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5月11日)

本文是《历史如何走向未来》一书结语部分的修订稿。前半部分曾发布，本文又作了些许改动。

1 社会治理体系的全景分类：基于资本（集团）社会地位的不同

2 资本与民众的对立：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容

3 对外扩张与节制资本：应对资本与民众对立的两种方式

4 中央集权：东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共同特征

5 世界观/方法论：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根源

6 世界百年变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此消彼长

整体上看，东西方的历史路径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自中世纪起，西方的历史进程一直秉承着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意大利城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及美国由此顺次兴起。同样的规律也出现在中国的东周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由此相继形成。但与西方不同的是，自秦以降，中国历史以大一统否定了丛林法则，随之形成的是治乱更替的周期率。

根据本书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丛林法则还是历史周期率，都是政权、资本与民众三大社会集团演变及互动的结果，都遵循着同一个基本规律：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能否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相适应。东西方社会治理体系的不同演进逻辑则体现了两种文明在应对社会主要矛盾时的不同行为倾向。

1 社会治理体系的全景分类：基于资本（集团）社会地位的不同

站在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划分看，三大集团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政权（集团）归属于统治者行列，民众（集团）归属于被统治者行列；这是清晰可见的。但是资本（集团）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表现得大不相同。据此我们可以将社会治理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如图1所示。

图1 资本（集团）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在类型1中，资本（集团）归属于统治者行列，而且处于社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就是如此，与之类似的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

在类型2中，资本（集团）归属于统治者行列，但受到政权（集团）的约束。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欧洲的现代民族君主制度就属于这一类型，中国两宋王朝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这种类型。

在类型3中，资本（集团）与民众（集团）同属于被统治者行列，但资本（集团）的地位高于民众（集团）。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古代中国的民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

理论上还存在第4种可能的类型，即资本（集团）与民众（集团）同属于被统治者行列，但资本（集团）的地位低于民众（集团）。由于资本（集团）在经济生产环节中掌握着主导性的经济权力，这种类型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至少不可能长久存在，因此不予考虑。

2 资本与民众的对立：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容

资本（集团）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其逐利行为模式的反映。因为资本（集团）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权（集团）的统治者地位就是一种非常值得利用的条件。为此，资本（集团）会不遗余力地寻求与政权（集团）的合作，直到它站上社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

西方的历史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资本（集团）先是借助（封建君主）政权的支持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以此创造了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辉煌；进而通过与（君主）政权的结盟实现了现代民族君主国家的中央集权，以此创造了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的辉煌；最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挣脱了（民族君主）政权的约束，实现了资本主导政权的资本主义，以此相继创造了荷兰、英国和美国的辉煌。

中国的历史也呈现出类似的规律。西汉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资本（集团）先是破坏了民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然后在东汉时期取得了左右皇权的政治地位，进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了资本主导政权的门阀制度。

资本（集团）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意味着资本（集团）对民众（集团）的不断远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集团）不但不会顾及民众（集团）的利益，甚至会觊觎侵蚀民众（集团）的利益，于是两大社会集团逐步走向对立。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清晰的表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因此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美国的历史也屡次证明了这一点，比如里根总统之后美国贫富分化的日趋悬殊。

从更广泛的视角看，资本与民众之间的对立矛盾是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容。不仅资本（集团）具有远离民众（集团）的倾向，民众（集团）的行为也可能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农耕文明时代由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人多地少”就是如此。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衰落基本上都涉及这个原因；比如“人多地少”就是大唐盛世中衰的原因之一，也是两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中世纪以来欧洲以十字军东征及“地理大发现”为代表的两轮对外扩张也是在“人多地少”的社会背景下开启的。

3 对外扩张与节制资本：应对资本与民众对立的两种方式

为了应对资本与民众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政权（集团）必须不断地调整社会治理体系。当资本（集团）处于统治者行列时，资本的逐利行为是难以节制的，资本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自然也就难以化解。西方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贫富分化成为了资本主义的魔咒；中国宋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民众（集团）至多能够得到一点安抚；比如荷兰共和国的贫困救济机构，或是中国宋朝的养兵制度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扩张就成为了政权（集团）维持社会秩序的理性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资本（集团）的逐利贪婪，又不加剧资本与民众的对立。也就是如此，我们看到了欧洲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崛起、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在美国短短两百余年的历史中，对外扩张更是屡见不鲜，直到今天的“美国优先”。换言之，对外扩张一直都是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当对外扩张难以为继时，或是无利可图，或是阻力过大，资本与民众的对立矛盾就会导致国家走向衰落。西方历史上所谓的世界经济霸权在意大利城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之间的转移表明了这一点；中国两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资本（集团）处于被统治者行列时，政权（集团）可以通过节制资本的贪婪行为来化解资本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这在古代中国的民本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表现地非常明显，西汉时的徙陵政策和算缗告缗、隋唐时的均田制等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是如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了节制资本贪婪的最根本的手段。

在节制资本的同时，政权（集团）需要给予民众足够的关爱，比如西汉、隋唐或是明清早期的休养生息等。否则政权（集团）可能会面临同时远离资本与民众两大社会集团的危险；这对政权（集团）而言是不理性的，秦隋两朝的转瞬即逝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节制资本的关键在于将资本（集团）限制在被统治者行列。对此政权（集团）需要保持高度理性，对来自资本（集团）的侵蚀保持高度警惕。一旦让资本（集团）侪身于统治者行列，既有社会治理体系将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这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周期率中表现地非常明显。两汉、唐宋乃至明清，这些大一统王朝的衰落基本都与此有关。

4 中央集权：东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共同特征

无论是对外扩张安抚民众，还是关爱民众节制资本，中央集权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这对任何一个政权（集团）而言，都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集权成为了东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显著共同点。即使是“联省共和”的荷兰也算不上例外，“海上马车夫”的传奇就是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特定的集权组织而实现的。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者内部需要达成统一的共识。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资本（集团）通过“1787年宪法”在搁置南北分歧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从而实现了总统共和制的中央集权；当南北分歧不可调和时，南北战争也就爆发了。

为了寻求统治者内部的共识，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设计了不同的制度安排。西方的资本主义选择了议会制度以及“三权分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则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议行合一”。

如果失去了中央集权，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中华民国的社会动荡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西罗马帝国覆亡后的“黑暗时代”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苏联解体等等，不胜枚举。

5 世界观/方法论：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根源

东西方的历史进程虽然表现出了同样的国家兴衰规律，但两者的差异仍然是不容回避的。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东西方历史进程差异的根源是什么？答案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因为这是人的行为的根本指导，是一种社会文明的核心构成要素。

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一般可以划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类，也可以划分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大类。前一分类的依据是关于世界本原的主张，即世界究竟是意识的还是物质的。后一分类的标准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其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世界观/方法论秉承着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传统。中世纪时基督教神学占据着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包含形而上学在内的哲学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托马斯·阿奎那）。文艺复兴之后，哲学与宗教分离。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开始兴起。到17世纪末，西方形成了两大思想传统：以约翰·洛克（1632-1704）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和以莱布尼茨（1646-1716）等人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前者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来源，一切知识都通过经验而获得，并在经验中得到验证。后者则否认知识依赖于感性经验，强调只有依靠理性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它们成为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指导。

在形而上学兴起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异军突起。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2-1630）、伽利略（1564-1642）、牛顿（1643-1721）等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相继诞生。这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人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与关于社会人文的知识由此分离开来。自由、道德、上帝等形而上学的人文观念被自然科学所抛弃。到17世纪末，自然科学成为了独立于经验主义及理性主义之外的第三大思想体系。与之相比，理性主义表现出了独断论的特性，经验主义则表现出了怀疑论的特性。

为了弥合这三大思想体系的分歧，康德（1724-1804）提出了著名的批判哲学。至此，西方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被打破。此后黑格尔（1770-1831）发展了康德的思想，系统提出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1818-1883）则进一步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

与西方不同的是，阴阳五行理论赋予了中国传统思想鲜明的辩证法的特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以说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唯心主义倾向也一直是古代中国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比如西汉时的天人感应理论、东汉时的谶纬思想、魏晋南北朝时玄学及佛道二教。隋唐时谶纬思想被抛弃，儒家思想在科举制度的加持下开始了缓慢的复兴，并在佛道二教的影响下形成了所谓的道学（即理学）。到南宋时，以朱熹（1130—1200）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成为了主流的官方哲学，并成为了后世元明清三朝的传统。直到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才被改造为辩证唯物主义。

纵观东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诞生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变革。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由此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但在西方世界内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只能算是一种冲击。西方哲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转向了语义学、现象学等领域的研究。西方的社会治理至今仍然延续着约翰·洛克时代的自由主义传统。“天赋人权”等形而上学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深刻分歧依然没有化解。

与西方相比，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高度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成为了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核心要素。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深刻把握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籍此领导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了浴火重生，走向了伟大复兴。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尊重。刚刚过去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应对这场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瘟疫，中国人选择了佩戴口罩、隔离患者等防控措施。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显然是对新冠疫情的自然科学认知。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选择了从所谓的自由这一观念出发，从而任由疫情肆虐。如此不同的行为选择自然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

6 世界百年变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此消彼长

基于上述国家兴衰的历史规律，我们就可以对世界秩序的当下及未来加以剖析。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取代了过去由英法主导的殖民主义体系。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此成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内容。在这一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的逐利贪婪从未得到节制，资本与民众的对立由此逐步加剧。世界经济增长因此与世界人口增长日趋失衡，如图2所示。

图2 世界经济与人口数据

导致全球范围内资本与民众对立加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世界人口年龄结构的两级分化。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因老龄化而出现人口负增长。但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却因高生育率而继续保持人口高速增长。这种结构性差异自然会进一步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资本与民众对立的持续加剧酝酿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表达民众不满情绪的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比如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8年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强调各国自身利益的民族主义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比如2016年的“英国脱欧”、2017年的“美国优先”等。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不可阻挡。当今世界由此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图3 美国联邦债务规模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堡垒，其内部资本与民众的对立也异常严峻（参见本书前文附图，此处略）。当前的美国社会如同一支风筝：资本（集团）在天上自由飞翔，民众（集团）在地上引颈而望，以联邦政府为主体的政权（集团）则充当着那根细细的风筝线，极力承受着资本与民众两大社会集团的拉扯。联邦债务规模可以表征风筝线拉力的大小。如图3所示，在以联邦债务的激增度过次贷危机与新冠疫情之后，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突破了二战时的历史峰值。这意味着风筝线的拉力已接近极限。美国已然是外强中干。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因此难以维系。世界秩序必然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

大国竞争的未来无疑取决于谁能够化解资本与民众的尖锐对立。资本主义对此已无能为力，因为资本主义本就是这一恶果的原因之一。与之相比，关爱民众节制资本的社会主义尽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令世界瞩目。

与美国的风筝型体系不同，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恰如一顶帐篷。政权（集团）紧紧地与民众（集团）锚定在一起，资本（集团）则被紧紧地夹在中间。这一体系显然具备更高的整体稳定性，可以无惧风雨；既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能够做到举国体制办大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这一体系的骨架，占人口总量7%的党员规模实现了广泛的代表性，中国的三大社会集团由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是基于这一治理体系，中国完成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历史跨越。

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决定了中美两国影响世界的不同方式。丛林法则仍将是美国不变的信条。正如2024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提到的，“如果你不在世界体系的餐桌上，你就会在菜单上”（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中国的主张则是“天下大同”。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体现了这一古老的中国智慧。地球只有一个，各国命运与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依赖对外扩张。

作为多极世界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两极，中美两国竞争的前景因此是清晰可辨的。在耗尽对外扩张的能量之后，美国必将加速衰落。而中国则可以凭借节制资本的制度创新，稳步走向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已基本证明了这一点。北朝正是凭借节制资本的均田制赢得了“南北对峙”，进而缔造了隋唐盛世。

对于那些与美国一样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而言，由于实力相对较弱，他们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将会丧失对外扩张的可能，甚至沦为他国对外扩张的猎物。比如当前在与“美国优先”的博弈中，英国、日本、加拿大这样的强国也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这些国家无疑将会在“积贫积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只有那些与中国一样选择关爱民众节制资本的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才会成为可能。俄罗斯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面转向资本主义。70%的国有资本在短短几年里被迅速私有化。结果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与政治运行都被“七大寡头”所掌控。曾任俄罗斯代总理的叶戈尔·盖达尔说过，“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1990年代的俄罗斯因此陷入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之中。2000年“铁腕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开始强调国家的自主和权威，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很多企业（特别是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又重新收归国有，俄罗斯国有资本占比逐步恢复到了50%左右。“七大寡头”随之全部倒下，经济民生逐渐回暖，国家地位有所提升。普京总统这些向社会主义回归的努力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以至于五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根据上述分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此消彼长已然明了。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趋势更是人类历史的必然。

辩证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这三种世界观/方法论在当代世界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中美两个大国就是前两种思想塑造的丰碑。作为世界各国行为的根本指导，这三种思想的互动也就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方向。

比较而言，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都是从既有观念出发阐释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无论是君权神授、天赋人权，还是天人感应、三纲五常，都是将人们复杂的现实行为强行纳入既定的概念框架。与其不一致的思想行为都会被斥为异端并予以打击。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够摈弃这种“同一性暴力”（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仅从时间维度看，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显然过度强调了决定社会发展路径的历史原因。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可以做到从实际出发，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当下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联结历史与未来的桥梁。换言之，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可以看清历史如何走向未来。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对于中国的未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中国坚持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理性把握国内与国际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还可以引领世界走向“天下大同”。而这一宏伟愿景的关键只在于，中国共产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