这样说的：“教育不应奉行适者生存的模式，它的结果也不应以经济逻辑来度量和验证，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的互动中完成的，教育应该给人以希望。”

归根结底，县中里的孩子，承载着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和希望，他们也是我们共同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