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先生，圖片來源：casad.cas.cn

在參加過20世紀70年代海外保釣運動的人士記憶裡，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楊振寧是一個精神領袖般的存在。[1] 用楊振寧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學生趙午的話說: “楊振寧的名字激勵了大陸和台灣整整一代的年輕學生們。” [2] 楊振寧在海外保釣運動中，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了重要貢獻。近幾年學術界開始關注到華裔科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海外保釣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也提及楊振寧在其中參與的聽證會等事項，但對於楊振寧的保釣初衷、跟保釣組織的互動、統運期間所發揮的作用，並無專文進行論述。

筆者曾於2017年6月13日與釣魚島問題研究專家劉江永教授訪問楊振寧。這裡結合他本人的口述訪談記錄與保釣運動相關檔案，力圖對其在20世紀70年代的保釣運動脈絡進行梳理，再現中國科學家的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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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接觸保釣

1968年5月，美國以“聯合國亞洲經濟委員會” 的名義，在台灣海峽以北進行海底石油勘探。1969年9月15日，日本地質學家宣稱，他們在中國東海“尖閣列島”（即我釣魚島）海岸發現了有前途的石油資源。[3] 1970年8月12日，《中央日報》刊載一位法學家的意見：“釣魚台列島海底石油之形成，為我國大陸長江、黃河流出海面時帶來的沖積物形成。我國在該區域開採石油，並無不合國際法之處。” [4] （台灣稱釣魚島為“釣魚台”） 9月10日，日本政府宣稱，“尖閣群島屬於日本”，並在釣魚島上設立水泥標柱，撕毀台灣當局旗幟，驅逐台灣漁民。與此同時，美國正與日本商討沖繩返還事宜，並且私相授受，非法將釣魚島劃入琉球地理範圍。為了保衛中國對釣魚島列島的主權，旅居北美、歐洲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華僑與華人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組織遊行示威，發行刊物雜誌，掀起“保衛釣魚台運動”。當時，楊振寧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對釣魚島爭端開始有所了解，不過並未與香港的保釣團體與人士接觸。1971年，49歲的楊振寧回到工作多年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在石溪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同時，開始參與保釣運動。1971年4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保釣會募捐保釣活動經費，楊振寧、郭子斯等教授均有捐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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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美國總統尼克松及國會議員的公開信運動

為了支持中國政府維護釣魚島主權，1971年1月29-30 日，大約3000名學生參加了在美國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檀香山等地舉行的抗議遊行。4 月10日，2500名華人社區各個階層的代表在華盛頓集會，對美國保持中立的態度提出抗議。幾乎與此同時，另外1500名中國人也在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蒙特利爾遊行， 表達他們對此問題的嚴重關切。這些事件引起了《華盛頓星期日明星報》、《紐約時報》等美國的新聞媒體廣泛報導。

公開信最先由加州大學陳省身教授提出，他草擬了信稿分寄給朋友，迅速激起了熱烈反應。不過各界認為初稿太簡短，不足以振聾發聵。4月初華盛頓示威遊行那週，陳省身來到紐約參加數學年會。布朗大學的朋友發動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耶魯大學與紐約的聯絡人在王浩教授的辦公室裡跟陳省身會面，當時決定了登報的日期、方式與信的內容，並決定由紐約來擔任籌劃工作。[6]

信稿由王浩與哥倫比亞大學李浩主要執筆，分寄各地徵求意見，初稿馬上得到楊振寧、林家翹等知名學者的讚助與支持。在此基礎上，項武忠（耶魯大學）、謝定裕（布朗大學）、伍鴻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李我焱（哥倫比亞大學）、袁旂（紐約州立大學）等保釣同仁發起“致尼克森總統公開信” 活動，在《紐約時報》上以廣告方式刊登公開信（1971年5月23日） 。為了表現海外同胞保土之普遍熱忱，並籌措廣告費用，他們發起公開信簽名運動與捐款活動。在簽名運動的公開信裡，18位“已同意簽名” 的名單中就有楊振寧的名字。在楊振寧、陳省身、林家翹等人的號召下，此次捐款活動共籌集到19076.36美元，幾乎是版面費的兩倍，600多位華裔教授與專業人士以及2000多名留學生在公開信上簽名。

公開信指出：“雖然中國對釣魚島群島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但自1968年的聯合國石油調查之後，日本與琉球政府一再妄圖將釣魚島竊為己有。日方有一系列諸如驅趕釣魚島海域的中國漁民、破壞釣魚島上國民黨黨旗等極端不友好的行為，這是對二戰以來長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的挑釁。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人認為這種挑釁正是日本全力復甦軍國主義的標誌。” [7] 因此，公開信要求尼克松總統和美國國會重新考慮美國對該問題的政策，指出，即將簽訂的《歸還琉球條約》違反了美國的保持中立的原則。因此，要求：

1.拒絕任何關於釣魚島是美國轄下的琉球群島或南西諸島的一部分的聲明；

2.承認中國對這些島嶼擁有的主權；

3.譴責日本和琉球政府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及其試圖用武力解決爭端的企圖。”[8]

這封公開信引起了美國社會的關注，甚至引起了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高度重視，他們將這封公開信的整版廣告寄回給英國遠東外交和聯邦事務部，並指出：“公開信有3000名以上的中國學術界人士參加，其中有一些是學術界重量級人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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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為釣魚島問題作證

吳仙標對楊振寧參與聽證會的影響

楊振寧回憶，他參與聽證會是受到了吳仙標的直接影響: “在1971年的時候，那時沒有大陸在美國的留學生，都是台灣或香港去的。我想不管是左傾的，還是右傾的，台灣的學生對於釣魚台這件事情都是完全反對日本佔有的。不過，我想多半的人，包括我在內，都沒有政治的頭腦，不知道美國政治運作的步驟。可是，吳仙標不一樣，吳仙標為什麼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美國特拉華大學的一個物理系教授，因為這個緣故，我略微認識他。事實上，他對這事情非常努力。” “所以，當時吳仙標就打電話給我，他給了我一些材料，我看了這些材料之後，就在1971年的一天去了華盛頓，做了一個聽證。” 吳仙標是“釣魚台運動說服美國參議員工作小組”的一名骨干成員。

釣魚台運動說服美國參議員工作小組

1971年6月17日，美日簽訂“返還沖繩協定”。根據美國的規定，協定送往美國參議院審議，“必須三分之二以上的參議員通過，條約才能生效”。保釣的同學們發現，只要能說服1/3的參議員，“條約就必須修改”。[10] 而且，這種出賣中國的陰謀，有些美國參議員也是反對的，如邁克·格拉韋爾（Mike Gravel）在6月24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報告時，即公開表示，美國應該對此事保持警惕。其他的美國參議員如麥戈文（McGovern）、富布賴特（Fulbright）等也紛紛致函其中國友人，索取有關釣魚島屬於中國的文獻證據，以便在參議院檢查時，提出反對與修正。[11]

在美國的保釣人士注意到日本政府已經開始了遊說活動，為了挽回局勢，並將事件真相公諸於世，保釣人士成立了“釣魚台運動說服美國參議員工作小組”。在正式組織參院說服小組之前，已經零星地向一兩位參議員進行個別的說服工作，例如羅德島州的幾位保釣朋友，曾經對該州的議員做過說服的工作。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以及各地互相交換意見中，都有部分保釣人士認為說服的工作應當積極地進行。同時，在保釣運動中，也有部分人反對向美國參議院進行說服工作。

贊成向美國參院進行說服工作的主要論點為:

1.美國參議院是決定這個條約是否通過的權力機構；

2.部分參議員可能因為正義感、中美關係、美日商業上的衝突等等因素而對琉球歸還條約提出修正案，更正錯誤而將釣魚台劃出琉球之外；

3.萬一修約不成功，至少可以使我們的證詞與立場列入正式美國國會記錄而作為今後的歷史依據；

4.美國參院的說服工作，對美國議員們與進行說服的工作人員都有一些教育意義，這是一個實際的工作經驗，值得我們去學習。” [12]

反對進行美國參院說服工作的主要論點為：

1.美國近二十年來的亞洲政策是'扶持日本，圍堵中國'。釣魚台事件之發生，正是這種政策的結果，所以說服美國參院的工作，是'與虎謀皮'及'和強盜講道理'；

2.參加保釣運動的朋友們，雖然少數人有美國居民權，但人數非常少，而大多數是學生，既無經驗，又無投票選舉權，更無經濟力量，因此參院的說服工作，是沒有希望的。” [13]

根據大家的討論結果，說服小組在第一次籌備會中，明確了說服的原則與立場：

1.向美國參院的說服工作應當試行，其最高目標是希望將釣魚島從條約中刪除，最低目標是將證詞列入正式的國會記錄；

2.說服小組要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正式向美參議院以民眾團體的身份登記為合法的說服團體；

3.成立資料研究小組。從歷史背景、地理環境與國際法角度，客觀而正確地證明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並嚴正地指出返還沖繩條約中包括了釣魚島的錯誤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與修正這種錯誤才能顧全中、美、日三國利益的必然性；

4.資料小組的手冊，除由各地簽名送交各州議員外，並請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與學者對手冊的資料加以評論與批判，也希望日本的新聞界對其有所評論；

5.呼籲各地保釣熱心的中美朋友們，以書面、電話與面談等各種方式，對其本州議員進行說服的工作。說服小組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與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為說服工作的主要對象。當參議院對美日返還沖繩協定進行討論期間，切盼有美國公民的熱心保釣人士，分批來華盛頓參加說服的工作。

1971年7月24日，吳仙標在特拉華州的家裡邀請傅海瀾、廖廷元、陳重慶、孫正中、方汝福、林康、李全序、龐百騰（David Pong）、姚文俊、張驥等人，就說服議員工作進行了討論與任務分工。[14] 工作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1.議員請願書，趕在1971年8月6日國會散會前送到議員們手裡；

2.向各地釣魚台分會報告目前爭取釣魚台主權的發展，在1971年9月7日國會重開之前，將簽名工作做好；

3.將請願書寄送美國的“中國通”專家，希望他們以簽字或評論的方式支持；

4.個別重點人物如基辛格、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厄爾·沃倫等人的說服工作，由特拉華州的人來做。

說服工作正式展開

說服工作正式展開是在1971年8月初，小組分工明確，陣容龐大。主持人兼聯絡組組長為蕭誠容，下設聯絡組（陳重慶、錢致榕、李雅明、孫正中、袁謝渝秀、張顯鐘） 、財務組（謝祖蔭、方汝福、李光榮、孫正中、周蘇民、楊汪美儀）、資料組（國是研究社、黃養志、吳仙標、袁謝渝秀、胡芷民）、文書組（何堯軒、胡芷民）、說服組（程君復、傅海瀾、張歆海、黃敦鈺、葉培智）與其他（胡美澄、王顯達、秦棣華、鄔頭東、印鐵林、藍志臣、趙厚堯、吳國尊）。[15]

說服的主要對像是外交委員會主要議員的助理、部分學者及主要議員。在進行說服工作的同時，說服小組曾在紐約、美東國事討論會、全美國國事討論會等地向參與保釣的同學們呼籲，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他們還發動“一人一信” 運動，向各自所在地的參議員進行說明工作，要求美國參議員本著國際公道及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的原則下，在審查美日返還沖繩協定時，將涉及中國領土—— 釣魚島列嶼部分刪去。紐約保釣會曾於當天在華埠散發傳單，發起“一人一電” 運動，致電美參議院，表明中國人堅決保土決心。

1971年10月29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返還沖繩” 公開聽證會。說服小組邀請中外人士出席作證，被請者有楊振寧、陳省身、伍鴻熙、李浩、伍承祖、約翰·芬查（John Fincher）與越智山·瑪麗（Mary Kocheyama）。當時他們都答應願意為釣魚島事件在美國參議院作證，但因參議院對作證人數的限制，無法一一出席，最後決定由楊振寧（以私人身份）、吳仙標、鄧志雄與約翰·芬查四位出席作證。[16]

楊振寧出席會議，引起會場代表的很大注意。楊振寧在證詞中指出，釣魚島列嶼屬於中國是毋庸置疑的，它們並不包含於1951年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裡。美國並沒有在釣魚島爭端中保持中立。日本的軍國主義正在復蘇，這將給全世界和日本人民帶來邪惡與災難。美國的海軍好像錯誤地將釣魚島列嶼看做琉球的一部分。楊振寧敦促美國檢查在亞洲的未來長期規劃，這一點讓他感到極為焦慮。最後，他希望參議院徹底從這個錯誤中擺脫出來，保持明確的中立，停止美日聯盟的行動，停止“美國對日本在釣魚島列嶼主權的事實承認”。[17]

華東師範大學的崔丕教授發現： “關於這次聽證會的情況，在美日兩國政府的有關解密檔案中記載略有不同。” 在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中，記載為“會議期間，有的議員提出了日本與台灣當局之間關於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問題，並且聽取了楊教授等華裔民間人士關於中國擁有釣魚島主權的證詞，但是，僅僅是將這些內容記錄在案。” [18]而在《美國對日政策文件集》（アメリカ合眾國対日政策文書集成）裡，助理國務卿歐文曾向美國駐日大使館電文通報，1971年10月29日的參議院聽證會聽取了紐約州立大學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美籍華人楊振寧教授和“特拉華釣魚台委員會” 代表吳仙標教授、托馬斯·鄧的證詞，並且有更為詳細的發言記載。[19]

中國的《參考消息》也做了報導：“榮獲諾貝爾獎金的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對這個委員會說，這些島嶼是使所有中國人（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聯合起來的一個重要問題。他說，他們一致認為，從地理上和歷史上來說，這些島嶼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不應該把這些島嶼包括在把沖繩歸還給日本的條約裡。” [20] 1971年11月9日，美國參議院會議投票表決，以84:6票的絕對多數批准通過了《美日關於琉球群島和大東群島協定》。

1972年4月，《保釣會美國參院說服小組總結報告》認為，說服小組的工作引起了美國在釣魚台事件上立場的改變: 在保釣運動的初期，有一些朋友寫信給美國國務院及民意代表，但所得到的答复，多數是袒護日本的。例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科長修斯密（TP Shoesmith）於1971年2月22日來函稱： “……總統要求我回复您的信…… 根據條約第三條，該國政府獲得了'南西諸島' 的行政權…… 旨在包括尖閣諸島。美國認為，對琉球群島的剩餘主權仍然屬於日本。”[21]

但自從保釣運動開展以來，海內外同胞的遊行與報章雜誌上的呼籲，以及我國政府對美日兩國嚴重的抗議，參議院說服小組將這些事實係統地向部分議員加以提醒，終於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推薦書上，得到了明確的中立聲明。現摘錄執行報告（Executive eport）第92-10號如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聲稱對這些島嶼擁有主權。美國國務院的立場是，美國在這方面的唯一權利來源於和平條約，根據該條約，美國祇獲得行政權，而不是主權。因此，美國移交其行政權的行動不構成基本主權的移交（美國沒有主權），也不影響任何爭端方的基本主張。委員會重申，該協定的規定不影響任何國家對尖閣諸島或釣魚台列島的主權要求……” [22]

說服小組的成功之處，在於達到了預期的“最低目的”，證詞被列入美國國會記錄，得到了外交委員會重申中立的聲明，並且對美國參議員與學者提供了教育性的資料。華僑也首次以公開合法的民眾團體身份參加美國政治活動。其不成功之處，則是沒有達到說服小組預期的“最高期望”，將釣魚島從美日琉球協定中刪除。雖然部分議員表示同情，卻“沒有任何一位議員願主動地提出修正案”。說服小組認為，這是由於“華僑在美國一向對政治冷淡的結果” [23]，希望華僑今後更加積極地參加政治活動。

4

“楊振寧真說了這些話?”

1971年4月，楊振寧得知美國公民不可到中國旅行的禁令解除，立即向中國駐法大使館申請訪華簽證。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打破了冷戰時代中美長達20多年的隔絕，開啟了尼克鬆的“破冰之旅” 和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與此同時，1971年7月19日，楊振寧從法國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他先在上海、北京各停留兩週，參觀了中國科學院生化、生理、核子物理等研究所以及上海復旦大學、北京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並且在他的出生地安徽合肥及山西大寨人民公社分別做了一天的停留。

返回美國之後，楊振寧應邀赴美國各大校園演講，向廣大留美學生介紹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大受歡迎。1971年8月底，楊振寧在康奈爾大學舉行的國際高能電子及光子反應學會上，臨時受邀作非正式的演講，報告他最近訪問中國大陸的見聞與印象[24]， “覺得整個社會有一種生氣，精神之高非其他國家可比”，“尤值欣慰的，以往中國人不是自卑便是自大的心理變態已不復存在，代之的是切乎實際而不狂妄的自信”。[25]

1971年9月21日，楊振寧在他工作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演講，首次公開他對新中國的印象。與會人數踴躍，計達千人。[26]在當時的石溪分校就讀的趙玉芬記憶中，那天“楊振寧還沒有到場，大教室便早已座無虛席，不少師生擠在過道和窗口旁，仍然難以滿足校內外獵奇人們的需要。一些教室不得不接上閉路電視，可依然室室爆滿。最後只得在廣場安上了高音喇叭，才使激奮的人群平靜下來”。[27]

《紐約時報》1971年9月23日對此次演講予以報導，楊振寧演講全文刊登在《石溪通訊》第2期（1971年10月22 日），並被《新中國》[28] 等多家保釣刊物報導與轉載。楊振寧在演講中指出，跟26年前的中國相比，今日中國已經呈現出一副新氣象，中國人認真地了解並擔負起對這個國家及全世界人類的責任。自1960年後，中國已經由一個依靠輸入的國家轉變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過去10年（ 1960-1970年），工業產品在量的方面或沒有驚人增加，而在質的方面卻有巨大的成就。過去不能做的，做不好的，現在都可以自己生產，越做越好。

楊振寧的演講對在美國的港台留學生和華裔學人影響巨大，各保釣團體或邀請楊親自演講，或組織座談會，聽講座錄音。1971年10月16日，芝加哥大學舉辦座談會，播放楊振寧9月21日在石溪演講的錄音，並有楊氏其他談話紀錄以及一些記者訪問大陸的補充報告。石溪分會為了給大家提供便利，還為同學們提供複製錄音帶的服務。只要在1971年10月15日前，寄上兩小時的錄音帶（捲盤式或盒式）或成本費（捲盤式為$3.17，盒式為$2.64）到石溪分會，“他們將會替你複製楊振寧於9月21日的公開英文演講（關於中國見聞）”。[29]楊振寧的演講錄音，在麥迪遜城重播之時，同學們反應熱烈，其後更有多人索取錄音帶，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同學會《留學》轉載了楊振寧演說的中譯全文，編者認為這“是一份寶貴的資料，是一位中國知識份子親歷的經驗，值得一讀”。[30]

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水牛》雜誌轉載了“一位家庭主婦的信”，在保釣運動的影響下，這位家庭主婦開始跳出“物質” 的圈子，“這大半年來真是生活得最痛快的一段時間。最使人興奮的是對中國的前途有了信心，甚至對台灣的前途也是樂觀的，而且覺得自己可以有很多貢獻”。[31]她希望自己的好友也一定要看楊振寧的演講文字報導。

有些人不能接受這篇報導，因為這和他們印像中的中國有相當的出入，還有些人根本懷疑這些話是不是楊振寧親口說的。王以理在1972年《橋刊》第16期發表文章《楊振寧真說了這些話?》，對楊振寧的演講提出質疑，他是不是在為北京政府宣傳，會不會受了共產黨的騙。《紐約時報》的記者“想看的卻看不到”，“楊博士卻能有時在沒有嚮導陪伴的情形下自由自在的看了許多，甚至閱讀了《參考資料》”；“難道我們不知道，……中共除了官與兵外，人民不是都窮得吃不飽穿不蔽體?” “楊博士親屬戚故在上海之受到優待，與國民政府被俘或投靠軍政官員至今還活在大陸，是只因國民政府仍待解放之故”；“我不願多勞唇舌加駁斥，因為這些使我更不相信真是出自楊博士之口”。[32]

楊振寧在第18期的《橋刊》發文，公開駁斥王以理的質疑。他直接回答王先生：“是的，我真的說了那些話。” [33] 楊振寧表示：“所有我想看的地方、機關、人，我都看到了，唯一的例外是法庭。”事實上中國旅遊局的人員提出了好多地方要他去看，由於他個人的原因放棄了許多參觀的機會。至於親屬受優待，楊振寧並不這麼認為：“新中國處理各種'敵人' 的辦法是有原則的，不是胡來的。王先生的語氣暗示，一旦國民政府被解放，像我岳父等人就不會'活在大陸' 了是亂猜，不值一駁。” [34] 關於新舊中國的巨大差別，楊振寧說：“我相信王先生沒有了解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滿清不也曾修過鐵路嗎? 拿今日的自足自給，有原則，有乾勁，不驕人，但是絕不低頭的新中國來和舊中國比較，我得到的結論是'這是奇蹟'，'這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發展'。” [35] 他認為，王先生的文章有不少“自欺欺人之處”，不知他是“沒有看懂，還是故意做作，故意歪曲”。[36]

香港《明報月刊》故意歪曲楊振寧，第7778兩期連載了楊振寧1972年1 月中旬在瑞士蘇黎世與當地中國同學談話的內容。關於一般人民對台灣的看法，報導稱楊振寧回答“中國人民覺得台灣沒有民族氣概”，週總理“對台灣有些卑視的態度”。[37] 一部分留學生對這些話的來源的正確性不加證實便接受了。芝加哥出版的《釣魚台快訊第64期裡，有一篇署名草埔人的文章《“台灣人民” 不是賤骨頭》。這篇文章的開頭引了這一段問答，然後根據這段問答表達了作者的憤慨心情。另外，在布法羅，有人將這段問答複印之後分寄出去。許多台灣同學讀到這段問答之後，也感到十分氣憤。

為了澄清事實，《水牛》編輯委員會於9月25日下午直接給楊振寧打了一個電話。楊振寧在電話中指出了下列幾點：

1.他對《明報月刊》說是他說的那段話的內容根本不能同意；

2.他不記得說過那樣的話；

3.周恩來總理從來沒有給他卑視台灣人的印象。中國大陸一般人民也都把台灣人民當做自己的同胞，根本沒有看不起的態度。台灣人民當然是受蔣介石集團壓迫的，'二·二八'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4.《明報月刊》沒有徵求他的過目或同意便刊出了那篇報導，他還是經王浩教授提醒，最近才看到這篇文章的；

5.他已去信要錄音帶以做下一步驟的憑據。假如短期之內收不到錄音帶，他也將寫一篇文章說明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6.他授權《水牛》否認《明報月刊》那段文字的正確性”。[38]

澄清之餘， 同學們不禁想到：為什麼一個頗有名氣的刊物如《明報月刊》竟不加查驗便刊載一段頗富“爆炸性” 的文字呢? 是《明報月刊》的編者太缺乏常識，還是太聰明了?

楊振寧除了講述自己的回國觀感，還多次給海外的留學生分析當前國際局勢，這一切對同學們“重新認識祖國的想望提供了令人興奮的指引”。[39] 1972年3月，他跟石溪的中國同學交換意見： “我個人覺得這兩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化不但是驚人的，而且對於整個世界的未來，對於我們自己每個人的前途，以及對於下一代跟更下一代的前途有極為密切的影響，大家交換一下意見也好。” [40] 中美簽署聯合公報之前的三四周，楊振寧收看的電視節目比他“過去所看的節目的時間加起來還要多”。[41] 根據公報所指示的方向，楊振寧認為， “在較長時期的未來，譬如五年十年以後，中美蘇三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必定演變成中美關係比較接近，而美蘇、中甦之間都將繼續有很多的爭執”。[42]

繼楊振寧回國後，一批批美籍華人學者紛紛回國探訪，為祖國的科技教育事業獻計獻策；許多關心新中國的港台留學生也陸續赴大陸訪問，想回祖國大陸紮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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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談和平統一中國

楊振寧一直堅持中國統一的立場。在1971年10月29日的公開聽證會上，聽證會主席斯帕克曼（ Sparkman）議員對楊振寧教授詢問最久，問答中除有關釣魚島情況之外，也涉及中國統一問題。[43] 斯帕克曼議員問楊振寧，在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上，他是否覺得可以有一個合理的時間跨度，“也許把台灣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政府”；或者是另外一個極端， “二者合併” ? 楊振寧回答，後者“絕對是有可能的”。[44]

1971年底，美國許多地方的保釣會或其他中國同學在言論上正式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於是國民黨把這些同學主觀的意願說成是“受毛共統戰所指使” 來“阻留學生”。例如，把李我焱、陳治利、王春生等人到大陸去參觀的活動，說成“潛伏在留學生中的毛共文特”，而對名氣較大的楊振寧、何炳棣、楊慶堃等，《中央日報》就“裝聾作啞”。[45] 這種低劣的手法激起了留學生更多的憤慨。由於外交形勢的變化，台灣島內的青年知識分子被國民黨當局一連串的外交失敗及保釣運動所喚醒，“大家都知道楊振寧回過了中國，也知道中國有相當的成就，對於大陸的建設成果及國際地位幾乎是相當高興的” [46] 。

楊振寧1972年在美國各地講話時，已有頗具系統的記錄電影片，全面報導工農生活及祖國進步的情形。3月21日晚，楊振寧跟幾位石溪的同學對中美聯合公報解讀，提出對台灣問題與當前時局的看法。他認為，公報最後很大部分在討論台灣問題，遣詞用句有點微妙，導致日本首相理解不到位，發出不太妥當的聲音之後，很快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其實，美國政府對於“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47] 是很重要的話。尼克松去中國以前，費正清在2月19日的《紐約時報》發表了《全中國統一的中國理想》一文，他建議同學們去閱讀該文。

楊振寧認為，“歷史告訴我們，今日的事實也告訴我們，中國與台灣一日不統一，世界就一日不會有穩定的和平”。[48] 蔣介石關於中國統一的歷史觀是正確的。最後台灣如何實現跟祖國大陸的統一，現在還沒法預測，不過統一的方向是確定的。楊振寧說： “我覺得，傳統的中國統一的想法，在中國人的心裡頭，是很根深蒂固的。所以我覺得：上海公報上面所講的: '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句話確實是一針見血的，至少我覺得是這樣。所以我想，台灣最後回到中國的懷抱，在我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49] 他說： “台灣能夠和平地被吸收到中國里面，恢復成中國的一省。這是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呢? 我覺得這完全是可以思議的事情。” [50]

楊振寧關於時局的討論，被美國的《西雅圖通訊》（第13期）、《水牛》（第7期）、《石溪通訊》（第9期）、《群報》（第17期） 、 《釣魚台月刊》（第17期）等保釣刊物轉載，《歐洲通訊》（第3期）也加以轉載，廣泛傳播。1972年4月20日晚，楊振寧受匹茲堡中國朋友們的邀請做中文演講，他“謙虛的態度，平實的言語，讓在場二百多位聽眾/ 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介紹了“人民祖國的人物風情，自力更生的建設成果，民主的政治制度”，為留學生們“重新認識祖國的想望提供了令人興奮的指引”。[51] 他的熱誠和朋友們濃厚的興趣，使得演講一直延續到夜裡一點鐘。這次演講由匹茲堡中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發行的《統一通訊》（1972 年第5 期）簡短報導，全文由香港《七十年代月刊》（6月號) 刊行，《佛羅里達通訊》（1972年7月）全文轉載。

楊振寧是美國科學界的領袖人物之一，他在美國的講話頗有份量。美國紐約的保釣刊物《群報》認為，楊振寧的影響是“讓科學家走出實驗室、圖書館，多管管世界大事”，“楊振寧博士這幾年的暑期活動是有劃時代意義的”。[52] 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見楊振寧，“這不但是楊教授的個人榮譽，亦是留學生、海外華僑及一切進步科學家們的共同榮譽” [53] ，給留學生帶來了極大的鼓舞，增強了他們回國服務的決心。

6

給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

1972年中美打開交往的大門後，雙方關係已趨緩和，高層對話和人員交往有所增加， 但是雙方在戰略合作上仍存有分歧。1974年福特上台後，中美關係一度陷於停滯狀態。1977年1月，卡特上台，擔任美國第39任總統。隨著美國的改朝換代，中美關係又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中美關係正常化何時能夠實現?

1977年初，楊振寧被推舉為全美華人協會的會長，他聯絡美國學界人士，倡導在美華人團結，互助自強，心向北京。有同學不理解，楊振寧作為科學家，卻到處奔波促進中美關係，這樣“搞政治” 跟專業工作是否存在衝突? 楊振寧認為，每個人對於社會都有責任，“都應該把眼睛睜開了，看看世界是往那個方向走”，“假如我能夠對一些中國人和美國人對於世界認識有些貢獻的話，我覺得這工作是非常值得去做的”。[54]

1977年2月27日，他以全美華人協會負責人的身份，與其他關心中美交流的人士， 共同發起成立“全美華人促進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員會”，並且在《紐約時報》刊登整版廣告（廣告費用由全美華人協會支付） ，以公開信的方式致函卡特總統，推動中美建交，全文用英文發表，並附有中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近百名學者簽名支持，公開信署名的美籍人士包括楊振寧、李振翩、何炳棣、任之恭、蔡流輪、吳定一、餘元愷、謬雲台、陳省身等。[55] 筆者翻譯並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1972 年2 月29 日，美國與中國簽署的《上海公報》已經過去了五年。這個歷史性的文件開始並承諾延續'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並產生了一些良好結果: 結束兩個大國之間戰爭的危險，近30 億美元的貿易，大量的人員訪問與文化交流，包括醫生、學者、農民、運動員、藝術家等等。

但正常化的道路卻已經停滯不前。中美關係將向前推進還是被歷史忽視? 我們這些簽名者，來自全國各地的美籍華人與朋友們，敦促您在1977 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 [56]

公開信提出，美國在上海聯合公報中宣稱“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全世界一百個以上的國家，都已與中國正式建交。在此情況下，“美國是否繼續與她的盟友隔絕，而採取與自己利益及承諾相違的對華政策?” 公開信闡明，美國繼續與被中國人民唾棄的國民黨當局保持“外交” 關係，在軍事上與其保持聯繫，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它引用前參院領袖曼斯菲爾德的話，指出美中關係正常化符合美國的利益。

1979 年初，鄧小平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卡特簽約建交，楊振寧代表全美華人協會和全美各界華人在歡迎鄧小平夫婦宴會上致辭，為推動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友好與相互了解做出努力。

7

小結

楊振寧作為世界知名科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海外保釣運動與促進中國統一運動中，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學子。在釣魚島主權爭端的關鍵時期，他在美國公開發言作證，對影響美國的釣魚島政策走向發揮了重要作用。2001年，為紀念保釣運動三十週年，陳映真、王曉波、龔忠武等老“保釣” 人士編輯保釣紀念文集《春雷聲聲》，執行主編葉先揚在何炳棣先生的推薦下，專程請教楊振寧。楊振寧晚年仍然關注著保釣運動，他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裡掛著紐約州立大學保釣會發行的保釣刊物《石溪通訊》的封面照片，也曾派秘書到清華大學圖書館借閱過保釣文集《春雷聲聲》，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堅定守護和深愛祖國的拳拳之心。

(文章來源: 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