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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书评|《非法者：俄罗斯最惊世骇俗的间谍与百年西渗透行动》（The Illegals）肖恩·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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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4月18日)
The Illegals: Russia’s Most Audacious Spies and Their Century-Long Mission to Infiltrate the West
by Shaun Walker
《非法者：俄罗斯最惊世骇俗的间谍与百年西渗透行动》
肖恩·沃克 著
出版日期：April 17, 2025
——评肖恩·沃克《非法者：俄罗斯世纪间谍行动与西方渗透》
1940年8月20日，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的一栋别墅内，列夫·托洛茨基正伏案批注《斯大林罪行史》手稿。在被他最亲近的助手用冰镐破颅的瞬间，这位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流亡者或许会想起半个世纪前伦敦霍福德街30号的那个清晨——当他以“笔”为代号叩响列宁的房门时，革命的密谋者们尚在编织地下网络的最初经纬。谁又能料到，这场始于沙皇暗探围剿的猫鼠游戏，竟会演变为贯穿整个20世纪的情报史诗，并在21世纪以社交媒体时代的“虚拟非法者”形态重写规则？
肖恩·沃克的新作《非法者》以恢弘笔触揭开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SVR）最隐秘的“非法者”（illegals）计划。这位驻莫斯科十余年的《卫报》前记者，通过解密档案、当事人访谈与历史重构，将克格勃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渗透行动编织成一部横跨百年的惊险叙事。从列宁时代的地下工作者到普京时代的网络水军，从墨西哥刺杀行动到剑桥郡郊区的“完美家庭”，作者以新闻调查的锐利与历史学家的严谨，在冷战铁幕与数字防火墙间搭建起理解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入口。
全书分为五幕剧式的结构，以编年史与主题叙事交织的手法，勾勒出俄罗斯非法者计划的完整谱系。开篇“最初的非法者”将读者带回1902年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首次会面，揭示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传统如何孕育现代间谍技艺。当年轻的斯大林化装成波斯商人在高加索山区传递密信，当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卢比扬卡设计情报架构，革命者的生存本能逐渐转化为制度化的谍报体系。
书中精彩还原1938年苏联情报史上的“伟大非法者”时代：理查德·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潜伏东京，其情报网准确预判纳粹进攻苏联日期；利奥波德·特雷佩尔领导的“红色乐团”在纳粹心脏构建160人情报网，其柏林公寓的钢琴声成为向莫斯科发报的掩护。沃克指出，这些兼具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早期非法者，实为苏联体制特殊产物——“他们是世界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能用五种语言讨论《资本论》，也能用同种数量伪造护照”。
冷战章节（“战争与冷战”）以手术刀般的精确解剖克格勃对西方渗透。1957年鲁道夫·阿贝尔在布鲁克林落网的戏剧性故事，暴露了战后非法者训练体系的工业化转型：莫斯科郊外的“101学校”开始系统制造“人造西方人”，学员需在模拟美国小镇生活三年，从咀嚼口香糖姿势到棒球术语皆需完美复刻。书中披露的1970年代“男爵行动”堪称冷战谍战经典——克格勃特工尤里·谢罗夫化身西德破落贵族，通过古董交易打入波恩政界，其情报直接促成苏联对北约军演的成功干扰。
沃克并未止步于行动本身的惊险，而是深入间谍群体的精神世界。在“非法人生”部分，作者采访到2010年美国“鬼故事行动”中被捕的叶莲娜·瓦维洛娃。这位潜伏加拿大22年的SVR特工坦言：“我们是被编程的演员，但舞台灯光永不会亮起。”书中详述克格勃如何从西伯利亚大学遴选苗子，通过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甚至婚姻匹配测试打造完美伪装人格。令人震撼的细节是：间谍夫妻需在子女面前彻底切割母语，某特工因女儿临终前用俄语呼唤“妈妈”而暴露身份。
但人性终究在精密系统中撕开裂痕。1970年代代号“继承者”的计划试图培育第二代非法者，将特工子女自幼植入西方身份。书中引用克格勃档案显示，多数“间谍二代”产生严重认知失调：一个在米兰长大的女孩发现“意大利父亲”真实身份后精神崩溃；某特工之子在哈佛得知真相时质问：“那么我的整个童年都是楚门秀？”这些个体悲剧折射出制度性异化。
在“崩溃与重生”章节，沃克精彩追踪苏联解体如何催生非法者计划的变异。1991年圣诞节，莫斯科卢比扬卡大楼前的列宁雕像轰然倒塌，而潜伏西方的230名非法者却陷入身份真空。书中首度披露：部分特工利用体制混乱转型为双重间谍，某位化身加拿大房产经纪的前克格勃军官，甚至建立起横跨三大洲的商业情报网。这种“去中心化生存”恰为普京时代的间谍重组埋下伏笔。
在“虚拟非法者”章节，作者通过追踪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互联网研究局”（IRA）行动，揭示数字时代非法者的形态嬗变：圣彼得堡troll factory的“键盘战士”们以算法生成数万虚拟身份，其成本效益远超传统人力渗透。但沃克同时警告：物理世界的非法者并未消亡。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欧洲多地破获的“休眠特工”显示，SVR仍保留着制造“深度伪造人格”的能力——某位潜伏巴西25年的特工，其伪造的出生证明可追溯至里约热内卢某家已焚毁的教会医院。
作为非虚构作品，《非法者》在叙事技艺上沃克巧妙运用好莱坞式的动作场景（如1968年克格勃特工刺杀杜布切克的“进度行动”），加上制度解剖（详述101学校的“文化适应”训练体系），而内核则是对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哲学思考。书中将非法者计划定义为“持续百年的国家元表演”——从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输出，到普京时代的混合战争，伪装与欺骗始终是俄罗斯应对技术代差的非对称武器。
史料运用上，作者不仅调阅FBI解密档案、东德国安部（Stasi）记录，更难得地采访到十余名前克格勃特工。关于斯清洗情报系统的章节，沃克通过交叉比对莫斯科档案馆残卷与以色列摩萨德文件，还原出1937-1938年间对外情报局90%官员被处决的骇人细节。而2010年“鬼故事行动”的叙事，则建立在与当事人子女、邻居乃至办案探员的72次访谈基础上。
在方法论层面，沃克将间谍史书写提升至文明对话的高度。全书贯穿一个核心命题：俄罗斯对西方的认知始终存在“镜像扭曲”。1930年代克格勃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意识形态滤镜，导致其误判希特勒崛起；冷战时期对“腐朽西方”的刻板想象，使得多数非法者难以理解民权运动后的美国社会变迁。这种认知盲点在数字时代演变为更危险的误判——当克里姆林宫将推特机器人视为“网络版非法者”，实际上低估了开放社会的免疫弹性。
但作者也客观承认西方反间谍系统的局限。书中详述FBI如何耗时十年监控剑桥的“希思夫妇”，却因过度依赖技术监控（如Stingray伪基站）忽视传统人力线索。这种技术主义傲慢与克格勃的制度化耐心形成讽刺对照：当叶莲娜·瓦维洛娃用短波收音机接收加密指令时，美国国安局正在监听整个莫斯科的卫星通讯。
在全书终章，沃克参观莫斯科郊外的SVR纪念公园。数百块无名方尖碑矗立于雪松林间，每块碑文仅有日期与地理坐标——这是俄罗斯情报界对非法者的最高礼赞：他们存在过，又从未存在。这种国家记忆的暧昧性：当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在社交媒体时代彻底崩塌，当深度伪造技术能制造出比任何克格勃特工更完美的虚拟人格，人类是否正在进入“全民非法者”的时代？
作为全景展现俄罗斯非法者计划的非虚构巨作，本书的价值远超普通谍战史。它既是用情报棱镜重审20世纪的思想实验，也是解码当前混合战争的技术手册，更是对身份政治时代的哲学预警。在沃克笔下，每个非法者的双重人生都成为隐喻：当我们嘲笑体制制造“人造西方人”时，TikTok上的算法人格、元宇宙中的数字分身，何尝不是技术资本主义打造的“后现代非法者”？或许正如书中某位克格勃教官的告诫：“最高明的伪装不是变成他人，而是让所有人忘记伪装的存在。”
这部耗时七年完成的调查杰作，注定会成为理解俄罗斯战略文化的里程碑。它提醒我们：当卢比扬卡的档案库依然紧闭，那些在101学校接受训练的“新非法者”或许正在某座虚拟城市演练身份切换——他们的故事，永远在在光明与阴影的裂隙中生长。
达利博尔・瓦卢谢克1929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村庄。他在布拉格的查理大学求学，1955年被克格勃招募。克格勃为他指定了一个说德语的身份，并把他派往东德的哈雷进行语言培训。在那里，他与自己的德语老师英格开始了一段恋情，经过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的评估，同意这两人可以作为一对非法者夫妇被派往国外。克格勃给达利博尔赋予了一名德国国防军士兵鲁道夫・赫尔曼的身份，这名士兵于1943年在苏联阵亡。1957年末，“鲁迪”、英格以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彼得进入了西德，他们在那里伪装成决心在西方开始新生活的反共产主义者。鲁迪在接受西德安全部门的面谈时表现得非常出色，以至于这些部门试图招募他，把他作为间谍派回东方，因为他们对鲁迪的反共产主义热情印象极为深刻。鲁迪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1962年2月，这家人拿着西德护照前往加拿大。他们定居在多伦多的一个郊区，并开始寻找工作机会。鲁迪发现扬格街上有一家德国熟食店出售，这家店靠近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总部，于是他从银行贷款买下了它。英格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制作了大量的土豆沙拉，还烤制了一条条德式黑面包。这家店很快受到了多伦多德国移民社区的欢迎，尤其是那些持右翼观点的人，他们听着鲁迪讲述自己所谓的战时英勇事迹，听得津津有味。有时，熟客们会在营业时间结束后聚在一起，男人们还会唱纳粹战歌。但也有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总部的访客，鲁迪悉心与他们结交。他是个很会讲故事、很有娱乐精神的人，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
赫尔曼夫妇把彼得送进了当地的一所幼儿园，1963年，英格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迈克尔。不久之后，这对夫妇决定卖掉熟食店，这样英格就可以专注于抚养孩子，而鲁迪则可以利用他结交的人脉关系。通过在熟食店结识的一位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员工，鲁迪凭借在德国学到的技能，在这家国家广播公司找到了一份音响技师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学习了电影制作，很快就受雇帮助加拿大自由党制作一部竞选影片。赫尔曼一家成了模范的加拿大家庭，1967年2月，他们在多伦多的一家法院宣誓效忠女王，成为了加拿大公民。鲁迪觉得自己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借此建立起真正的政治人脉关系，但十天后，一条无线电信息传来了新的命令：做好一切必要准备，获取美国签证并搬到美国去。
1968年初，这家人拿到了美国签证。鲁迪和彼得飞往纽约找房子。这个11岁的男孩并不知道，当他的父亲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一处又一处房子，认为它们不合适时，鲁迪是带着非常明确的标准在选房：房子必须隐蔽，从邻近的房屋看不到；房子的东面不能有遮挡，因为无线电信息会从那个方向传来；而且要位于高地，离电线要有一段距离。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位于哈茨代尔，那是一片丘陵街道交错的区域，从纽约向北乘火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这是一座棕色的小错层式房屋，除了东面之外，四周都被高大的树木环绕，房屋沿着一条陡峭的车道建在离马路稍远的地方，不会被爱窥探的邻居看到。这所房子比附近的许多豪华度假屋都要小，但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空间还是足够的。鲁迪以3.2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它，并办理了2万美元的抵押贷款。
5月，在这家人搬家前一个月，鲁迪飞往巴黎与一名负责非法者事务的（N线）官员进行情况通报会。那人告诉鲁迪，他在美国的任务是留意进步人士，并设法渗透进哈德逊研究所，克格勃认为该研究所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幌子机构。鲁迪指出了这个计划中一个明显的漏洞：他拥有布拉格查理大学的优秀学位，但那是用另一个身份获得的。而现在他是一名自由摄影师，没有学历资质，也没有什么理由能渗透进一个智库。接头人耸了耸肩。鲁迪只能尽力而为。
鲁迪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员工结交朋友，该公司位于阿蒙克的总部离他在哈茨代尔的新家不远。公司委托他制作培训影片和销售影片，以及用于在会议上放映的短片。这些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细。有一次，鲁迪去阿拉斯加拍摄一部影片，把IBM的销售人员比作在自然界前沿奋勇开拓的无畏探险家。还有一次委托是制作一部比较体育界和商界领袖的影片。鲁迪去拍摄了菲尼克斯150英里汽车赛，还带上了彼得一起去。事实证明，他很擅长制作充满赞美资本主义优点画面的影片。
作为让在实地的非法者更积极主动这一总体计划的一部分，克格勃中心开始给鲁迪布置一些被认为对可能会受到监视的合法克格勃官员来说风险太大的间谍任务。鲁迪常常不得不前往全国各地的不同地点，选择方便的情报交接点。这些地点往往靠近军事设施和其他限制区域，他怀疑这些交接点是为克格勃安插在内部的特工服务的。其他一些任务则不太说得通。1969年3月，克格勃中心命令他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寄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们下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将遭到破坏。鲁迪从一家当铺买了一台打字机，打出了一封据说是一名爱国公民写的信。他在信中写道，他在飞机上听到乘客们谈论要对这次航天飞行发动恐怖袭击，所以想警告当局。他用锯子把打字机拆毁，然后把零件一件一件地扔掉，接着开车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从那里，他乘公共汽车到了亚特兰大，寄出了这封信，然后又以同样复杂迂回的路线回到了家。这一荒唐的举动既精心策划又毫无意义：那次航天发射按计划进行了。
在克格勃决定让非法者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之后，鲁迪还被赋予了管理特工的任务，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很少有长期的非法者做过这样的事。他成了休・汉布尔顿的联系人，汉布尔顿是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二十年前就被克格勃招募了。汉布尔顿主要是被说服，相信自己可以在幕后扮演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从而被拉进了克格勃，他成了克格勃最有价值的特工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在巴黎为北约工作的几年间，向克格勃交出了数百份机密文件。1961年，他离开北约，前往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在拉瓦尔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工作。鲁迪介绍自己是一名名叫道格拉斯的电影制作人。他说，他正在为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寻找一位熟悉魁北克的顾问。后来，当他单独与汉布尔顿在一起时，他坦白说他们俩有“共同的朋友”，并重新启用了汉布尔顿，向他索要克格勃想要的经济数据和信息。
事实证明，鲁迪的电影工作很赚钱。他在地下室配备了最先进的暗房设备，和他一起制作影片的IBM同事会到哈茨代尔的家中来剪辑影片素材。鲁迪作为间谍的装备则被妥善地锁在楼上的一张书桌里。每周一次，他会拿出收音机，解码来自莫斯科的信息。克格勃中心极其频繁地询问他渗透哈德逊研究所的进展情况。一个住在纽约、没有学位的电影制作人怎么能渗透进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智库呢？而且，如果他们这么希望他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不允许他去上大学并换一份职业呢？
1972年4月的一个晚上，鲁迪收到一条信息，命令他前往厄瓜多尔的基多参加一次当面会议。这是一个难得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鲁迪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表达他对克格勃中心笨拙指令的不满。像往常一样，他需要找个办法让自己的这次旅行看起来像是与他的掩护身份相关的一次正常出行，于是他找到了一个需要安第斯山脉素材镜头的客户。彼得现在14岁了，在学校里学习西班牙语，所以鲁迪带上他帮忙翻译。父子俩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南美之旅，他们将前往秘鲁、巴西，最后到达厄瓜多尔。鲁迪既能让彼得看看世界的一个新地方，拍摄一些能为他赚些钱的素材，还能参加这次会议，终于可以一吐心中的不快了。
彼得在学校里很难交到朋友。他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始终彬彬有礼，但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鲁迪在同事和朋友面前魅力十足，但在儿子面前却有些像个暴君：他从不使用暴力，但在心理上总是盛气凌人。他对美国文化不屑一顾，坚持要求彼得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诸如看漫画或听摇滚乐这类让人头脑麻木的事情上。
彼得生活中无尽的变动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首先，在他四岁的时候，全家从德国搬到了加拿大。后来，当他在多伦多开始有了家的感觉时，又被带出了那所文雅的学校，转学到了纽约，在那里，他的新同学为了抢他的午餐钱而对他拳脚相加。让他难过的是，他所有的朋友似乎都有祖父母、叔叔、阿姨和表亲，而他的父母却没有任何在世的亲人，而且他和弟弟之间六岁的年龄差也让他们很难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在赫尔曼家成长也确实有一些好处：到彼得十几岁的时候，他的旅行经历已经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丰富了。全家经常在夏天去欧洲度假，彼得还多次陪父亲进行横跨美国的公路旅行，以便父亲完成拍摄任务。现在，他们正在南美进行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之旅。在家里，父亲总是发号施令；而在路上，彼得觉得他们更像是伙伴。他们住在简陋的旅馆里，在城市中长时间漫步探索。在南美旅行的过程中，鲁迪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
在拍摄了厄瓜多尔瓜亚基尔的日常生活场景后，父子俩前往基多，他们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下午六点前不久，鲁迪告诉彼得他要去散散步，然后悄悄溜到了剧院外的一个会面地点，这个地点是他在纽约时通过无线电收到的指示中指定的。他到达后不久，一个高个子、长脸的男人走了过来。
“晚上好。你最近读过埃利・威塞尔的书吗？”男人问道。
对过暗号后，男人和鲁迪握了握手，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尤里。和往常一样，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所以鲁迪不知道他正在和整个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的副处长会面。德罗兹多夫可能是为了研究他即将扮演的“纳粹男爵”角色而来到南美，他还被赋予了一项次要任务，即与克格勃在美国的头号非法者缓和关系。
“我来只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你工作的感谢，并让你知道我们一直很关心你的情况。”德罗兹多夫说。
鲁迪很喜欢他的新接头人，对克格勃中心的愤怒也消散了。德罗兹多夫让鲁迪第二天上午十点在城外的“世界中点城”与他见面，那里有一座标志着赤道确切位置的纪念碑。鲁迪问他是否可以带上彼得，德罗兹多夫说他很高兴能见到这个男孩。
第二天上午，德罗兹多夫和鲁迪用德语聊天，而彼得则在研究那座纪念碑。他们三人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彼得没有注意到这次会面有任何奇怪之处；鲁迪在旅行时经常和陌生人聊天，特别是“德国同胞”。德罗兹多点了一大碗“阿瓜多・德・加里纳”，这是当地一种浓稠且辛辣的炖菜，他用勺子把菜舀到鲁迪和彼得的盘子里。小男孩把叉子伸进去，尝了最小的一口，立刻开始喘起气来。他的嘴像着了火一样。与此同时，德罗兹多夫正开心地一勺接一勺地吃着。
午饭后，彼得去散步了，鲁迪告诉德罗兹多夫，他想向儿子透露自己的身份，并让儿子参与他的工作。鲁迪担心彼得长大后会成为一个美国资本主义者，而他的伪装身份又意味着他在家里必须扮演一个反动的德国右翼分子。他担心如果再等太久才透露自己的真实忠诚，他可能会永远失去这个儿子。德罗兹多夫在午饭时仔细打量了鲁迪的儿子，对他印象深刻。彼得与成年人交谈时比与同龄人交谈时自在得多，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深思熟虑、博学多才的男孩。多年来，非法者一直面临着困境，因为他们没有西方的教育记录，在任何政府工作或其他敏感工作的背景调查中都会失败。第二代非法者的想法让德罗兹多夫很感兴趣，但他也担心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潜在的安全漏洞。他告诉鲁迪等几年再采取行动。
孩子的问题是非法者面临的最棘手、最痛苦的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的负责人瓦季姆・基尔皮琴科承认，“很少有可能圆满地解决非法者的家庭生活问题”。然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围绕孩子的人类情感应该是次要考虑的因素。行动要求优先于一切。哪怕只学会了几句俄语的孩子也被禁止执行国外任务，所以在出发执行任务前生育孩子的非法者夫妇不得不把孩子留给亲戚，或者把他们送到克格勃的孤儿院。一对非法者夫妇带着在国外出生的一岁儿子回到莫斯科探亲。他们在黑海的一家疗养院度假时，把婴儿留给了孩子的祖母。在那一个月里，孩子学会了几句俄语，这意味着带他回去会太危险。他们把孩子留在了那里，当他们回到被派驻的国家后，向朋友们宣布孩子在一场悲惨的事故中丧生了。
许多像鲁迪这样的非法者，他们的孩子在资本主义的西方长大，自认为是普通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或德国人。克格勃中心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要告诉孩子真相，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说。在国外透露真相会带来巨大的行动风险。要是孩子们不小心向朋友或老师说漏了嘴怎么办？许多非法者只有在最后一次被召回苏联、已经踏上归途时，才向孩子透露自己的身份，而这往往会引发家庭危机。
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做法，几乎从未被尝试过。那就是花很多年时间培养一个知道自己的父母为克格勃工作的孩子，并对其进行训练，让他（她）继承父母的工作。鲁迪想到自己因无法渗透进哈德逊研究所而感到沮丧，想象着彼得如果能得到那份工作，甚至在政府部门谋得一职并晋升，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功。鲁迪认为培养一个第二代非法者可以一举两得：这既能让他的儿子避免成为一个普通的美国资本主义者，从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至于与他疏远，又能为克格勃提供一种新的、更有前途的特工。
1974年春天，在厄瓜多尔与德罗兹多夫会面两年后，鲁迪收到的无线电信息命令他返回南美，这次是去智利。几个月前，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左翼政府。坦克和喷气式飞机向总统府开火。阿连德在确定自己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后，向全国发表了最后一次广播讲话，然后自杀了。随后进行了镇压，许多人被杀，数万名左翼分子被捕。中央情报局否认参与其中，但至少他们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并在事后支持了军政府。两周内，智利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驻扎在圣地亚哥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和合法的克格勃官员启程返回莫斯科。几个月后，克格勃中心渴望得到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情报。鲁迪的任务是实地考察一段时间，并发送回一份关于社会总体情绪的报告，评估新政权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和往常一样，鲁迪为这次旅行编造了一个很好的掩护故事：他为纽约州北部的一位当医生的联系人制作了一部关于分娩的教育短片。现在他为这部影片订购了西班牙语配音，并宣布他将开始南美之行，在护理机构展映这部影片。彼得又一次请假，充当鲁迪的同伴和翻译。这一次，鲁迪另有私心。
父子俩飞往圣地亚哥，那里的气氛一触即发。他们住在首都中心一家曾经豪华的酒店里；墙上还留有政变时的弹孔，窗帘也被扯破了。武装警卫在外面巡逻。彼得惊恐地注意到，他们双手紧握着机枪，手指悬在扳机附近。载着武装人员的吉普车经常在街上疾驰而过，总统府仍然破败不堪，用木板封着。尽管许多著名的左翼人物在政变后逃离了这个国家，但仍有一些人留下来，试图协调抵抗运动。军队经常对可疑街区进行扫荡，鲁迪和彼得访问几个月后，皮诺切特的部队追踪到了革命左翼运动的领导人米格尔・恩里克斯，他藏在圣地亚哥郊区的一个安全屋中，并将其处决。
一天下午，鲁迪和彼得在城里走了一天后回到酒店，他们看到一间正在打扫的房间，瞥见了一幅穿着纳粹制服的男人的全身画像，想必这就是房间的住客。他们想知道这个人是战后逃到智利的，还是最近从其他地方来为新的右翼政府提供建议的。不管怎样，这幅画像的出现更增添了不安的感觉。在前往瓦尔帕莱索的火车旅程中，这座沿海城市是政变的发源地，当时海军部队在这里发动了叛乱，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索要他们的护照。多亏了鲁迪冷静的态度，他们才没有被当作可疑的外国人拘留。
在返回纽约的途中，鲁迪和彼得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停留，鲁迪要在那里撰写他的报告。一天下午，他们在利马的一个高档社区米拉弗洛雷斯散步，这里坐落在俯瞰大海的悬崖上，鲁迪觉得是时候了。他让彼得和他一起坐在长椅上。当他们眺望太平洋时，鲁迪向儿子解释说，他即将告诉他的事情很重要，永远不能在公共场合讨论，不能在朋友面前说，当然也不能告诉他的弟弟迈克尔。彼得点了点头。
“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鲁迪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我不是德国人，也不叫鲁迪，我是一个名叫达利博尔・瓦卢谢克的捷克人，我为苏联工作，为克格勃工作。”
鲁迪向彼得讲述了他在铁幕另一边的家人。他解释说，彼得可能听他说话像个纳粹，但实际上他是纳粹的对立面。他是一名党员，他相信主义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他解释说，他的任务是确保世界和平。彼得听到这些揭露后，表面上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他静静地问了几个问题。
鲁迪继续说着，彼得的脑海中闪过两个念头。多年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无法融入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人。他确信，部分原因是除了父母和弟弟，他没有其他家人。当他听到关于祖父母、叔叔、表亲的事情时，他想知道现在一切是否都会改变。与此同时，父亲的坦白让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俄罗斯人！克格勃！这些想法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在父亲谨慎的引导下，彼得目睹了美国生活中足够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知道美国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天堂。他读了很多关于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的报道。同时，他一直坚信俄罗斯人是坏人。但现在，他的父亲不是坏人，而他的父亲却在为俄罗斯人工作。那么，也许俄罗斯人终究没有那么坏？这一切让他难以接受。
“你愿意像我一样成为一名情报官员吗？”鲁迪问他的儿子。彼得头晕目眩，不知道该怎么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做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做的事：他把情绪压抑在心里，决定以后再处理。他平静地点头表示同意。
鲁迪告知克格勃中心，他已向彼得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提议全家前往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旅行，让彼得见见他的亲戚以及未来的雇主。他收到了详细的旅行指示，计划在1974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启程。彼得和鲁迪分别搭乘航班前往欧洲，他们约定几天后在哥本哈根会合。英格带着彼得的弟弟迈克尔飞往西班牙。她把迈克尔送到那里的一个夏令营，告诉他自己要去西德，几周后会去看他。然后她前往了莫斯科。
在哥本哈根，彼得与父亲会合，花了几天时间游览景点。鲁迪拿走了彼得的护照，带着它离开了；几个小时后，他带着两人的新证件回来了。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经常把哥本哈根用作非法者的中转地，因为港口内不进行护照检查。他们抵达几天后，天刚破晓鲁迪就叫醒了彼得，两人匆匆赶到港口，悄悄登上了一艘苏联小型货轮。一个粗鲁的男人把他们带到甲板下的一间小舱室，里面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双层床和一个小厕所。一个小舷窗透出昏暗、污浊的光线。每天会有几次敲门声，然后会给他们留下一盘食物。舱室内的空气污浊，食物也很难吃。彼得没有带书，觉得在这个小舱室里度过漫长的时光很煎熬。应鲁迪的要求，给他们送饭的人找来了一些关于主义的英文小册子，彼得翻看了一下，但没太看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他今后被期望为之奉献一生的意识形态。这段旅程漫长而煎熬，过了整整三天，彼得才透过舱室肮脏的窗户看到了列宁格勒的码头。他们下船时，两名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的低级官员迎接了他们，并带他们游览了这座城市。
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彼得的游历已经非常丰富了，但他仍然感觉自己仿佛踏上了一个陌生的星球。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不一样。没有广告牌，街道宽阔无比，标识也让人看不懂。在南美时，鲁迪和彼得是徒步探索；而在这里，他们被一些表情严肃的人用黑色的伏尔加豪华轿车载着四处游览。在列宁格勒待了一天后，鲁迪和彼得被送到火车站，一列开往莫斯科的夜间特快列车上的一个私人包厢正等着他们。他们到达了首都的列宁格勒车站，然后乘车前往河岸堤坝上斯大林时代的摩天大楼之一。在彼得看来，这座大楼就像是奇幻漫画里的建筑。在这座像巨大婚礼蛋糕一样的大楼里的一套高级公寓将成为他们在莫斯科的家。英格已经在那里了。
一个管家为这家人做饭，第一天晚上，他们与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的几名接头人共进晚餐。餐桌摆好了八个人的餐具，上面放着当地的美味佳肴，每人面前有三个杯子，分别用来盛放味道浓烈的博尔若米矿泉水、葡萄酒和伏特加。在他们就座吃饭前，英格轻声提醒鲁迪，接头人对他在美国的工作不满意。鲁迪对妻子充当克格勃传声筒的行为非常生气。晚餐期间，这对夫妇之间以及鲁迪和接头人之间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没有人把分歧说出来。接头人询问彼得关于他的生活和计划的问题。他礼貌而镇定地回答着。这些俄罗斯人似乎对他印象不错。
第二天早上，一个名叫安德烈的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的人来斥责鲁迪在工作中的失败。安德烈问鲁迪，为什么他的报告声称进步力量在智利不可能取得胜利，指责他的分析草率，观点过于悲观。鲁迪的评估是正确的，但当事实在政治上不方便被接受时，克格勃中心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实。鲁迪告诉安德烈，他是个白痴，根本不了解智利正在发生的事情。
安德烈接着提到鲁迪未能渗透进哈德逊研究所，指责这名非法者对追求美国梦的兴趣比对真正的情报工作的兴趣更大。
“你什么都没做。在过去的十四个月里，你到底完成了什么？什么都没有；除了过着安逸的生活，什么都没做。”安德烈嘲讽地说。
鲁迪失控了，对着这个人大喊，说他是一个“愚蠢、可怜的乡巴佬”，根本不知道美国是如何运作的。
“你这个目光短浅的混蛋，你问我做了什么？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了你；这就是我做的一件事。他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情报官员，除非像你这样的蠢货毁了他。”
彼得在隔壁房间能听到争吵声，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吵闹声停止。
在莫斯科停留的一周时间里，这家人被劝阻不要单独外出；哪怕有一丝一毫来访的游客认出他们的可能性，对这些接头人来说都是不能冒的风险。不过，他们偶尔也会出去：克格勃弄到了一场民间舞蹈表演的门票，大家都觉得很无聊，还弄到了马戏团表演的门票，他们很喜欢看。彼得惊叹于在混凝土搭建的大帐篷里近距离观看表演。还有一天，鲁迪带着彼得悄悄离开了公寓，带他去参观莫斯科地铁。这个男孩对那些似乎一直延伸到地底深处的长长的自动扶梯感到震惊，最终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富丽堂皇的地铁站台。离开莫斯科后，这家人乘飞机分别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待了几天。彼得见到了他以前从不知道自己还有的祖父母。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友好、热情，但这整个经历对他来说很难消化，他大多时候都保持沉默来应对。
当他们回到莫斯科时，接头人带彼得出去了一天，教他躲避监视的基本知识。另一个人来到公寓，向他展示如何用隐形墨水写字。在彼得的想象中，会有穿着制服、魅力十足的女特工来指导他，但他的老师全都是男性。一位上了年纪、笨手笨脚的技术专家给了鲁迪一台新的“突发式”无线电，这缩短了转录克格勃中心信息所需的时间。这个人让彼得想起了《糊涂侦探》（MelBrooks对詹姆斯・邦德的讽刺作品，是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之一）里的一个角色。
在另一场丰盛的晚餐上，一位培训人员向彼得解释了他父亲工作中的一些风险和挑战，并问他是否愿意加入非法者计划。他解释了彼得的父母正在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并强调他们的间谍活动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然而，很快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接头人感觉到彼得不是真心愿意成为第二代非法者，那么把他送回美国就太危险了。因为他已经知道得太多了。相反，他将不得不留在莫斯科，等待他父母的任务结束。鲁迪和英格将回到美国，编造一场悲惨的事故来解释他们儿子的失踪。
“你要么接受这个安排，并同意帮助你父母完成任务，要么就得留在这里。”其中一个人向彼得解释道。
彼得不想和家人分开，所以他点头表示很高兴开始接受作为一名非法者的训练。他目前的任务很简单：回家，然后开始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学习。他要留意那些左倾的学生，并利用他新学到的技能撰写关于他们的报告，然后他的父亲可以将这些报告转发给莫斯科。他绝不能公开支持左翼或亲苏的观点，也不能与党员或俄罗斯人交往。大家商定，彼得的训练将在第二年夏天正式开始，届时他将被欢迎再次回到莫斯科进行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当晚结束时，这些人宣布他们已经为彼得在克格勃的档案决定了一个代号。他将被称为“埃尔贝”（Erbe），在德语中是“继承者”的意思。
鲁迪为儿子加入克格勃而感到无比自豪。彼得很少说话，但内心却十分混乱。当鲁迪带他去公园散步，看到一个女人费力地推着婴儿车时，鲁迪斥责他没有赶紧去帮忙。鲁迪告诉他，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是会帮助别人。彼得心中充满了愤怒。他想，你把我带到这个陌生、怪异的地方，现在又来指责我。但他什么也没说出口。
这家人回家几周后，彼得前往蒙特利尔上大学。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高中的最后两年学业，部分原因是他足够聪明能够做到，部分原因是鲁迪和英格希望环境的改变能缓解他在学校时感到的孤独。但当他到达麦吉尔大学时，彼得心里有很多担忧。他能实现父亲过高的期望吗？他能交到朋友或者交到女朋友吗？他真的要在余生为克格勃工作吗？他能成功地对自己的秘密守口如瓶吗？对于一个只有16岁的人来说，这些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以前，学业上的成功一直是彼得生活中自豪和稳定的唯一来源。现在，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不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和往常一样，他表面上很镇定。但他内心的某些东西正在达到崩溃的边缘。他阅读弗洛伊德和其他关于精神分析的书籍；他研究关于神经官能症的文献。上大学几个月后，他画了一幅自己的画像，脖子套在绞索里，毫无生气地悬挂在绞刑架上。这幅画的标题是“糟透了”（Shit）。他把画寄给了父母，没有附上任何便条。他们没有回复。
1975年5月，彼得回家过暑假，鲁迪带他去新泽西演示如何进行情报交接点的行动。他们花了几个小时绕圈开车，检查是否被监视，然后前往托瓦科村，这个村子位于纽约市以西约25英里处。鲁迪让彼得把一段散热器软管扔到大橡树下，然后在沿着路再往前走一点的另一棵树旁留下一个空的可口可乐瓶，以此表明已经完成了情报交接。他们去喝了咖啡，然后开车经过第三棵树，鲁迪指着地上的一块橘子皮。他解释说，这意味着一名特工已经取走了情报，他们可以安全地开车回家了。
那周晚些时候，鲁迪向彼得展示了如何使用一次性密码本解码无线电信息。他很高兴儿子能很好地掌握这些知识。彼得和鲁迪都没有再提起那幅漫画。彼得不知道如何和父亲谈论自己的情绪，而鲁迪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他扬起眉毛，不屑地对英格说这只是“大学阶段的表现”。
那年夏天，彼得首次独自前往苏联。鲁迪带他出去散步，向他解释行动的后勤安排；这类事情最好不要在家里谈论，以免他弟弟听到。鲁迪仔细描述了维也纳市中心多瑙河河堤上一根特定黑色路灯柱的位置，彼得要在那里留下一个粉笔标记，表明他已经到达。如果第二天他在另一根路灯柱上看到另一个粉笔标记，就说明他的信号已被收到，第二天将在第三个地点进行当面会面。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抵达维也纳几天后，彼得见到了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大概是驻维也纳的一名负责非法者事务（N线）的官员。此人收走了他的护照，交给了他伪造的证件，上面显示他是一名德国游客，还附带了一张第二天前往布达佩斯的水翼船船票。船抵达后，有人在码头接他，然后开车把他送到布达山的一座别墅。
彼得在这座舒适的别墅里待了两天，在这里他既是贵宾，又像是囚犯。有管家伺候他，他还大快朵颐地吃着花园里树上的樱桃，但他很遗憾不能去城里逛逛。第三天，司机回来了，示意彼得上车。他被送到一个机场，然后被告知登上停在停机坪上的一架军用运输机。机舱内部很宽敞，乘客只有寥寥几人。起飞两小时后，飞机开始降落，彼得意识到这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又有一辆车出现了，把他载回了前一年和家人一起住过的那套公寓。在那里，迎接他的有他认识的父亲的一位接头人，还有一个自称维克多的年轻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维克多给彼得讲授间谍技巧的基础知识，但告诉他，他的大部分训练将来自实际工作，即与父亲一起执行任务。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带彼得看看苏联的一些地方，激发他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忠诚。彼得和维克多先飞往南方的伏尔加格勒，这座城市在1961年由斯大林格勒改名而来，这是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计划的一部分。最吸引人的是参观《祖国在召唤》雕像，那是一座女性战士的雕像——张大嘴巴，头发向后飘起，挥舞着一把剑——高高耸立在城市上空。有人告诉彼得，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两旁绿树成荫的小路通向一个建筑群的基座，那是一个宽敞的大厅，上面刻着逝者的名字。这段经历作为他一生中最沉重肃穆的时刻，永远铭刻在彼得的记忆中。
从伏尔加格勒出发，他们飞往西伯利亚腹地的布拉茨克，这是一次为期一天的飞行，飞机上挤满了人，沿途在几个城市经停。1955年，苏联当局在安加拉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型水坝和一座水电站，很快在这个地方周围崛起了一座城市，而在此之前这里只有几个零星分布的小村庄。随后，当局在水坝附近建造了一座大型铝冶炼厂和一家纸浆厂。伏尔加格勒和布拉茨克象征着苏联引以为傲的两大支柱：过去的战争胜利，以及未来将带来完全共产主义的工业化巨大进步。彼得对其规模印象深刻，但为了看一座水坝飞这么远似乎有点不值得。之后，他们去贝加尔湖进行了一次钓鱼之旅。他和维克多与几个当地人一起乘一艘小船，在广阔的湖面上抛竿钓鱼。他们什么也没钓到。最后，他们看到附近有另一艘渔船，便用几瓶伏特加换了一些刚钓到的鱼。维克多在船上煮了一锅炖鱼，他们在星空下享用了这顿美食。
彼得回到家后，向父母描述了这次旅行。鲁迪对接头人很生气，因为他们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主义的明确指导。也许克格勃认为，对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非法者来说，享受特殊待遇和受到隆重接待，比苦口婆心地灌输苏联意识形态更能有效地激励他。但鲁迪愤怒地嘟囔着，说这更证明了他的接头人的无能，于是他给克格勃中心起草了一封措辞愤怒的信：“你们未能为埃尔贝提供全面的意识形态培训和政治灌输，这违反了一个明确且基本的共识。如果没有完全的意识形态忠诚，埃尔贝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在任何情报机构中长久地成功工作。要求中心说明打算如何纠正这一严重疏漏。”
克格勃中心对鲁迪的告诫置之不理。相反，他收到了新的指示：他要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附近选定两个情报交接点。鲁迪看了看地图，注意到指定的区域靠近白沙导弹试验场。他推测克格勃在那里安插了一名特工，需要找个地方存放钱或指示。鲁迪向南出发，选了两个地方，一个在沙漠中靠近一条管道的偏僻地带，另一个在当地一个公墓被人忽视的角落。他记住了这两个地点的确切坐标。他停顿了一会儿，琢磨着那个会来进行情报交接的内鬼，以及他或她可能会为克格勃在那里藏匿什么秘密。
几个月后的1976年初，克格勃中心命令鲁迪在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原子研究中心附近再找一组情报交接点。这次他带上了彼得，教他选择合适地点的技巧。彼得很快就掌握了窍门，当儿子在一座小教堂后面找到一个完美的地点时，鲁迪对他刮目相看。不过，他看得出儿子对这份工作没有和他一样的意识形态认同感。
那年夏天，彼得本应再次前往苏联，鲁迪希望这次他最终能接受所需的培训。彼得抵达维也纳，在指定地点见到了一个自称马克斯的人。马克斯告诉他，计划落空了：彼得今年不会去莫斯科。第二天，在喝酒时，彼得告诉马克斯，他已经申请从麦吉尔大学转学到乔治敦大学，部分原因是他在加拿大的生活并不愉快，部分原因是克格勃表示希望他转学到美国的大学，在那里他可以建立更好的人脉。马克斯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告诉他要留意那些有趣的学生，并为克格勃每季度撰写关于他们的报告：任何父亲在政府工作的学生、任何坚定的进步人士，以及任何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马克斯给了他一个墨西哥的地址让他记住，那是他要把报告寄去的地方。马克斯与彼得道别，留下他在维也纳悠闲地度过接下来的几周，参观歌剧和博物馆。鲁迪得知此事后，又一次勃然大怒。
1976年秋天，彼得开始在乔治敦大学上学。他时不时地用隐形墨水写一封信，介绍不同同学的情况，然后寄到马克斯给他的地址。他选修了阿拉伯语课程，因为克格勃认为这门语言可能有助于他毕业后获得更有意思的政府工作。第二年春天，鲁迪来看望他，彼得终于鼓起勇气告诉父亲有些不对劲。他解释说，双重生活带来的压力太大了，他计划在大学最后一年之前休学一年。他想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度过这一年。
“我需要休息一下，也需要理清思绪。”彼得告诉他的父亲。
鲁迪不太高兴，但还是同意等彼得夏天来纽约时再谈这件事。几周后，彼得乘火车北上。当他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走上自动扶梯时，看到父亲在扶梯顶端等他，旁边还有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彼得，跟我们走。”鲁迪说，“这些人有事要和你谈。”
纽约市是克格勃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斗争的中心。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为克格勃官员提供的外交职位比驻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多得多，而且纽约的克格勃负责人是美国境内权力最大的克格勃官员。自1975年以来，这个负责人一直是尤里・德罗兹多夫，他在扮演完冯・霍亨施泰因男爵后又回到了办公室工作。通常情况下，合法的克格勃负责人不会知道在该国的非法者的任何细节，但德罗兹多夫是个不寻常的负责人；他曾在基多见过鲁迪和彼得，而且在担任克格勃特别行动处（S局）副处长时肯定看过他们的档案。但到了纽约后，他与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合法间谍和非法者接触风险太大。
德罗兹多夫的外交掩护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他可以使用使团内的一套两居室公寓。大多数其他苏联外交官——以及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住在布朗克斯区里弗代尔的一个二十层的大院里，这个大院是1974年匆忙建成的。这个综合建筑群有数百套公寓、一个酒吧、俄罗斯商店、一家诊所、一所学校和一个儿童游乐区，以确保他们与美国人的接触降到最低限度。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所有苏联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使他们不那么容易被联邦调查局接触到。
德罗兹多夫在纽约市的对手们的办公地点离苏联使团只有几个街区，位于东六十九街的联邦调查局外勤办公室。应对苏联的威胁是该办公室的首要任务，在纽约有数百名特工负责与苏联相关的事务。他们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关注克格勃活动的不同领域。负责非法者事务的小组在九楼的一套办公室里工作，那里烟雾缭绕，满是香烟味。这个全由男性组成的小组中，大约一半的人曾在越南服役，而且大多数人都怀着坚定的信念投入工作。小组组长是乔・亨格穆勒，他身材魁梧，纪律严明，是个工作狂。他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七个孩子，手里几乎总是拿着一杯咖啡和一支香烟。他不喜欢闲聊，从不和下属交往，正如他小组里的一个人回忆的那样，他“严肃得像心脏病发作一样”。后来他真的心脏病发作了，在五十多岁时去世，当时他已调到华盛顿负责联邦调查局所有与苏联相关的行动。
负责非法者事务的小组负责密切监视大使馆内的负责非法者事务（N线）的官员。这些特工负责在情报交接点放置和取走克格勃中心给非法者的指示或重要包裹，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不知道非法者的化名或确切地址。N线特工是使团中所有克格勃官员里最神秘的。“他们可能在周日早上八点就出门，花六个小时摆脱监视，最后却和妻子一起去购物，就是为了扰乱你的判断。”一名前小组成员回忆道。联邦调查局的人希望，如果他们足够努力地跟踪N线特工，最终可能会嗅到真正的非法者的踪迹，但这希望十分渺茫。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寻找独角兽”。
所以，大约在1975年，当有消息称一次成功的“诱饵”行动可能让联邦调查局找到了一名非法者的线索时，办公室里一片兴奋。“诱饵”是指假叛逃者，冷战时期双方都广泛利用他们向对手传递虚假信息。联邦调查局精心挑选“诱饵”，分析真正变节者的记录，发现他们往往是级别较低、心怀不满且有怨气的人。他们还注意到，克格勃有时会主动接近来自东欧集团的移民或第二代移民，特别是那些在铁幕后面仍有家人的人。联邦调查局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找到了拉尔夫・西格勒，他是一名军队无线电技术员，小时候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过来，还会说捷克语、德语和一些俄语。在联邦调查局的指导下，西格勒于1966年走进了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他表达了对自己军队生涯的不满，并表示愿意为苏联做间谍。克格勃上钩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为西格勒提供的一系列信息支付了丰厚的报酬，而这些信息实际上是由一些相当不重要的情报和联邦调查局的虚假信息精心拼凑而成的。
1975年，军队把西格勒调到了白沙导弹靶场，他的克格勃接头人告诉他用附近的两个情报交接点与他们联系。显然，这些就是鲁迪选定的情报交接点，联邦调查局因此盯上了他。这个“诱饵”引出了一只真正存在的“独角兽”，尽管有些消息来源称整个故事是编造的，目的是让苏联人摸不清联邦调查局找到鲁迪的真正原因。不管怎样，这是自二十年前的阿贝尔事件以来，美国人第一次发现了一名苏联非法者。
小组里一半以上的人开始对鲁迪进行全天候跟踪。由于他精心挑选了住所，不引起注意地进行监视是不可能的，所以联邦调查局以修理工修理路灯为幌子，在他的车道周围和附近街道上安装了摄像头。监视车停在几个街区之外，随时准备在鲁迪每次离开家时跟踪他。联邦调查局还窃听了赫尔曼家的电话。他们看着彼得前往苏联接受培训，并持续监视了整整两年。培训一名非法者代价高昂；跟踪一名非法者也是如此。最后，联邦调查局觉得他们有足够的证据采取行动了。
亨格穆勒伪装成一个想委托拍摄影片的客户接近鲁迪，并提议他们见面讨论细节。他邀请鲁迪去他声称是自己家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他一名副手的朋友的一座豪宅。在那里，亨格穆勒表明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并给鲁迪一个选择：要么迅速被捕，要么获得豁免权并最终以新身份重新定居，条件是同意作为双重间谍为联邦调查局工作。鲁迪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但多年来，他一直对接头人不切实际的要求和不知感恩感到沮丧。对他来说，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是一种报复莫斯科那些人的方式，他认为那些人没有正确发挥他的才能。他很快做出了决定，说只要不要求他放弃主义信仰或“为美国杀人”，他就准备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他回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英格，英格对他同意联邦调查局的条件感到厌恶，并陷入了抑郁。希拉・霍兰是联邦调查局最早的女特工之一，她被派来监视英格，因为英格似乎有自杀倾向。彼得回到纽约，打算休学一年时，联邦调查局陪着鲁迪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与他见面。他们也对这个男孩进行了询问，他们早已清楚他去过莫斯科的事。
联邦调查局告诉鲁迪要保持与克格勃的正常通信安排，这样莫斯科就不会怀疑有什么不对劲。鲁迪总是想办法比他的接头人更聪明，他在通信中巧妙地故意插入错误信息，以警告克格勃中心情况不妙，但莫斯科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与此同时，彼得在乔治敦大学只能靠自己，不过有两名接头人，一名来自联邦调查局，一名来自中央情报局（CIA），每月会和他见一次面了解情况。这些会面都很低调，有时甚至很愉快；他们带彼得去餐馆、主题公园，有几次甚至去了脱衣舞俱乐部。他毕业后，他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小型游说公司给他找了份工作。鲁迪在与克格勃中心的通信中，编造了越来越多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彼得还不能返回苏联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1979年，联邦调查局认为这场游戏已经持续得够久了。他们告诉鲁迪，他应该准备好与莫斯科断绝一切联系。彼得也得准备好消失。在过去的18个月里，他一直在和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女人约会，但还没有告诉她任何关于自己奇怪家庭背景的事情。他现在也不愿意说，于是故意激化他们之间的一次争吵，直到关系在激烈的争吵中破裂。当鲁迪与克格勃中心断绝通信时，联邦调查局把这家人转移到了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安全屋。亨格穆勒盘算着，公开展示这名非法者会让克格勃最为恼火，所以在1980年3月，他安排了一场奇怪的新闻发布会，鲁迪戴着面具、躲在屏幕后面讲述了自己作为非法者的工作。“苏联人没按规矩出牌，我们也一样。我们和他们就像在酒吧里大打出手，我们觉得他们是邪恶的，我们想赢。”负责非法者事务小组的一名官员回忆道。不过，联邦调查局的人对鲁迪以及他那“令人敬畏”的自律程度还是有些勉强的敬重。尽管他们对使用非法者在情报方面的益处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也意识到，一个未被发现的非法者随时可能招募新人，从而造成巨大破坏，这激励着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去追踪这些非法者。
新闻发布会后，联邦调查局又把这家人转移到了西海岸。鲁迪再次采用了一个新身份，这次是为了保护他免受克格勃可能的报复。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1986年他试图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但被拒绝发放签证。他在美国生活，直到2017年去世。彼得取了埃利奥特・霍拉尔这个名字，开始从事信息技术方面的工作，并试图忘掉自己那段奇怪的童年。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只两次谈到了自己与克格勃的纠葛：一次是在结婚前简短地告诉了妻子，另一次是在为这本书做调研的时候。
非法间谍曝光：阿贝尔审判与中央情报局的首批非法间谍
一部关于俄罗斯最隐秘间谍计划的权威历史，追溯从苏联早期到乌克兰事件的历程，并揭示这段隐秘历史如何塑造了俄罗斯与西方世界。
一个世纪前，新生的政权开始向海外派遣深度潜伏的苏联公民，训练他们伪装成外国贵族、商人和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演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具野心的间谍计划。尽管许多情报机构都会使用卧底特工，但克格勃是唯一一个不惜代价的机构——花费数年时间对间谍进行语言和礼仪训练，派遣他们执行可能持续数十年的海外任务。这些间谍被称为"非法者"。
冷战期间，"非法者"被派遣执行暗杀世界领袖、窃取技术机密的危险任务——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创造了非凡功绩，而更多人在任务中失败，或在双重生活的重压下精神崩溃。
基于数百小时的访谈记录，以及对十多个国家档案资料的深入研究，肖恩·沃克以引人入胜的笔触再现这段历史，带我们深入克格勃最机密计划的中心。这部充满立体人物的扣人心弦的间谍传奇，同时也揭示了俄罗斯历史本身的一条隐秘脉络。当普京颂扬苏联的辉煌成就与克格勃的间谍技艺，当莫斯科持续向全球渗透"非法者"之际，这部及时之作为苏联实验的漫长轨迹、其混乱的后续影响，以及其对整个世界的持续作用力，提供了全新的解读视角。
The definitive history of Russia’s most secret spy program, from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to Putin’s present-day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a revelatory examination of how that hidden history shaped both Russia and the West.A century ago, the new Bolshevik government began sending Soviet citizens abroad as deep-cover spies, training them to pose as foreign aristocrats, merchants, and students. Over time, this became the most ambitious espionage program in human history. Many intelligence agencies use undercover operatives, but the KGB was the only one to go to such lengths, spending years training its spies in language and etiquette, and sending them abroad on missions that could last for decades. These spies were known as “the illegals.” During the Cold War, illegals were dispatched to assassinate world leaders and steal technological secrets–the greatest among them performed remarkable feats, while many others failed in their missions or cracked under the strain of living a double life.Drawing on hundreds of hours of interviews, as well as archival research in more than a dozen countries, Shaun Walker brings this history to life in a page-turning tour de force that takes us into the heart of the KGB’s most secretive program. A riveting spy drama peopled with richly drawn characters, The Illegals also uncovers a hidden thread in the story of Russia itself. As Putin extols Soviet achievements and the KGB’s espionage prowess, and Moscow continues to infiltrate illegals across the globe, this timely narrative shines new light on the long arc of the Soviet experiment, its messy aftermath, and its influence on our world at lar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