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4年8月27日)

那么，有读者可能会问——难道“一妻多夫”就没有了吗？

当然，一妻多夫也是有的，只是情况有些特殊：一妻多夫制多以兄弟（同胞）共妻的形式出现（非同胞共妻的情况非常少），即几个兄弟共同娶一位女性为妻，并共同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它在总体上非常罕见。

一妻多夫制的罕见

有关研究者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一种婚姻形式，共妻制/一妻多夫制度（Polyandry）在人类社会中非常罕见，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实行一夫一妻制或者一夫多偶制。

1959年，人类学家默多克比较了565种社会文化后，得出研究结论表明，一妻多夫制的比例微乎其微：全世界内的婚姻形态，75%为一夫多偶，24%为一夫一妻，1%为一妻多夫；随后，一妻多夫的比例又被修正为0.5%。^[1]

一妻多夫制形式在特定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偶有发生，但在大多数社会中几乎不存在。

一妻多夫制的类型

如果按照血缘关系来划分，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丈夫可分为两类：具备血缘关系与不具备血缘关系。

前者包括（堂、表）兄弟、叔（伯）侄、父子和舅甥等亚型，也称之为同胞共妻制，其中又以兄弟共妻（Fraternal Polyandry）为主；后者则可称为朋友共妻或非同胞共妻（Nonadelphic Polyandry）。

朋友共妻制/非同胞共妻制，可定义为：不具血缘关系的两个或多个丈夫，他们在亲密关系生活里共娶一妻，并共同抚育其合法子女，以便子女获得更佳的生存条件。此定义下，接续型一夫一妻、典妻、私通以及婚外感情伙伴、共享特殊伴侣服务均不在此列。

对人类而言，实际上并不存在非兄弟/非同胞共妻制，也就是说，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同胞血缘关系、也不存在朋友之间“类兄弟情份”的男性们与同一个女性结婚（形成稳固且被当地习俗认可的婚姻）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

也即，一妻多夫制，通常以兄弟（同胞）共妻的形式存在，即几个兄弟（同胞）共同娶一位女性为妻。非血缘关系的共妻现象非常罕见，通常不被认可为稳定的家庭结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一妻多夫制罕见的原因

为什么不存在非兄弟/非同胞共妻制呢？或者说，为什么非兄弟/非同胞共妻非常少，而不构成一种制度呢？

这是因为亲子关系不确定性（Paternity Uncertainty，PU，点击回顾）——不同于人类的母亲，在进化历程中，父亲往往难以确定他妻子的孩子是否也是自己的骨血。

在人类的进化心理及社会文化得以形成的漫长时光中（DNA亲子鉴定技术等都是非常晚近的发明，对心理和文化尚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母亲不同，父亲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很难确认。

即使是在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女性也“可能”与不止一个男性发生亲密关系，孩子到底是谁的，不得而知，男性们会因此狐疑不定，继而可能保留自己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而对孩子不负责任（点击回顾）。

这就更不用说在一妻多夫的情况下了。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女性的纯洁、忠贞很重要（点击回顾），道理是相近的——

在一妻多夫制下，，也即多位男性正式而合法地迎娶同一位女性，那么这位女性与多位合法丈夫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使得每位丈夫都很难确信，她生下的小孩与自己是否有基因血缘关系，所以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投资于她的后代持谨慎态度，倾向于有所保留，而不会对子女进行全力而集中的亲代投资。

可是，如果后代无法从父亲那里获得足够的投资，那么他们也就相对地很难存活下去，这些后代的生存及繁殖效率很低。所以，这样的社会文化也就无法发展下去，从而被进化的机制剔除。

因此可知，非兄弟/非同胞共妻制中，隐藏着自我灭绝的种子。这正是不存在非兄弟/非同胞共妻制（即使存在过，也必然会消失）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拉帮套”（旧俗，是指由于丈夫病残、劳动能力弱，不能抚养妻幼、赡养老人时，在征得夫家同意后，另外寻找一名心地善良的男性加入婚姻，而由他持续协助担负全家生活，以至于待丈夫去世后，他可与其妻结成正式夫妻，继续在该家庭生活）不构成一种家庭制度的根本理由。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妻多夫制的存在是基于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生物利益的考量。

生物利益与一妻多夫制

在某些严苛的自然环境或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一妻多夫制可能是一种有利的生存繁衍策略。兄弟（同胞）共妻制通过集中资源和劳动力，加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和生存能力。

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的一妻多夫制中，往往大多是兄弟共娶一妻组成大家庭，其简单的生物理由就是：

一、减少嫉妒——兄弟之间有部分共同的基因、生物利益相同，这某些程度上弱化了他们之间基于生物本能而产生的嫉妒，避免了非兄弟共妻家庭所隐含的生物利益分歧；

二、加强合作——当要面对严苛的自然（或特定社会制度）环境时，他们也就更可能以同胞抱团的形式、集结凝聚物质财富以及劳动力，为了共同的生物利益（基因繁殖效率）而组成大家庭。

三、协力基因繁衍——有关研究者认为，在应对特定的严苛条件下，这种兄弟（同胞）共妻组合是具效率的，对于大家庭中的每一方都可能是符合生物利益的，同时也是尽其可能借助了人类天性中的包容利他主义，即无论繁衍养育的是自己还是兄弟的孩子，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家庭的基因，也就有自己的基因，共妻者共同为基因的繁衍和后代的成长协力提供支持。包容利他主义使得家庭成员，更可能为了与自己有较亲密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的安危，或共同的生物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

因此，一妻多夫制这种很容易被误读为“文化”的现象背后，其实是生物天性的表现。^[2]

当然，这里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类似“非兄弟/非同胞共妻”的情况，似乎是存在的，比如一位特殊伴侣服务工作者，会为多个男性顾客提供服务，或者几位男性共同出资共享与某位女性的亲密关系，但是请注意，如前所述，这些不是稳定的家庭结构，为的只是释放男性们的本能冲动，而缺乏稳定而可靠的繁衍后代的基本功能——或者说，这些男性（自私的基因）只是想碰碰运气（多一些欢好机会总是好的），而非是想谋求稳定而可靠的繁殖收益——这种“露水情缘”般的关系，都不是长久的，很快会破碎，因而不构成稳定的制度。

总之，一妻多夫制的罕见并非偶然，它是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适应的结果。在特定的严苛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这种家庭形式或许能够实现生物利益的优化，但在世界范围内，它仍然是一种非主流的边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