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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11月27日)
我叫李建国，老家在太行山深处的涉县。我家所在的村庄距离县城60多公里，山高路陡，闭塞得像个铁桶。
直到高中毕业去县里参加体检，19岁的我才头一次见到黑黝黝的柏油马路。
1974年冬，父亲从生产队回来，兴奋地带来消息：“二娃，公社武装部来招兵了！”
那个年代，当兵是农村娃跳出“农门”的唯一金梯子。邻居堂哥当了志愿兵，每次探家穿的那身四个兜军装，看得我眼睛发烫。
为了帮我争取那仅有的一两个指标，老实巴交的父亲从鸡窝里掏了攒半个月的20个鸡蛋，又去供销社打了一瓶二锅头，拉着我去了大队民兵连长王叔家。
结果，东西被王叔硬塞了回来：“咱一个坑上长大的，你家啥条件我不知道？二娃是高中生，身体壮，是块料。我这就去跟支书报！”
12月20日，我通过了体检政审，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几经辗转，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豫南的一个步兵师教导队。
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一支笔改写命运】
 下连后，我被分到师直属防化连。
那是1975年，连队正搞营房扩建。我们要一边戴着防毒面具在烈日下练专业，一边筛沙子、和水泥。
转机出现在一天下午。指导员看了我的入伍登记表，说：
“你是高中生，字写得好，以后给团广播站写写稿子。”
我哪里会写新闻？但我知道这是机会。
我对着几张旧报纸，熬了一夜，揉皱了半本信纸，终于憋出一篇《防化兵的汗水》。没想到，当天就在大喇叭里播了。
从那以后，出板报、写对联、搞报道，我都包圆了。1978年5月，因为军事素质过硬且宣传工作突出，我被直接提拔为排长。
仅半年后，我就被借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成了一名机关干事。
在机关工作，熬夜写材料是常态，但也让我的视野开阔了。业余时间，我喜欢下象棋，一来二去，竟成了师政委张首长的棋友。
老首长是老革命，棋风凌厉。我们在棋盘上厮杀，不分上下级。
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盘棋，最后下成了“一家人”。
【高冷姑娘竟听不清】
 1979年的一天晚上，我奉命给张政委送一份急件。
敲开首长家属院的门，开门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衣、文静清秀的姑娘。我连忙自报家门：
“你好，我是宣传科小李，给政委送材料。”
奇怪的是，姑娘像没听见一样，只是盯着我的嘴看，也不让路。
我心里犯嘀咕：这首长千金架子真大。于是我提高了嗓门又喊了一遍。
这时，她才恍然大悟似的，歉意地一笑，侧身让我进了屋。
张政委正在书房等我。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轻轻放在桌上，就静静地回屋了。
政委看着她的背影，摘下老花镜叹了口气：“小李，刚才她没理你吧？别见怪，那是我的二丫头张敏。”
“这孩子命苦。小时候在老家得了急性脑膜炎，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大夫为了救命，链霉素打多了。”
“命是保住了，但把听觉神经打坏了……左耳全聋，右耳听力只有常人的一半。你刚才站她左边，她根本听不见。”
我心头一震。那个年代，“链霉素致聋”是很多家庭的痛。我没想到，这位看似完美的姑娘，竟背负着这样的寂静。
那年国庆联欢会，现场音响震天响。我看见张敏作为医院代表坐在角落里，眉头紧锁，显得格格不入。
我走过去，特意绕到她右边，大声问：“是不是太吵了？”
她抬头看见是我，露出了惊喜的笑容，指了指耳朵：“全是嗡嗡声。”我找人搬了个凳子，带她去了后台安静处。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她说话声音很轻，怕控制不好音量吵到人。我发现她虽然听力不好，但内心极其细腻透亮，读过的书比我还多。
当时的我已经24岁，在农村老家属于“大龄光棍”。
我听人议论，机关里不少干部给张敏介绍过对象，但对方一听是“半聋”，虽然碍于政委面子见了面，最后都没了下文。
但我动心了，不仅仅是因为她是政委的女儿，更是因为和她在一起时，那种难得的宁静，踏实的感觉，和某种莫名其妙生出的保护欲......
后来，张政委看出苗头，严肃地找我谈话：“小李，我不跟你摆首长架子。小敏耳朵不好，以后生活会有很多不便，甚至可能遗传。”
“你是个好苗子，真的想清楚了？别是因为我的职务……”
我打断了政委，郑重地说：“首长，耳朵不好我们可以大声说话，或者写字。我看重的是她这个人。我不怕麻烦。”
1980年春节，我带张敏回了太行山老家。
路途颠簸，家里又是土坯房，我怕她受委屈。可张敏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帮母亲烧火做饭。
虽然因为听不见，有时候母亲喊拿葱她拿成了蒜，但她总是乐呵呵的。
临走时，母亲拉着她的手直掉泪。后来我才发现，张敏把身上带的钱和粮票，都悄悄塞到了母亲的枕头底下。
【这一辈子做你耳朵】
 1980年10月，我们在师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我从机关下到基层，当指导员、教导员，后来是团政治处主任。因为岳父的关系，我对自己要求更严，生怕别人说闲话。而张敏，始终默默站在我身后。
虽然她听不见我深夜回家时的开门声，但无论多晚，家里的灯总是亮着的。
2007年，52岁的我从师后勤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休，选择了自主择业。
如今，我们安家在干休所旁。医学进步了，张敏戴上了高灵敏度的助听器，听力改善了不少。
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买菜，下午一起练书法。有时候她没听清我说啥，我就凑到她右耳边，再大声说一遍。
年轻时，很多人说我娶了个“聋媳妇”是吃亏，也有人说我是为了攀高枝。如今回头看，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那天在后台，搬着凳子坐在了她的身旁。
既然认定了她，我就做她一辈子的耳朵，陪她听风，听雨，听这世间并不完美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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