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12月14日)
东畑开人去到的地方叫精神科日间照护病房，它接收慢性精神分裂症、躁郁症、人格障碍等各类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在此接受康复训练，从早上八点半待到晚上六点。
在日本，日间照护病房分为“中途型”和“居所型”，“中途型”是以成员通过照护治疗回归社会为前提的，而“居所型”是针对那些长期将自己封闭起来的精神疾病患者，抑或是老年人，对他们来说，重新回归社会并非易事，因此他们选择持续接受日间照护，将此作为人生长期的居所。
用东畑开人的话来说，在“居所型”日间照护，大部分时间是没什么目的，并非一定要做些什么，而只是待着，就像在你真实的居所一样。而这让一开始打算在此大展拳脚的东畑开人愁坏了。
来到这里的头几天，他放眼四周，坐他右边的女士在不厌其烦持续盯着同一页报纸阅读，坐他左边的男子在反复打开、折叠手中的纸巾。还有很多人就只是静静坐着，既不交谈，也不阅读，偶尔喝一口茶。
这让东畑开人如坐针毡，他问负责培训他的部长，部长丢下一句“你暂时先坐那儿吧”，之后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子，他的工作“以干坐着开始，以干坐着结束”，他心想“我上了那么多年学，从没有人教过如何适应‘坐着’不干活”，对他来说，这比干活难多了，也痛苦多了。
后来他终于找到点事做了。一位叫做淳子的三十岁左右的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来到病房，她也坐不下来了，到处找人搭话，最后找到东畑开人，并且一上来就是一句，“东畑先生是心理医生吧，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个事情想要请教。”东畑一下子振奋了，终于找到一个发挥专业技能的时候了，之后的许多周，他和淳子女士进行了多次交谈，淳子对作为心理医生的他全盘托出，讲到自己充满暴力的家庭、失败的婚姻，但结果有一天淳子突然不再来病房了，她变得更加痛苦了。
东畑认为这是他的过失，他深刻反省了自己，他大展拳脚地对淳子女士进行心理治疗，结果让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平静的淳子女士又陷入痛苦回忆。也许淳子女士需要的并不是治疗，而恰恰是东畑起初看不明白也看不太上的“一个人好好待着”。
东畑终于意识到，日间照护所最重要的目标，以及他的工作，就在于营造一个环境，让那些容易在生活环境中感受到威胁和伤害的人可以安心舒适地待下去。
后来随着他在日间照护所待得越来越久，他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是多么的特别，甚至可以说是了不起。日间照护所实际挑战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这里拒绝效率原则，拒绝进步叙事，拒绝个体必须通过不断行动来证明自身价值的社会要求。
创造和维持这样一个让人能够安心“待着”的环境，不仅是保证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需要，更是对处在焦虑、迷茫、疲于奔命中的现代人的一种提醒。它提醒我们：在一个一切都被加速、量化、工具化的时代，重新找回"无目的存在"的能力，这可能是让我们走出焦虑与迷茫的关键所在。
那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日间照护所做对了什么，有哪些经验。东畑开人最终找到的答案一点也不特别，几乎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些道理，但现实是，这些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被我们长期忽视，以至遗忘了。
这要从东畑的接送工作讲起，每天七点四十五分，东畑都得驾驶一辆面包车去接送无法独自离开日间照护病房的成员，一天结束后又将他们都送回去。
除此之外，每当成员们要外出，比如去体育馆运动、去商场购物，他这位拿着博士学位的心理医生就得马上化身司机，准备好饮料，把必需品搬上面包车，确认人数后发动引擎，将所有人安全送往目的地。东畑打趣说：“我90%的工作都和母亲每天忙碌的事情一样。”
生活中，母亲所承担的大部分劳动其实就属于“依赖性劳动”，这个概念是女性主义哲学家伊娃·费德·基泰提出的，它指的是那些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照顾他人需求的工作，包括清洁、烹饪、照护、陪伴等等看似简单却不可或缺的活动。
这种劳动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不是面向物品的生产，而是面向人的生产，它不创造什么新的价值，但是它维护着生命的延续和福祉。
然而这样一种劳动在现代社会长期被低估和忽视了。东畑在书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独立的个人为前提的社会中，处处都在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个自立的人总是更容易得到这个社会的褒奖，而“依赖他人”则变得像是一个要被克服的弱点。
更严重的是，“依赖性劳动”在这个过程中被贬低为“低技能”，工资很直接反映了这一点，东畑说在日本儿科医生的工资很高，但保育员的工资很低，运营老年人资产的基金经理的收入很高，而照护人员的收入很低，更不用说承担了大部分家庭劳务的全职妇女，她们根本就没有工资。
对“依赖性劳动”价值的忽视，是已经被频繁讨论的现代社会的一种不公现象，但东畑在他的书中提醒，这件事还有一个后果。“依赖”这个词其实指出了这种劳动的另一层意义，它不仅是承担家务那么简单，它也在创造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信赖。
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感受到亲密和信赖，感到自己可以完全依赖于某人的时候，就像孩子在面对父母的照料时，我们才有可能没有任何被迫、勉强地在一个地方待下去。但现实是，我们常常感到无所依赖，又对寻求依赖感到羞耻，与此同时我们害怕成为别人的依赖。这就让“好好待着”变得越来越难。
在照护所待得越久，东畑便看到越能看到这里人与人之间交互轮替的照护。摇摇欲坠的人走过来时，会有人马上帮他拉好椅子，当有人因口渴而饮水过多的时候，会有人在旁边嘟囔着提醒：“喝太多了，小心晕倒哦”。东畑会为了让患者开心，在下棋的时候故意输给对方。
而有时他也会受到来自患者的照护，比如淳子女士，明明很需要别人照料，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会时不时向东畑抛来一句：“医生，脸色不太好呀，没事吧”，有时还会给东畑递上一块喉糖。东畑喉咙并不痛，但也会收下，甚至马上会把糖塞进嘴里。
东畑说，“照护他人，也会受到他人照护”，“接受被他人照护，也是在照护他人”，就是在这样交互轮替的照护中，人与人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也“待”在了一起。
说完依赖，东畑在书中还花很大篇幅聊的一件事是：无聊。一开始来到日间照护所，除了累，就是无聊了，有时候无聊比累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东畑提到一本书，叫《闲暇和无聊的伦理学》，里面讲到，无聊是由“牵制”和“空虚搁置”构成的。“牵制”是说此刻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比如下午的活动还没开始，你只能坐在座位上等，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而“空虚搁置”说的是眼下你身边的事物无法为你提供任何意义，于是你被搁置在了一片空虚中。为了逃出这片空虚，你必须得找点事做，于是你没法再好好待下去。
这都不难理解，真正令东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在照护所很多人并不觉得无聊，甚至正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无聊，他们才“生病”了。
东畑一直格外关心一位叫南风原的患者，他二十多岁，才上大一，东畑觉得他就像弟弟，无法不去关心。南风原高中开始有一些不对劲，回到家总是把自己关在卧室，后来考上大学也不断逃学，医院诊断他“疑似精神分裂症”，他因此被送到了日间照护病房。
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和其他患者待在一起，总是一个人躲在诊所地下的乒乓球室，询问他做什么的时候，他会说自己脑袋里有个洞，他自己正在打磨石头来填补——当然不是真正的石头，而是想象中的。他说他每天都要打磨石头，如果不做这些，他就会坐立不安。
南风原显然感受不到无聊，他的脑袋中充满了各种想法。东畑说这种情况其实不局限于精神分裂症的人群身上，比如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什么也不做，却时时刻刻感受到他人对自己的攻击，再比如请假后回到公司，感受到被同事责备的目光。这样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心力觉得无聊，你会觉得每一瞬间都格外迫切，好像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抵御危险。
东畑比喻说：“就如同身处鬼屋，每时每刻都充满刺激和惊险”。正是因为如此，心理学界认为说，当精神分裂患者开始感受到无聊，这就是康复的开始。
所以，“无聊”不是一件坏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它。再说回南风原的故事吧。
南风原后来有了好转，在东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参与照护所的游戏了。照护所给患者们准备了不少活动，供大家消遣娱乐。南风原爱上了一种叫做花骨牌的棋牌游戏，他玩牌的时候很执着，时而开心、时而不甘，沉浸在游戏之中，后来他甚至主动组局。
尝试了花骨牌之后，他又开始定期参加午休时的棒球训练，在训练中他渐渐地成了大家中的一员，后来在照护所的圣诞晚会中，他甚至被选为了舞蹈队的队长。
东畑观察着南风原的反应，同时也渐渐感受到游戏对人的治愈能力。这种治愈从何而来呢？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过“精神分析游戏理论”，他把咨询室里的心理治疗就看做是一场场的游戏，当患者的游戏和治疗师的游戏产生重叠，心理治疗便开始了。
举个例子，可以回想一个在玩沙子的孩子，他沉迷于用沙子搭建城堡，在旁人看来，他是在自得其乐，但东畑说其实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能自得其乐，是因为他心中知道母亲在一旁看着他，如果他回头发现母亲不在了，他会立刻焦虑起来，游戏也立马中断了。
所以游戏只会在自我与他人的重叠领域进行，这也就意味着，“人只有在依赖他人，将身心托付他人之时，才能进行游戏。”
而反过来说，人可以借着游戏，去创造自我与他人的重叠。东畑说你可以想想初恋时的场景，一开始我们总是很紧张局促，要强撑着和对方一起在KTV唱歌，但随着共同参与了更多活动，我们逐渐感受到快乐，最后两人可以安然待在一起。
这或许就是照护所会安排那么多游戏环节的意义所在，患者们渐渐都成为了游戏达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托付出去，与照护病房产生重叠，然后得到修复。
但游戏总有结束的时候，无论是打花骨牌，还是打棒球，又或是组织圣诞活动，一旦结束，人随即会感到空虚和无聊。南风原也开始有无聊的时候了，但这个时候的无聊，是没有束缚和威胁的，相反它包含着一种安定与理智，你会在无聊中体会自己，去决定寻找哪些新事物。这就不是被时间、他人等外在事物追逐着要去做一些事情，而是真正的由内而发。
南风原后来找到了一个目标，是机车驾驶证。他开始在日间照护病房翻阅考驾照的参考书，非常认真地学习，后来顺利考上驾照。他让家人给自己买了辆小型机车，经常满脸自豪地骑着机车来到照护病房，后来渐渐不怎么来了，东畑说也许他发现了日间照护病房以外的世界，他能在每一个他驶过之处都安心待着了。
但以上这些不是照护病房的全部。现实从不只是有亲密与信赖，有徐徐上升的信心。
当我们讲到照护所里照护人员们承担的依赖性劳动的时候，东畑同时还写到她们的艰难，这里的患者常常会陷入精神错乱、崩溃的状态，甚至有很多破坏和攻击行为，而所有这些都得靠照护人员们应对。
她们也常常感到痛苦和惶恐，因此会在下班后去夜店买醉。当东畑问比嘉美沙要不要考个护理学校，以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的时候，比嘉美沙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她或许也对这份工作感到了厌倦。
事实上，离别在这里并不稀奇，经常会有人待不下去了，而选择离开。
比如最早告诉东畑要“好好待着”的那位部长，他也离开了。部长叫高江冽，从事精神护理工作四十年之久，是照护所的主心骨，他离开那天照常去超市购置物资，照常给大家烹饪炒面，中午他照常小憩午休，东畑说：“他一如既往地待着，想借这样的方式，不让成员们感到分离的悲伤”。
但尽管如此，悲伤还是蔓延起来，一位叫友香的患者跟部长道谢后，身体出现状况，一度非常难受，最后让母亲把她接回家了。部长看着友香的背影，无奈地说：“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顾及他们的心情。”
部长的突然辞职，并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东畑写道：“我们本质上是厌恶变化的生物，即使不喜、痛苦，也会持续忍受......就像一滴一滴的水静悄悄地蓄积于杯中，就算杯子满了，表面张力也会发挥作用，让杯子容纳超过限度的水量，但是在某个时候，当最后一滴水掉进杯子，水便会溢出，倾泻而下。这时，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们不可能从现实逃离，而现实又不可避免会在一些时候显现它的无常和残酷。所以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待着”，东畑说无论是学校还是职场，你稍微留意一下的话，你会在楼梯间、天台、地下室、仓库、厕所等隐蔽的角落看到一些人，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一个人待上片刻。
可就这短短一刻，已是如此艰难。东畑在这本书中分享了很多来自心理学的专业见解，但更多的篇幅他是在坦诚地记述一段生活。一个人要如何“好好待着”，它需要制度、文化等很多现实层面的配合，但这个问题最终指向的其实是——我们要如何看待生活本身。
东畑在后期也递交了他的辞职信，他没有在书中说出具体的原因，但他讲到了照护机构的两面性，一方面机构提供照护，支撑患者安心待着，另一方面患者长久待着，才能保证机构的经济效益，因此有一些照护机构为了经济效益，从一个提供庇护的空间转变为强制患者“待着”、并加以监视的空间，最终“待着”变得无比痛苦。
但是东畑说，情况变成了明明难以“待”下去了，但又不得不还是“待”在这里。
他回到了照护所的日常中，恢复了棒球练习，和成员们练习接球、击球，结束后喝可乐，一遍遍聊那些聊过很多遍的话题。大家每天照常做着广播体操，照常吃饭，照常时不时开展一些活动，总会有人接替离去之人的角色，维持着那些循环往复的日常。
哪怕到了最后一天也是如此，东畑记述说，那天淳子给了他更多润喉糖，还催促他喝可乐，比嘉美沙在停车场等着开车送他离去。一个叫康夫的患者问他接下来要去哪儿？他本来一直说不出口自己换工作失败的事情，但此刻鼓起勇气说了出来，结果康夫马上说，“那来日间照护病房吧，这里有饭吃，还能喝可乐。”
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修复的，这就是“待着”这件事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可能是人类精神修复的本质，它不是通过理性分析和目标设定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最朴素的人际连接、最简单的日常重复来实现的。在照护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治疗技术，而是“共同在场”——一群人选择在同一个时空里，承担彼此的脆弱，分享彼此的日常。这种“在一起”的状态本身就具有治愈力量。
东畑说，来到照护所时他是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临床心理医生，离开时则成了无业游民，过程中他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他最终觉得他得到的就是这些和人在一起的日常，他也见证了为维系这种单纯的日常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他无法从理论或效益上去论证这些事情的价值与意义，但是他置身其中，体验了这一切。
也许你会疑问说，当生活已经混乱不堪、充满艰难险阻时，我们还要去体验和珍视这样的日常吗？答案是，我们仍然要，因为有时候除了日常，我们别无所有。
这种选择看似消极，实则是最大的积极——它意味着我们拒绝被现实的残酷彻底击垮，拒绝放弃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在照护所，没有人的生活是完美的，没有人的未来是确定的，但大家仍然每天做广播体操，仍然一起吃饭聊天，仍然在离别时相互告别。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对虚无的反抗，是对意义的重新定义——意义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地，就在我们仍然选择"好好待着"的这个决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