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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像中國出現的那種“普通人給公務員塞錢，換取公務員讓你辦事方便”這種直接的腐敗，美國是基本沒有的。即使零星有，受賄的公務員也會很快被捕，入獄。美國對直接腐敗的懲罰十分嚴苛。 我剛到美國的時候，發現美國政府、醫院、學校等等所有單位的辦事都十分正規。法律規章說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不會給你故意找麻煩，更不會跟你吃拿卡要。 當時我以為，美國真的是廉潔的國家。但是，隨著生活閱歷的增加，慢慢地接觸社會頂層，我才發現，美國的腐敗其實是系統性的、無處不在的。 如果僅僅把直接腐敗看作腐敗，那麼美國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國家之一。但是從本質上講，腐敗其實就是權錢交易。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看，美國極其腐敗。 權錢交易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是行賄； 第二部分是以權謀私。 先說說在美國如何行賄。 在美國，普通人直接給公務員塞錢是很嚴重的犯罪行為。但是你懂得門道的話，有上萬種方法可以合法行賄。 很多答案說的競選捐款其實只是最表層的行賄方式，競選的經費實際上還沒法光明正大地進官員個人的帳戶。 特朗普有一個醜聞，就是他用競選經費給他叫過的一個色情片演員付封口費。他的私人律師麥克科恩也因此入獄。
其實最簡單的行賄方式，是邀請演講。 比如說你想要賄賂一個官員，你不能直接塞錢，於是你就請他來你們公司演講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然後就合法地給那個官員幾十萬上百萬美元的出場費。這些都是屬於官員的個人合法收入。 比如在2013年到2014年，希拉蕊在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銀行分別做了一場演講，每次演講的出場費都高達22.5萬美元，一共講話三個小時，67.5萬美元就進賬了。 共和黨的妮基黑利（Nikky Haley）在離職後每場演講出場費也是超過20萬美元。
另外一種行賄方式，就是成立慈善基金會。 比如克林頓、特朗普都有以自己命名的慈善基金會。 利益集團想要賄賂克林頓、特朗普的話，就給他們的慈善基金會捐款。而實際上，這些基金會實質上都是克林頓、特朗普控制的私人小金庫。他們只需要拿出一小部分用於慈善，剩下的就可以用於他們的日常花費，美其名曰“行政費用”。 比如克林頓和希拉蕊的女兒切爾西（Chelsea Clinton），直接就是克林頓慈善基金會的主席，從基金會拿著巨額工資。這樣子，利益集團不僅可以光明正大的行賄，甚至行賄過程本身，都被美化成“捐款”、“慈善”。
還有很多美國政客在上任前或者卸任後都在大企業裡面當高管、董事會成員、顧問等職位，很多職位每年都有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美元的工資。 這種在企業高管和政府高官之間無縫連接的行為，在美國被稱之為“旋轉門”（revolving door）。 比如川普的第一任國務卿蒂勒森，曾經是美孚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又比如小布希的弟弟傑布布希（Jeb Bush）在卸任佛羅裡達州州長之後，當上了一個醫藥公司的董事。 雖然這些公司並沒有直接對在任政府官員行賄，但是在這種潛規則下，官員直接就是那些公司的人。在“退任後就能回大企業領高薪，永享榮華富貴”的預期之下，那些官員就會在任內“自願、公平”地制定出有利於那些大企業的政策。
當然了，只有行賄而沒有以權謀私的話，並不能完整的構成權錢交易。而美國以權謀私的方式，遠遠比行賄要來得隱蔽。 超過九成的美國人無法理解美國以權謀私的方式（這些人以為，美國政府沒有以權謀私，希拉蕊演講費高只是因為她是明星，而蒂勒森之前是石油公司CEO，證明瞭他能力出眾，更有資格當國務卿）。 而美國以權謀私的方式，就是拿錢立法。 總結起來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把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 第二，把合理的事情非法化。 把不合理的東西合法化，就是把本來在任何社會都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事情合法化，讓利益集團能夠獲取暴利。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毒品合法化。 大麻這種致幻性比較小的毒品只是小意思了，吸大麻在美國已經和吸煙一樣普遍了。而美國現在最嚴重的毒品問題，其實是鴉片類（opioids, 阿片類）毒品。
現在美國吸鴉片類毒品的人超過一千萬！ 也就是大約3%的美國人都在吸鴉片。 與之相對比，清末全中國吸鴉片的人，實際上只有300萬到400萬左右。現在美國吸鴉片的人，是清末中國的三倍。 絕大部分美國人吸食的鴉片類毒品的來源，實際上都是在美國正規出售的“止痛藥”。 美國的藥廠，以“止痛藥”的名義，把鴉片類藥物合法出售。 美國很多醫生，看到每一個有病痛的病人，都隨意開鴉片類止痛藥，給他們下毒。你有風濕性關節炎？ 吃鴉片止痛！ 你有腰椎間盤突出？ 吃鴉片止痛！ 你有肌肉酸痛？ 吃鴉片止痛！ 於是，很多人在遵醫囑吃完止痛藥之後，便鴉片上癮。 無奈之下，只能回去看醫生要求更多的止痛藥，醫生和藥廠便因此賺的盆滿缽滿，而沒有任何的法律後果。結果便是造成了美國每年超過7萬人因為吸毒過量死亡。
更令人震驚的是，連美國的大學生都開始被毒品侵染了， Monitering the Future研究報告公佈的數據： 1、41％的學生使用過非法藥物； 2、38%的在校大學生嘗試過大麻； 3、4.6％的大學生日常使用大麻； 4、三分之二的學生相信大麻使用並不危險。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藥廠，便是普渡製藥（Purdue Pharma）。 這家人生產的鴉片止痛藥奧施康定（OxyContin），造成了無數人鴉片上癮。而普渡製藥的創始人賽克勒（Sackler）家族，把他們販毒賺來的黑心錢一小部分用來買文物捐獻博物館，把自己洗白成熱愛文化的慈善家。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高利貸合法化。 中國政府規定，貸款利率超過15.4%的貸款都是高利貸。而中國台灣省地方法律規定貸款最高利率不能超過20%。 在美國，你走到任何一家大商店，甚至你用網絡支付的時候，商家都會問你要不要辦“信用卡”進行借貸提前消費。這些信用卡的利率都在25%左右，如果算上各種各樣的“手續費”、“罰款”，實際利率更高。 這些按照中國的標準，妥妥的高利貸無疑了。你們也知道美國人加減乘除都算不清，更不要說算指數利息了。 所以，這些商家先用廣告轟炸，宣揚消費主義，刺激普通人的消費慾望。然後，再對高利貸的利息輕描淡寫，或者故意誤導，只說“每月只要付50美元”，讓很多數學不好的美國人掉入高利貸陷阱和破產的深淵。
美國以權謀私地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把合理的東西非法化。 這種是美國腐敗最隱秘的方式。 詳細來說，就是以保護人民、保護環境、保護文化等為名，立法對各行各業設立極度嚴苛的規章制度，消除市場競爭，使得由少數西歐白人和猶太人控制的壟斷利益集團可以永續、合法地獲取幾百倍的暴利。 篇幅所限，我在這裡只舉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的醫療。美國的醫療產業，是美國最大的利益集團。 現在美國的GDP裡面，大約有18%都是花在醫療上面，是發達國家裡面最高的，而美國的醫療水準，卻是發達國家裡面最低的。美國的預期壽命等各項指標，和黎巴嫩、古巴、土耳其之類的發展中國家差不多。 與之相對比，中國醫療支出只佔GDP不到7%，人均醫療支出大約是美國的十分之一，預期壽命卻只比美國低了一年左右，而且還在持續提升。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美國通過各種各樣的嚴苛的立法，人為地製造稀缺和壟斷，讓醫療系統能夠獲取暴利。首先就是通過“處方藥製度”，讓病人生病不能自己拿藥只能去醫院。 記得小時候我喉嚨發炎了，我父母到樓下藥舖花幾塊錢給我買一瓶抗生素，我的病就治好了。而我到了美國之後，我喉嚨發炎，需要請上半天的假，在診所排隊幾個小時，醫生和我交談30秒左右，開了10粒一摸一樣的中國產的青黴素。 為了這瓶幾塊錢人民幣的抗生素，我要花上幾百美元的醫療費，算上半天一千美元左右的誤工費。我喉嚨發炎一次，損失一萬元人民幣。
諷刺的是，美國的畜牧業卻嚴重濫用抗生素。 那些畜牧業者為了讓牛羊少生病，每次餵養都會在飼料裡面加抗生素。 所以，美國出現了一種很魔幻的現象：在美國，牲畜不管病沒病，每一頓都吃抗生素。而人類就算病入膏肓，也無法不通過醫生買到抗生素。 更魔幻的是，我現在在美國，大麻隨隨便便就能買到，而卻對買抗生素束手無策。 和嚴格的處方藥製度相對應的，便是對處方權的嚴格控制，製造緊缺。 在美國，一個普通人要成為執業醫師，拿到處方權，真的是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 在中國，直接高考報醫學本碩連讀，五年過後考完執業證書就能去很多醫院當醫生了。而在美國，要當執業醫師，你必須有醫學博士（Medical Doctor）的學位。而要申請醫學博士，你必須要有本科學位。但是美國所有的大學的本科階段是沒有醫學教育的。所以你必須浪費本科四年時間，先拿到一個化學或者生物學本科的學位。然後再花4年時間，拿到一個醫學博士的學位。 這時候你還是沒有處方權，你要花3到8年時間當實習醫師，才能拿到處方權。 也就是說，從高中畢業的那時候算起，就算你沒有選錯專業，沒有休學備考，也找到了只要3年的實習醫師職位元，你最少也需要11年才能拿到處方權。 而且美國為了減少醫生，故意控制醫學院招生數量。過去20年來，美國人口增長幾千萬，結果美國每年只招9萬人左右的醫學生。與之相對比，中國每年招收醫學生的數量在80萬人左右，人均醫學生數量是美國的兩倍。 和在美國成為醫生的困難相對應的，就是嚴禁中國人從醫。就算你是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你也是無法在美國合法執業（很多歧視都是隱性的，每年極少數中國醫生可以申請到美國住院實習的機會，就不要來槓了）。 而美國的醫學博士，基本都是禁止中國人申請的——中國人可以申請醫學院裡面的哲學博士PhD，但是有處方權的醫學博士是基本申不了的。不只是中國申請者，很多華人即使有綠卡都會受到很多隱性種族歧視。 美國通過這種層層精密的製度設計，故意製造緊缺，把所有的美國人當作人質，有任何病痛只能花巨額資金才能得到治療，讓醫療利益集團賺得盆滿缽滿。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問，公知們不是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有糾錯功能嗎？美國的腐敗現像是不是會越來越少？ 我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會。 美國的腐敗只會越來越嚴重。 西方民主不是靈丹妙藥。 西方民主說到底，就是公民共同決策罷了。 民主政府既不代表正義，也不代表清廉。當78%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應該為新冠爆發負責，我們就很難說美國的民主和正義有任何聯繫。當絕大部分的美國人邏輯、數學能力低下，美國就永遠也無法解決美國的腐敗問題。 美國式腐敗產生的根源，其實正是美國的這種民主制度，我稱之為“愚民民主制度”。 這麼說有點抽象，舉幾個例子吧。 假設我去競選國會議員，說“我支持給中國三甲醫院醫生髮綠卡，讓他們來美國執業，降低美國醫療成本。” 我的對手就會通過媒體轟炸，煽動對中國的種族主義偏見：“中國那種落後的產生新冠的國家的醫生都能給美國人看病，你是不是中國間諜，把美國人的身體健康置於無物？” 我如果說：“我支持廢除哈佛的歧視性錄取制度，必須按照統一考試成績錄取學生。” 對方就會用媒體轟炸攻擊我：“你是不是不支持學生全面發展？要讓所有美國人都變成隻會考試高分低能？” 於是，我的國會議員競選之路就此結束。 再舉個例子，假如我去競選紐約市長，然後說：“我支持放開紐約市的airbnb短租公寓限制。” 對手就會攻擊我：“你是不是要讓人把房子都租給外國遊客，讓本地人無房可住！” 我如果說：“我要放開紐約市房屋局的限制，讓小開發商甚至小房東都能參與住宅建設，而不是被特朗普這種大開發商壟斷。這樣子就能提高紐約住宅數量和質量，降低房價。” 我的對手就會說：“你說要放開房屋局限制，是不是要讓紐約人住香港那種棺材房？我們紐約人還能不能住上體面的住宅了？” 於是，我的紐約市長競選之路就此結束。 你會看到，在這種隱秘的美國式腐敗之下，我提出的對人民有益的正確的政策，都是不直觀的，要經過推理才能得出的結論。而對手對我的攻擊，雖然是錯誤的，但是卻是直接而具有煽動性的，而美國選民的水準又很低。 結果就是：即使美國能出來一個像我這樣子聰明而又善良的候選人，也必然會落選，甚至會被批判到身敗名裂，社會性死亡。 我在美國八年以來，一直關注美國政治。一個說到美國的腐敗根源，試圖解決美國根本問題的政客都沒有。 對，一個都沒有。 美國兩黨無論明面上多麼互相仇視，實質上卻心有靈犀地避開美國的腐敗問題，而是討論各種無關痛癢的話題，甚至煽動種族對立，煽動意識形態對立來轉移視線。 比如說，大麻合法化、變性人上女廁所之類的議題，就是極具煽動性的無意義議題。 又比如說，說到美國爛到家的醫療體系，美國兩黨從不討論剷除醫療壟斷利益集團這個根本問題，而是討論醫療保險、全民醫保這種無關緊要的話題。 稍微有點概率論常識的人都知道，你買醫療保險，你在醫療上的期望支出（平均支出）實際上不降反增。討論保險不保險，誰付保險費，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醫療問題。但是很多美國人數學能力很差，根本就無法理解這個道理。 再比如說，特朗普宣揚反華、反黃種人種族主義。那些底層白人法西斯就把因為腐敗、窮困而產生的報復社會的情緒全部傾洩到華人和黃種人身上，各種針對華人的種族主義襲擊劇增。而美國的華人自然也沒法關注美國的腐敗問題——我們都要進集中營淋浴室了，沒那個閒心關心美國前途了。 再比如說，美國兩黨煽動意識形態對立。美國兩黨很喜歡裝作他們的衝突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衝突（在美國語境下，“資本主義”被用作自由市場經濟的代名詞），而實際上，美國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印度式種性制度加大企業壟斷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不沾邊。 於是，民主黨的紐約市長、加州州長一上臺，以反資本主義為名，西禁uber手機打車，東禁airbnb短租公寓。舊金山灣區、紐約的住宅環境、市容、治安年年惡化，房價卻年年上漲。而共和黨的特朗普一上臺，聲稱要減少國家管控，增進經濟自由，實際上民主黨的惡法一條都沒有取消，卻反手放開高利貸，又讓大公司可以隨意污染環境而不受懲罰。而似乎有點反體制的桑德斯、沃倫、AOC等民主黨進步派，也只會說一些給富人加稅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案。 於是，共和黨上臺，殺人越貨合法化。民主黨上臺，以社會正義為名立法，把社會底層上升空間堵死，壟斷資本越發膨脹。美國的腐敗就在政黨輪替之間與日俱增，積重難返。 也許你會問，這種美國式腐敗，是不是比直接腐敗危害要小？ 恰恰相反，美國式腐敗對社會的危害遠遠大於直接腐敗。 我在這裡提出一個定理：直接腐敗對社會的危害，大部分時候不會超過行賄者和受賄者獲利之和（李新野第一社會學定理），因為當行賄者和受賄者不需要對權錢交易的行為進行偽裝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動機去搞多一件事故意損害其他人。 舉個例子吧，假設在國企改制的時候，一個官員和一個商人合夥侵吞國有資產。商人行賄五千萬，侵吞了價值一億元的國有資產。那麼官員獲利五千萬，商人獲利五千萬。國家損失一億元。這時候兩者是相等的。 再舉個例子，假設（只是假設）我在美國喉嚨發炎，賄賂藥劑師100美元，沒有處方就拿到了抗生素。我的病也治好了。這時候，我因為不用付錢給醫生，也不會誤工，獲利1200美元，藥劑師獲利100美元。而對社會實際上一點傷害都沒有。實際上，我因為沒有必要無意義地去醫院排隊一個下午。我能多工作半天，給美國政府多納稅幾百美元，實際上對社會反而是有利的。 而美國式腐敗就不一樣了。 美國式腐敗為了提高對民眾的迷惑性，通過各種惡法扭曲市場，造成全社會的空轉和浪費，對社會的危害遠遠超過了壟斷資本的獲利。 再用美國醫療做個例子。 要是那些醫院直接腐敗，收取巨額國家補貼中飽私囊，對國家的危害都是有限的。而現在醫療系統為了欺騙美國民眾，扭曲了美國整個醫療行業：三億多美國人看病難，看病貴，還造成很多人才無法從醫…… 這種美國式腐敗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對社會的危害，已經遠遠超過了利益集團的獲利本身。 上面說的直接腐敗可能對社會反而有利的例子，其實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對直接腐敗的打壓那麼嚴重，因為對於美國的統治階級來說，完全可以合法地腐敗，獲取暴利。而在惡法之下，直接腐敗實際上就是搶了利益集團的蛋糕。所以美國整個統治階級都極度仇視直接腐敗，一定要除之而後快。 賽克勒家族的普渡製藥給美國人下毒，仍然是上流社會統治階層的一員。而墨西哥和中美洲有人向美國販毒，美國就悍然發動所謂毒品戰爭，不能讓墨西哥人搶他們的販毒生意。而有幾個中國人合成芬太尼毒品，也想分一杯羹，就被特朗普寫進對全體中國人發動貿易戰和科技戰的檄文之中。 美國幾乎所有的產業，都是因為各種各樣的惡法導致極其低效，毫無競爭力。 美國唯一有點亮點的科技業，實際上也是因為是新興產業，還沒有被美國式腐敗所侵蝕。 其實，美國製造業衰退，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美國工資太高，而是因為美國惡法太多，積重難返，營商環境惡劣。 美國雖然人工貴，但是地皮便宜，用電也便宜，還接近終端市場，其實已經抵消了人工成本。曹德旺、郭台銘之類的企業家不瞭解美國國情，算了一下帳，覺得在美國開廠有利可圖。興沖衝投資美國，結果嘗試幾年之後，身心俱憊——曹德旺要求美國取消“工會”，郭台銘大幅減少在美投資。 當我明白了這一切之後，我對美國的前途是絕望的。 美國這套制度，在維穩、洗腦民眾方面全世界第一，所以美國大亂估計是亂不起來的。但是在這種極度惡劣的營商環境下，美國經濟衰退，從世界第一的位置掉下來也是無法避免的一件事。 我在美國，已經做好了美國持續衰退，被國內的同學們超過、嘲笑的心理準備了，就像那些80年代賣掉上海淮海路的房子移民美國的人一樣。
(來源: 天涯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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