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4年10月5日)

2014年9月10日是一年一度的澳門蘇浙滬同鄉會慶祝國慶和會慶的晚會。澳門蘇浙滬同鄉會於18 年前由賀田老先生發起並正式成立的。當時賀田老先生力邀我加入並和他老人家一起籌辦創會。在籌辦開始時，賀田老先生擔任會長，但在籌備工作完畢並正式成立之時，他老人家就退居幕後，並竭力推薦我出任會長。

其實我這人一向獨來獨往，在澳門這個以社團政治為主的社會中，除了在很多年前曾在當時澳門廠商聯合會會長的邀請下，參加了該會，也被推選擔任了某一領導職位，但那次擔任職務的時間很短。箇中原因相信一則是因為，當時是我為公司的發展和壯大打拼得最艱辛的時刻，每天的工作量都可說是超負荷的；二則我已任澳葡立法會議員，所以要同時兼顧自己公司和立法會議員的工作實在已是非常困難；三則，我自覺對澳門的社團文化難以適應，所以我對社團工作並不熱衷，也沒有很積極地去參與其中，因此很快我就退出了廠商會。自從那次後，直到接受賀田老先生推薦由我擔任澳門蘇浙滬同鄉會會長我再也沒有被邀參加過任何一個社團，當然更不要說擔任社團領導的職位。

起初，我亦曾向賀老先生表示不願接受他推薦擔任會長一職的意願。但賀老先生認為我們雖然在澳門生活，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家鄉、更不能丟了鄉情。當我們來澳門初期，澳門來自江蘇、浙江和上海的鄉親可說是寥寥無幾。但是自從祖國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不少來自蘇浙滬的鄉親們紛紛移居來澳。所以我們來自那兩省一市的澳門老居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讓這些同鄉們，在異鄉感受到溫暖的鄉情，並幫助他們盡早適應澳門的環境和融入澳門的社會。賀田老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他對我一直很好，也很關心。

他的那番話，在當時打動了我的心，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並被選擔任了澳門蘇浙滬同鄉會會長一職。想不到的是這一擔任就是18年。但是在我擔任立法會主席的十年期間，因為工作繁重，所以一直無暇顧及同鄉會的工作，因此心中一直覺得有負賀老先生的重托，也對鄉親們心懷愧疚。為此，自從我退下立法會主席位置後，在每年一度慶祝國慶和會慶的活動中，會向來自江蘇、浙江和上海的參加活動的代表團成員和在澳門的鄉親們送出一臺文藝節目，以表對來賓們的敬意和舒緩對鄉親們的歉疚之情。

當然在國慶和會慶的雙慶日的活動裡，祝酒和會長講話是必然的節目，今年也不例外。我是一個比較懶惰的人，在這種場合裡，我的講話一般是非常簡短的，而且我在講話前是不準備講話的稿子的。所以像往年一樣，直到站到講臺上的那一刻，我心中對自己應該講些什麼還是不知道的。但當我站定後，看到臺下一張張歡笑的臉龐和幾佰雙充滿期待的眼晴時，我內心突然思潮洶湧，我感到臺下的聽眾給我傳遞了一份濃濃的情意，這份情意除了讓我感受到無比的溫暖外，也讓我深切體會到和諧、友善、平和和歡樂的氣氛是那麼的鼓舞人心並令人振奮。在這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講話的話題。

但也在那一瞬間，我想起了最近在北京遇到的一位已退休多年的首長，和這位首長對我說：既然已退下政壇，就不要再輕易論政的叮囑。我即時同意那位首長的叮囑，也答應了首長，今後每當心中對港澳政界人士的作為有所看法或感到不滿時，盡量克制自己少發牢騷和少作評論。不過對我這個心直口快，心中藏不了事和眼中揉不了沙的人來說，對看到心中明明覺得不對的事情，做到完全不說、不想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因此儘管我以首長的叮囑作為我講話的開頭，但是我還是向臺下的聽眾說出了，我對目前政壇上發生的一些我認為不對的事情的看法。我特別提到了，我多次在電視上看到的，譬如香港有個別的青年人，在大街上舞著英國國旗，期待英國殖民主義統治重臨香江就令我感到特別的痛心。

我也趁機向與會人士介紹了香港回歸前，香港的電影院在放完一場電影時，一定播放英國國歌和在螢幕上顯示英女王頭像的情景。而在60、70年代以前，電影院在散場時，更是大門緊鎖，在英國國歌沒有播放完時，全體觀眾都要肅立並不准離場。對這種情況，我內心一直非常反感。因為雖然說中英人民是友好的，我們對外國的元首也應該抱尊敬的態度，但是我對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用強制性的手段要我們中國人對外國元首致以敬意，我內心是難以接受的。當然我相信那些在大街上，舞弄英國國旗的青年人是從來沒有真正在殖民地生活過，所以很難體會到生活在殖民地的人的內心感受。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我們每個人，必須珍惜擺脫殖民主義、和見證港澳回歸祖國的機遇。因為如果我們的祖國不強大的話，港澳回歸祖國根本是不可能成為事實的。對我來說，港澳回歸祖國是一件光榮的大好事情。因為愛國、愛我們的根和祖宗應該是我們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我覺得如果我們連自己的根都可丟棄的話，那麼我們又豈能從容地面對我們的祖宗。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70年代初，在巴黎街頭的一次遭遇。其實我們年輕的一代，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經歷當年黃皮膚的中國人受外國人歧視的痛苦。那一次在巴黎的遭遇，雖然只是發生在一瞬間的小事，但卻令我終生難忘。事關，有一天的傍晚，我下班後去超級市場買些日用品後，在的士站排隊等候計程車。當輪到我上車時，有一對白人夫婦搶先上了車，並在上車前狠狠地向我說，要乘車的話，滾回中國去。另外，我也清楚記得一位老華僑告訴我，他初到英國倫敦時，有一次在下班後去酒廊喝酒後，酒保把他喝了酒的杯子，即時摔在了地下，並說黃皮膚的中國人用過的杯子是不能再給英國人用的。還有在那個年代，因為我們的國家窮，所以我們中國人到哪裡都不受歡迎。記得我們想到任何一個國家去，都要簽證，而且到每個國家辦簽證都得等上幾個星期，好像我們中國人去了，就會死賴著不走的。現在很多國家都爭著簡化對我們中國人的簽證手續的情況，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說，如果沒有中國在過去30幾年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國家的經濟不可能發展，那麼我們中國人在外國還會繼續受到歧視和欺侮。當然我們年輕的一代，因為沒有我們老一代人的經歷，所以沒有和我們有同樣的體會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寫文章時，總是想到什麽就寫什麼。而且我是寫一些，停一下，所以有時我的文章會不太連貫，但是我寫的完全是我腦中在那一刻想的。

這一刻是9月29日早晨看完港澳的多張報紙之後，坐在電腦之時。在這一瞬間，我的腦中忽然出現了上周四晚上（9月25日），香港大專學生與中學生到政府總部禮賓府前通宵靜坐的情形。那天學生們在整個靜坐的過程，總的來說是平和的。但是從電視和報章的報導中獲悉，在周五（9月26日）在集會尾聲，靜坐抗議突然演變為闖入政府總部廣場的行動，令本來和平、理性的學生運動帶有非理性的成份。而周日（9月28日）凌晨，由於提倡“佔中”的戴耀廷，在探望學生時突然宣佈提早“佔中”，更令這一場學生運動演變成非法的“佔中”集會。正當周日（9月28日）下午警方準備清場之際，成千上萬的贊成“佔中”集會的人群，湧至香港東部灣仔及金鐘一帶，並多次衝擊警方的防線。為驅散聚集的人群，警方在傍晚時分，向示威人群噴放胡椒噴霧，並在入夜後向示威人士施放催淚彈。而從9月29日的報導中，我知道示威已擴展到了香港的銅鑼灣和九龍彌敦道等多個地區。

看到這些新聞報導，我的內心除了感到非常痛心以外，也產生極大的不安和憂慮。自從1965年我來港定居後，香港除了1967年發生一起比較嚴重的暴動、騷亂事件外（那年我在法國，所以不知詳情，而事件也很快平息了），香港社會基本上是穩定和繁榮的。其實和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比較，我認為香港是我到過的很多國家中最自由的地方之一。至於民主方面來說，其實香港在港英管理期間，一直都是沒有民主可言的。回憶香港歷史，我們都記得歷來的香港總督一直由英國皇室委派來港。而香港的行政、立法兩院的成員和議員由總督委任的模式一直維持到香港回歸祖國前的香港後過度期。香港立法會議員由直接選舉和功能組別的選舉模式的歷史也可說是非常短暫的。但是在港英年代，香港並沒有人提出香港總督，必須由香港幾佰萬的居民選舉產生。不過令人奇怪的是，現在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由普選產生，我覺得這本來是香港民主進程中跨出的一大步。但想不到的是政改諮詢期中，卻因為有一部分人認為選舉方案不符合民主訴求，而掀起了軒然大波。

對於青年學生們嚮往民主自由我是完全能够接受和理解的。但是對於戴耀廷等人提倡“佔中”來抗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卻是我不能接受的。記得在50年代初，儘管當時的我還很年幼，但是當我首次踏足香港時，香港是一個經濟落後、生活質素低劣、人口稀少的小漁村。香港當時的生活環境遠遠不如上海，也因此我的父母決定將我送回上海接受教育。在過去的短短60年中，在祖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下、在全體香港居民的努力下，香港的社會繁榮穩定、經濟飛躍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香港亦已成為世界上少有的理想的居住和工作城市。香港從一個小小的漁村，發展到擁有東方明珠美譽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實在是來之不易的，也是令世人羨慕和稱奇的。這些成果是值得我們香港每一個居民珍惜的。我認為發起“佔中”的行動除了不理性外，也是嚴重損害香港經濟發展，和損害香港居民利益及生活的行動。所以我衷心期望這場“佔中”行動能儘快結束，讓香港回復正常的社會秩序，並令香港居民恢復正常的生活。

在寫到這一刻，我從電視機中看到香港27名泛民議員，集體譴責香港警方施放催淚彈對付示威者，並希望立法會主席召開彈劾香港行政長官和要求行政長官引咎辭職的緊急會議。我同時也聽到有立法議員表示，在那種情況下，警方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是正確的做法。其實“佔中”的抗爭是，因為香港有部分居民對就2017年實施全民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的政改方案不滿。但是行政長官在這場抗爭中卻首當其衝，成為群衆發洩心中不滿的對象。我雖然明白，在回歸後的17年中，香港市民對很多政府的政策和管治有很多不滿的地方，所以這次的抗爭可說是對政府施政不滿的總爆發。不過我認為要管理一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香港確實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相信換了任何人當行政長官，都會出現不能滿足所有市民的訴求的情況。所以我認為社會上出現對梁振英施政不滿的聲音，實在也是不足為奇的。

我很慶幸澳門真的是一塊福地。我們澳門的居民，都相對溫順、平和和善良。澳門居民對政府的施政也時存不滿，並對政府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有很大的意見。但是澳門居民一般都很包容和體諒。在我記憶中在澳葡年代，雖發生過幾次騷亂事件，但是澳門社會還是長期處於相對穩定、和諧的狀態。現在澳門正處於政府換屆階段，我真心希望再次當選的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能在新一屆政府籌建和運作時，多行德政，並把澳門居民的福祉作為施政的最高目標，帶領澳門居民奔向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