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6月28日)
蔡澜先生写过一篇自述，说自己中学时就尝试写影评以及散文，还因此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赚来的稿费，用于跟同学上夜总会，夜夜笙歌。
18岁留学日本后，蔡澜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于是顺理成章地踏入电影圈，当过邵氏电影公司驻日本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此后，他还干过电影编剧、监制等等，偶尔也出镜客串一把。
很多人知道蔡澜，是因为他善写饮食评论。蔡先生自称，“写食评的原因在于老父来港，饮茶找不到座位。又遭侍者的无礼，乃发愤图强，专写有关食物的文章，渐与饮食界搭上关系”。前些年不少饮食类的综艺节目，他也常常是座上宾。
金庸先生曾给蔡澜的著作写序，那篇文章叫作《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窃以为，是特别知己才能写得出的文字。
两位前辈是文友，也是旅伴，金庸先生说，蔡澜“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汽车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貌。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档中吮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始终开怀大笑”。
有一本书叫《蔡澜说人生：世间事 贵痛快》，书很薄，八万字而已。书前面有篇“代序”，是蔡先生跟记者的对谈，很能展现出他的人生态度。
蔡澜感叹，人生过得太快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所谓“快活、快活，就是痛快活着”。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某次乘长途飞机，旁边坐了一个彪形大汉，遇到了不稳定气流，飞机颠震得厉害，拼命抓紧手把。蔡澜却若无其事照喝酒。气流过后，这个大汉问他：“你是不是死过？”蔡澜懒洋洋举起食指摇了一摇，回答道：“不。我活过。”
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很能体现蔡澜的个性。肯干肯拼，也爱玩会玩，难怪金庸先生说，喜欢和蔡澜交友交往，不仅仅是由于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对自己友谊深厚，更由于他一贯地潇洒自若。好像令狐冲、段誉、郭靖、乔峰，四个都是好人，然而自己更喜欢和令狐冲大哥、段公子做朋友。
郭靖、乔峰都是一等一的大英雄，讲义气，有担当，真要是江湖告急，绝对是靠得住的朋友。但我们这些普通人，跟他们相处，还是会有压迫感，郭靖不爱说话，乔峰太能喝酒，都不适合。还是段誉、令狐冲，随随便便，嬉皮笑脸，交起朋友来轻松得多。
所以，金庸先生说，跟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香烟谈天，是生活中一大乐趣。
“蔡澜交友虽广，不识他的人毕竟还是很多。如果读了我这篇短文，心生仰慕，想享受一下听他谈话之乐，又未必有机会坐在他身旁饮酒，那么读几本他写的随笔，所得也相差无几”。
这两句广告语，写得很棒。读蔡澜的书，是有点像茶桌、酒席上遇到一位风趣渊博的前辈，谈笑风生，绝不冷场。
而蔡澜写金庸，虽然只是零碎的片段，却很有意思，确实就像是随口闲聊的谈资。比如，他陪金庸参加“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究会”，有读者提问得刁钻古怪：“要是黄蓉考联考，她的成绩会如何？”
金庸先生笑笑回答说：“成绩怎样不知道。有一点能肯定，那就是黄蓉一定会出猫。”所谓“出猫”，是粤语里关于考试作弊的说法。
蔡澜经常会把酒席上的聊天写到文章里，妙趣横生，让人忍不住也想加入进去。比如，他说某次黄霑过生日请朋友聚会，其中一位客人是香港名演员狄龙。
你要是看过《英雄本色》，肯定熟悉狄龙这个名字，他扮演了改邪归正的黑社会大哥宋子豪，是香港影史上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
蔡先生说，大家问狄龙要不要喝酒，他点点头指着酒杯，向服务员说：“来杯杀虫水。”服务员诧异地倒酒给他并问道：“为什么把酒叫作杀虫水，杀的是什么虫？”
狄龙懒洋洋地说：“杀肚子里的酒虫。”这话一出，全桌大笑，拍掌称好。蔡澜写到，“龙哥大侠形象，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书生式幽默感原来是那么强”。
我爱读蔡先生文章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他有多深刻、多深沉，反倒是喜欢他的不故作高深。这也是那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共性，他们深谙市民社会的精神需求，大家既然只对通俗文化感兴趣，那我就看人下菜碟好了，蔡澜自己的解释是：“我想我基本上是一个很喜欢娱乐别人的人，做了半辈子的电影，多少也是一种娱乐事业。”
他写文章，也是为了娱乐别人，下笔千言，都是大白话来的，直来直去，有时候还喜欢开点黄腔，但也是有克制的，与其说他是老不正经，还不如说他就是爱逗个乐。博人一笑，自己也跟着大笑不已。
有人问过蔡先生：“年轻人怎么克服烦恼呢？”他的回答也很直接，“没得克服，只有与它共存”。因为，“一切烦恼，总会过去的。……一过，就觉得当时的烦恼很愚蠢，很可笑。我们活在一个刷卡的年代，为什么不顶支快乐？既然知道一过就好笑，不如先笑个饱”。
顶支，顶天立地的“顶”，支付的“支”，也是句粤语，指的是尽情享受。
讲真，我一直蛮欣赏蔡澜的人生态度，该勤快做事就无所保留，该尽情享受也无所顾忌。不容易做得到，但可以心向往之。
蔡先生并不是简单的“享乐主义者”，要说做事的劲头，他也是拼命三郎。且不说蔡澜在电影行业时的种种辛苦，几十年来，他几乎不间断地写专栏，就不是一般人能坚持得下来的。
蔡先生有一位长期合作的插画家苏美璐，就写文章讲到过，某一次，远远超过了截止日期，还没有收到蔡澜的文章。一天后，刊物的设计师打电话说，文章刚刚来了，需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插图，因为杂志要在当晚印刷。而拖延稿件的原因是，蔡先生的父亲去世了。
1996年，苏美璐搬去英国居住。蔡澜仍然说服了杂志，支付每周从英国到香港的快递费用，请她继续为文章配插图。
文章写到，“在一些不眠之夜，我会听到传真的咔嗒声和嗡嗡声，是直接从蔡先生的办公桌上，或者任何他住的酒店传来的”。
这是蔡先生这一代香港文化人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教化民众的知识分子，而更像是码字的手艺人，讲究信用，遵守契约。享受生活，也不避讳谈挣钱，但每一分钱都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辛勤劳动而来，俗得坦坦荡荡。
蔡先生曾给后辈传授过写作的经验，其中有几句话，我认为真是肺腑之言。要想写作的灵感不枯竭，就“要不停地观察人生，不断地把主题储藏起来”。
关于写作，我的总结也很接近，称之为“两不”原则，一是不找借口，再忙再累，不到万不得已，无论如何都得完成每天的写作任务；二是不等灵感，打开电脑最重要，只要平时有积累，随时随地收集文章所需要的素材，写着写着就写进去了，写着写着就文思泉涌了。
蔡先生有一句话总结，叫作“做得勤快，做什么都会被尊重”。他进一步阐述道：“凡艺到‘极精’处，并非讲什么艺能，而是要专心，要勤力，要积极……要活下去，什么都得做，就算倒垃圾，做得勤快，也被尊重。我在九龙城饮早茶时就看到这些人物，每天笑嘻嘻的，怎是废人？”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香港特具的一种精神气质，积极乐观，相信勤快苦干，就能有所回报。
在这个快节奏、重焦虑的时代，像蔡澜先生这样潇洒而认真、通达又不失锋芒的人，显得尤为珍贵。他用一生演绎了“玩物不丧志”——既懂生活之乐，也懂人生之苦，既能举杯放歌，也甘于俯身耕耘。
蔡澜先生教会我们，人生无需故作深沉，亦不必时时争胜——活得痛快，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勤快做事，就是最高的做人境界。
愿他在另一端的天地，依旧快活饮酒，潇洒写字，谈笑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