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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6年4月4日)

优绩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理想层面，优绩主义提供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叙事：它告诉人们，人生如同赛场，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只要你足够勤奋，就能跑到前列。

与传统的“出身决定论”相比，这种说法显然更具启发性，也更能激励人心。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西方的文官制度；无论是教育政策中的“寒门也能出贵子”，还是企业文化里反复强调的“多劳多得”，都体现了优绩主义的精神。

优绩主义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不同文化之中，它的价值在不同社会语境下也有所不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优绩主义常常被视为社会流动的希望。

比如，在中国，“高考改变命运”的观念深深扎根在很多人心里，成为无数家庭鼓励孩子拼搏的核心逻辑。而在一些西方国家，优绩主义则更多与自由市场逻辑相连，强调个体自由选择与能力回报。但无论在哪种情境中，优绩主义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它能否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

这种看似普遍公平的逻辑，其实内含着巨大张力。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就曾批判性地指出：优绩主义往往将个人的成功归因于个人努力，而将失败归因于懒惰或无能，从而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这种机制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焦虑与不满。

换个角度来看，优绩主义的社会吸引力，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文化心理机制。它仿佛告诉人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获得想要的生活。但同时，似乎也提醒人们：如果失败了，那一定是你不够努力。这种二元叙事，既能激励人奋发向上，也能加剧社会内部的竞争与压力。

努力的局限

在社会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优绩主义存在着显著的争议。

首先，优绩主义的叙事强调努力对于个人成就的决定性作用。而相关研究和现实世界中，学者们发现，努力并不是唯一的变量。

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点提供了重要工具。布迪厄指出，家庭出身、教育资源、文化品味和社交网络，构成了个体在社会竞争中的“隐形资本”。

这些资本并不会直接体现在分数或绩效上，但在决定长期发展时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讲介绍的，美国圣保罗中学的精英教育吗？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类似地，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进一步揭示了财富积累的逻辑：资本的回报率长期高于劳动所得。这意味着，即便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得了高收入，其财富增长的速度仍然不一定赶上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人。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中财富的马太效应趋势愈发明显，个体努力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

同样，在就业市场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研究显示，同等学历下，来自重点院校或海外院校的求职者，往往比普通院校的毕业生更受青睐。很多学者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能力差异，而是招聘方在评估过程中，将“文化资本”作为隐含标准。换句话说，努力带来的成绩很重要，但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差距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距会不断被累积和放大。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提出过“学历膨胀”的观点，他认为，随着教育普及化，学历逐渐贬值，原本凭借本科学历就能获得的职位，如今可能需要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这意味着，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需要付出更高的努力成本，却未必能换来与之前等值的社会回报。而有资源的家庭则能轻松承担更高教育成本，进一步传递他们的优势地位。

优绩主义的心理效应

除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影响，学者们还发现，优绩主义还在个体心理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成长型心态”（growth mindset）的理论，这个理论强调，人们如果相信通过努力能够提升能力，就更有可能坚持不懈并最终取得成功。这一理论常常被用来佐证优绩主义的合理性。然而，当优绩主义被过度推崇时，它会带来另一种现象——过度自责。

试想，当一个年轻人投入大量时间备考公务员、研究生或职业资格考试，却屡屡失败时，他很可能将问题归结为自己“不够努力”。而这种自责很容易忽略外部因素，比如：招聘名额有限、岗位分布不均、社会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等等。这种心理负担不仅削弱了个体的幸福感，还可能带来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更重要的是，桑德尔在研究中指出，优绩主义容易强化社会的排斥逻辑。在他看来，当成功被视为努力的必然结果时，失败者便被社会舆论认定为“不值得同情”，从而进一步助长了精英们的傲慢，让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错误地相信，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了成功，而忽视了家庭背景、运气等其他因素支持的重要性。

社会后果：幻象与鸿沟

从社会整体来看，有学者认为，优绩主义既是一种激励机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有学者认为，它制造了一种“公平的幻觉”。什么意思呢？表面上，每个人都在同一个竞技场里比拼，但起跑线的差异却往往被忽视。这一点，在我们前面几讲课程中有很多例子，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

其次，研究发现，它可能加剧社会分化。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人，不仅能通过努力获得更高地位，还能巩固这种优势并传递给下一代。相反，资源匮乏的群体则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这是优绩主义批判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优绩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能会导致社会信任的削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人们普遍按照这种逻辑，认为“失败者咎由自取”时，社会的团结性和互助精神就容易被侵蚀。这样一来，弱势群体的处境缺乏理解，社会政策的制定也可能会偏向效率优先，而容易忽视对他们的关注。

可能的应对路径

面对优绩主义带来的这些挑战，目前的研究也提出了多层面的思考，我将从教育、政策、文化和个体这四个层面和你分享：

第一，教育体系的再设计。学校应当摆脱单一的成绩导向，更加注重学生多元能力的培养。除了分数之外，沟通表达、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等“软技能”，也应被纳入教育目标。这不仅能帮助学生在未来职场中获得竞争力，也能缓解“唯分数论”的社会焦虑。

第二，政策层面的资源再分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来缩小因家庭背景造成的差距。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积极的探索，比如，通过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等等，从而让更多学生在竞争中获得更好的起点。

第三，社会文化的重塑，关键是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如果社会仅以财富和地位为唯一标准，那么优绩主义必然会带来更强的焦虑。相反，如果能建立多元化的成功叙事，承认不同职业、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就能缓解这种单一竞争逻辑带来的压力。

第四，个体的自我调适。对于个人而言，理解优绩主义的局限性，是一种心理减负。当努力没有换来理想结果时，不应过度自责，而要看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多种因素。同时，也可以通过拓展社会网络、培养多元能力，来提升自身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