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份裡，我認識到不能將香港的自由視作理所應當。從2019年初開始的抗議運動已經席捲香港達數月之久，但政治氣候在今年夏天突然發生了變化，當時北京通過了一部涉及範圍廣泛的國安法，許多人將這部法律看作是對異見人士的打壓。

6月底，在這部法律生效前幾小時，我走出香港的家門，想最後再看一眼發生在我周圍的抗議運動。當時，一個本地理髮師正從其門店櫥窗裡的人體模型上取下防毒面具和護目鏡；我還注意到一家咖啡店已經撤下了所有抗議塑像和海報。

次日，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布，針對北京方面的行動，英國將改變現有簽證政策，基本上為300萬香港人入籍英國鋪平了道路。我的一些朋友和熟人為此感到欣慰——英國可能成為他們的避風港，一個可以讓生活重新開始的地方。震撼於香港的示威者、記者和學者被逮捕，一些人已經離港赴英；前活動人士羅冠聰在7月初宣布，他已逃離香港，將繼續在倫敦開展自己的事業。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布針對香港人的新簽證政策

身處脫歐談判、新冠疫情、預算削減和經濟萎縮困境中的英國，還沒有說明將如何吸納這一波大規模移民。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太關注這些生活條件問題，我更加關注的是香港人可能對自己將在英國過上何種生活有過於浪漫的想法。

我在香港所到之處都能發現過去殖民統治的痕跡。街道以過世君主的名字命名；五星級賓館通常都會提供帶有司康餅和大吉嶺茶的下午茶；英國米字旗在抗議遊行中揮動；有些人認為倫敦腔英語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徵。對許多當地人來說，英國是另一個祖國，一個充滿機會的天府之國，在那，人們真的可將擁有自由視為理所當然。

儘管和香港相比，英國可能在政治上更穩定，但我知道英國並不像很多香港人認為的那樣歡迎他們。

我1989年出生在倫敦，是香港移民的後代。英國於1997年將香港政權移交給中國大陸，在交接前10年，香港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潮，我的父母就是隨著這波移民潮去的英國。據估計，大約有503800人在1987年至1996年間離開香港；截止到2011年，有111733名在香港出生的人生活在英國。

儘管香港和英國之間有著歷史悠久的聯繫紐帶，而且有大量華裔人口生活在英國，但英國華裔移民社區並不是鐵板一塊，華裔移民也沒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例證之一是直到2015年才有一名華裔英國人成為國會議員。當艾倫·麥克（Alan Mak）最終打破藩籬成為議員後，很多亞裔人士歡呼雀躍，將他的勝利看作是某種文化代表性的勝利。

然而，麥克似乎感到沮喪，覺得公眾過於關注自己的族裔身份，而沒有註意到他作為政治家所取得的成就。他告訴《南華早報》，如果“給工黨投票的華裔認為我將代表每一名華裔、泰國裔、越南裔和朝鮮裔英國人——在我的選區還有很多不同族裔——那他們就錯了。這是個愚蠢的幻想。我不會代表英國的華裔。我所代表的是哈凡特市市民和所有英國人。”

對某些像我這樣的人來說，他的這番話很刺耳，因為很多人原本希望他會說自己以擁有雙重身份而自豪。但我可以理解麥克為什麼會宣稱自己首先是英國公民。

和許多英國華裔一樣，我也被華裔或其他族裔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教導過——我應該忘記自己的華裔身份，以便符合和證明我的“英國性”。對此，我最早的記憶是一位老師警告我的母親，如果我繼續在家說廣東話，我會被當作壞學生，可能永遠學不會用英語讀寫。而當時我不過才5歲。因此，我母親再也不在周六送我去說廣東話的學校了。（後來，我了解到，掌握兩種語言對促進整體讀寫能力有幫助，而非阻礙。）

小學時，我被教導如何用英國的方式去思考、行動和說話，以及如何熱愛英國王室。在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追悼會上，我作為本校眾多學生中的一員，受邀參加了一檔新聞節目的錄製活動。分配給我們的任務是攜帶致哀花束進出公園，我們的老師還細心地暗示，要哭出來。

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又被灌輸了很多關於維多利亞女王“輝煌”統治64年之類的知識，以及她嗜好喝茶和吃土豆等雜七雜八稀奇古怪的知識。但他們要么遮掩，要么隱約提到大英帝國的那些黑暗歷史：鴉片戰爭的後遺症，發生在英屬印度的奴隸貿易，以及殖民香港。

我從來沒有質疑過自己學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在學校裡從來沒有提到過中國文化。我試著讓自己被同化。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從來沒有真正在家的感覺，儘管倫敦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家。我開始問自己，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隱藏在鄰居中間的外人。我是英國人還是廣東人？

我發現，我不可能既是廣東人又是英國人，因為沒有關於雙重身份的討論餘地。當認識的白人取笑我的中國朋友時，我敏銳地意識到，儘管有人說我“不像他們”，但我也很容易受到同樣的待遇。

在寄宿學校，食堂裡會有兩組涇渭分明的人：白人學生在一張桌子聚餐，香港交換生則在另一張桌子。兩組人都邀請我去和他們坐在一起，我站在大廳前面，努力思考與誰結盟，最後不得已只好走回宿舍，乾脆不吃這頓飯。

種族成見無處不在。陌生人會喊我“蛋炒蝨子”和“炒鍋臉”，或者更惡劣的，叫我“蘇西黃”（一本同名小說中虛構出來的香港妓女），或評論我的“異國情調” 。生活在英國的人通常將這些微小的冒犯視作無知或幽默，將其歸為並無惡意的種族逗笑，並不當回事。

“他們還不懂事”是我常常聽到的藉口。另一個藉口：“不過是個玩笑。”這種對我身份的嘲弄——和對我不適感的輕視——使我的自信不斷受到侵蝕。難道是我過於敏感了？為什麼我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如此羞恥，為什麼我覺得無力為自己辯護？

在我上大學的第一年，我的幾個白人室友拿我開玩笑，她們虛構了一個叫馮婷的中國交換生，在廚房給我留了字條。在字條中，她表示自己壓力很大，想跟我打個招呼。於是，我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一直去敲一間空公寓的門，擔心她為什麼不再出現。我還回信給她：“我也來自香港。非常想見你。”

等到謎底揭開，我幾乎都要哭了。室友們的笑聲是殘酷的。她們這個玩笑是精心策劃，目標明確的。她們洞悉了我內心的矛盾，因此也就能知道矛盾焦點所在：同情那些長得像你的人就是在愚弄自己。

今年2月，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一位教授的推文在網上走紅，在推文中他講述了自己的一次親身經歷，一個華裔青年在意大利回擊了一名種族主義者的新冠言論。一個乘客對這名登上火車的年輕人說，“現在你滿意了，我們都要被感染了。”這個男孩用意大利語回應道：“女士，我這輩子只在谷歌地圖上看到過中國。”火車上的人隨即鼓掌喝彩。

在那些華裔的轉發中，我注意到他們有了某種自豪和勝利的意思。但在這場同化遊戲中，誰又贏得了什麼？為什麼這名少年強調他從未去過中國，而不是指出這名乘客具有明顯的種族歧視偏見？他是不是在拒絕自己的某種身份？

對這個少年的表現，我在成年之前是不會加以質疑的。只有在我成年後，我才能反思自己內心兩個世界的撕扯掙扎。

在大學畢業後，我前往香港工作，重新與我的血脈相連。我交了一些朋友，有些就是在海外長大的香港人，我在人生中第一次開始接受自己複雜的成長背景。我讀莎拉•豪（Sarah Howe）的詩，聽莫藹明（Emmy the Great）的音樂，她們都是英籍華人。

自2015年起，我在紐約工作了一年半，加入了一些社區，社區中人都以自己擁有美國人和亞裔的雙重身份而自豪。一旦我意識到自己的僑民身份是複雜的（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流動變化的），我也就接受了自己英國身份那一面，這次是自我覺醒。我在英國之外的經歷成就了今天的我：一個可以接受自己所有身份的人。

現在，當我觀察英國時，我感到沮喪的是英國華裔移民沒有團結在社區的旗幟下。與美國的亞裔社區相比，我們行為消極，不愛參與政治活動。

在2013年出版的《新政治家》一書中，作者陸海亮（Lu-Hai Liang）指出，“第二代華裔移民中的年輕草根活動家還沒有出現。” 今年，他又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恐華情緒的抬頭，注意到英國華人“正在反思自己應在英國社會扮演何種角色，以及自己為何會低調這麼久。”議員候選人強尼·盧克（Johnny Luk）在7月發表的一條推文中敦促“英國華裔要正視我們的身份，要挺身而出而不是麻木不仁。”

在新冠疫情期間，英國針對華裔的種族攻擊犯罪增多

我相信社區裡的眾人沒有以一個整體發聲，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對社會排斥根深蒂固的恐懼和習得性無助。（譯註：習得性無助是指通過學習形成的一種對現實的無望和無可奈何的行為、心理狀態。）儘管公眾人物公開自己的種族主義傾向可能已不被大眾所容（愛丁堡公爵1986年對“細縫眼”中國人的評論如果發生在今天就可能引起非議），但種族主義挑釁行為仍時有發生。

倫敦警察局報告說，僅在2020年頭三個月，就有267起針對英國東亞裔人口的仇恨犯罪，其中包括暴力襲擊、搶劫和辱罵，而2019年全年則為375起。對這些罪行，人們大都保持沉默。我沒有看到過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即使是相當著名的“新冠疫情反種族主義組織”（該組織分發了一份呼籲政府調查這些仇恨犯罪的請願書），也沒有在此後4個月設法獲得5000以上的簽名。

儘管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亞裔人就不得不與各地不斷增多的恐華症鬥爭，但英國的不同之處在於，該國標榜自己是香港的長期夥伴，可向政治難民敞開懷抱，而英國對這些新來者的無動於衷，會馬上使他們感覺到自己並不受歡迎。

（文章來源: 觀察者網由冠群選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