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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淡以處世
轉型和開放
曹其真
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及
全國政協常委
2015年11月6日

(原文發表於2013118)

 

10月中在朋友的介紹下,在北京偶遇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加藤嘉一在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現在正在美國哈佛大學進修。

 

我雖然和加藤嘉一素無謀面,但是我對他的名字卻是熟悉的。因為去年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閱讀了他寫的一篇名為《賣國賊和愛國賊》的文章。並受他文章的啟發,寫了一篇名為《愛國》的博文。此後,我又讀了多篇由他撰寫的文章。我很喜歡閱讀他的文章。因為他的文章除了文筆好外,思維清晰、視野開濶、觀點到位外,文章中富於感情也是我所讚賞的。當然因為我和他的思想感情、教育程度、社會背景、成長環境存在很大的差異,所以他文章中表達的有些觀點和我有所不同,也是不足為奇的。

 

從北京回到澳門後,我給他發了郵件。在郵件中,我將我在新浪網發表的名為《愛國》的博文附上一同寄去了給他。加藤嘉一在收到我的郵件後,很快答覆了我的郵件,並附上了他曾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表的一篇名為《轉型的澳門需要開放》的文章。他在郵件中寫道:【大約兩年前,我曾寫過至今唯一一篇關於澳門的稿子。您是那裡的領導者,我猶豫了半天要不要發給您(或許您已讀過),怕太淺薄,片面。】。

 

我迅速地打開了加藤嘉一文章的網上連接,並一口氣地將文章讀完。讀完後,我不敢相信這位曾在澳門短暫逗留的異國青年,竟然可以那麼成功地點出澳門存在的一些問題。他對事物的洞察力、分析能力都令我感到非常的讚嘆。我對他文中的很多觀點除了認同外,還真的在思想上產生了極大的共鳴。相信他文章中指出的多個澳門問題,有很多長期在澳門生活的人都是沒能意識到的。特別是他的其中兩段文字更引起了我的共鳴。它們是:

 

【一名在澳門的一所大學從事教育工作的內地年輕人告訴我:“那裡的發牌員基本都是澳門本地的員工,不能由從大陸來的‘內地人'來進行服務。”我說:“好像有不少20歲左右的年輕小伙子當發牌員呢?他們應該是沒上學就工作的吧?從事博彩業,是不是其待遇很高,福利也很好?”他答道:“你說的情況確實存在。尤其在20042008年期間,有不少澳門本地的高中生選擇不讀書而來到賭博現場當發牌員,一個月可以賺15000澳幣左右,這比大學畢業生從事其他服務業的工資還高。因博彩業對澳門經濟的支配力是決定性的,所以從業者能享受到很好的福利。”

 

我對此表示擔憂:“那年輕人不讀書了,就像中國大陸西部的不少年輕人初中畢業後放棄學業到大城市打工,其背後的思維是“讀書沒用,不帶來金錢”。澳門如此“發達”的地方是否也面臨“年輕人厭學”的情況呢?”他答道:“長遠來看,年輕人還是會讀書的,金融危機對博彩業的打擊不小,年輕人從中逐步意識到光靠賭博不可持續,全球化的時代,一個人還是需要知識和文化。

 

國家“十二五”規劃和《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清晰地強調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新發展戰略目標,為澳門的產業結構走向多元的發展方向創造了條件。201011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澳門,在旅遊活動中心會見各界人士代表說,“目前澳門的發展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既有難得的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挑戰,應該大力發展旅遊、會展、金融、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規範博彩業適度有序發展,努力把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澳門需要轉型。

 

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社團人員,教育工作者還是服務業人員,我在當地接觸到的所有“愛國人士”都提到這句話。他們思路很清晰,即“博彩業給我們帶來了太多東西,我們始終也在享受。但光靠它走不下去,站不住腳。產業結構必須多樣化,發展旅遊業是轉型目標的落腳點。”

 

參觀完澳門最有代表性的名勝古跡,體現著古今東西交融的“大三巴牌坊(Ruins of St.Paul)”,走下去,穿過澳門特色的飲食街,進入“澳門歷史城區”。站在廣場中間,這裡真的是古今東西的交融點。2005715日,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二十一個成員國一致通過“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三十一處世界遺產。

 

這次我親自體驗到澳門具有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潛質。它僅有50多萬的人口,大力發展製造業、重工業等不太現實,不如合理利用“一國兩制”與“世界遺產”的戰略優勢。我也跟當地人分享觀點:“澳門不需要做大,做多,做廣,只需要少而精。”】

 

【根據澳門政府規定,來自內地的學生在上學期間是不可以打工的。對此,有一名來自廣東的男生表示:“我們也很想像本地學生一樣打工,積累社會經歷。澳門服務業等各領域的勞動力是欠缺的,我們既然到澳門上學,對這裡有感情,想為澳門做點事情,卻因規定而做不到。”

 

我在澳科大的演講中表示:“既然有這麼多有能力的內地年輕人到澳門追求夢想,本地社會就必須好好利用他們,未來旅遊等新產業領域需要更加多樣化的人才,內地生能夠彌補一定程度上的空白。在這一點上,澳門當局與內地青年的利益是一致的,兩者可以達到雙贏的境界。”

 

我離開澳科大之前跟幾位本地學生交流,問他們對內地生的印象,其中一名女生表示:“他們不好好學習廣東話,不好好適應當地生活,不好好尊重澳門文化。”我本能的反應是:現狀是雙輸的,澳門社會與內地學生都在吃虧,本來可以相輔相成的兩者甚至陷入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

 

加藤嘉一的上述這些話,可說是說出了我的心底話。特別是他的那句【澳門需要轉型】。更令我有拍案叫絕的感覺。

 

其實在澳門賭權開放後,當政府宣佈娛樂公司莊荷(發牌員)的工作禁止由外地輸入的僱員擔任時,我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令我矛盾的原因是,因為澳門經濟嚴重單一,就業市場非常狹窄。在澳門除了任職公務員的薪金最優厚外,娛樂公司的莊荷(發牌員)工資是最高的。所以如果這些職位都由外僱擔任的話,那麼澳門人除了進入公務員隊伍外,其他就業的機會就不多,而且工資待遇也相對低微。因此我心中感到,這一政策在當時,對解決澳門就業問題、增加澳門人的工資水平,和提高澳門人生活水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又覺得,如果我們的政府將這項政策作為長期的政策,那麼對澳門今後的長期發展是不利的。當然娛樂公司的莊荷(發牌員)的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我認為這項工作,是不適宜任何人長時期擔任的。

 

事關莊荷(發牌員)長年工作在沒有陽光的、沒有時間概念的、日夜顛倒的嘈雜環境中,他們的工作除了太枯燥、太單調,太機械化外,他們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也必定不多。再加上他們在工作場所中接觸的,都是在賭博桌子上尋求刺激的賭客,有些豪賭的大客,更是出手豪爽,醉生夢死並是不把錢當錢花的人。所以我認為任何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久了以後,都有可能在不正確價值觀的影響下,產生對生活失去熱忱,並陷入意志消沉的境況。

 

我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我認為,人活在世上,除了物質生活重要外,最重要的是人們對生活富有熱情,並在工作中遇到挑戰和機遇。而最可怕的也是受不正確的價值觀左右,並對生活失去熱忱和意志消沉。也為此我內心一直對娛樂場中的莊荷(發牌員)的工作,不准由輸入的外地僱員擔任持不同意見。但是由於在回歸初期,百業待興的時代,澳門根本沒有太多的就業機會,所以我覺得政府制定這樣的政策還是無可厚非的。也為此,我除了和朋友們私下議論時談及我的想法外,從來沒有公開地表示過我內心的憂慮。

 

我非常擁護國家在“十二五”規劃和《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新發展戰略目標。我內心殷切地寄望在澳門早日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我寄望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主要原因,不但是純粹考慮澳門的發展前景。還急切地希望澳門居民能會有更多的職業選擇。但是多年過去了,我們在建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方面,基本上還是處於原地踏步的狀態。

 

這幾年來澳門市面持續興旺,每年來澳的遊客數量號稱接近3仟萬。對面積細小,而且僅只50多萬人口的澳門來說,3仟萬遊客堪稱奇蹟。除了澳門居民分享繁榮帶來的成果外,也羨煞了很多住在臨近地區的非澳門居民。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遊客的來源、他們在澳門逗留的時間和他們足跡所到之處,我們心中是不會感到高興的。因為我們不難發現,澳門的遊客客源極度單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內地。而遊客到澳門來的理由是到娛樂場所賭博。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根本不知道澳門有“澳門歷史城區”和“世界文化遺產”的存在。當然在這種情形下,澳門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間中心”也變成了空話。

 

自從澳門政府推出15年義務教育的政策後,政府為保障澳門的青年都能讀大學,所以向立法會提交21歲以下的青年人,不准進入賭場工作的法律提案。立法會也在隨後,專門為此項政策立了法。我本人曾於2010328日撰文《21歲和18歲》。在文中我發表了我個人對此政策的意見。當然我對政府鼓勵每個澳門年輕人讀大學的原意是深表贊同的。況且這一法律作為澳門一個單一法律也並無不可,但是我對統籌澳門法律的政府高層,沒有在維持澳門法律體系的嚴謹性、邏輯性和一致性方面把好關感到詫異和不解。

 

不過政府推出這項政策時,聲稱是為鼓勵18歲至21歲的青年進入大學求學。但是我認為如果澳門產業單一現狀不得到徹底改變的話,那麼大學畢業後的青年們,在無法找到薪酬優厚的其它工作的情況下,為了生活和養家糊口,還是有可能選擇進入娛樂公司任莊荷工作的。所以我覺得,為了讓澳門老百姓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過上優質的生活。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推動和落實澳門產業多元化,並將澳門成功打造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另外,加藤嘉一文中說的“澳門需要開放”,也是我長期關注的問題。

 

我自1968年秋起已來了澳門工作。澳門早已成了我最心愛的地方之一。但是在過去幾近45年的時間裡,我對澳門社會的“排外”和“保守”可說深有體會。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曾是澳門社會封閉和不開放的受害者。當然對我來說,我的一切痛苦經歷都早已成陳年往事。但是每當我回憶這些往事時,心底裡還會引起絲絲的難過和疼痛。

 

在過去澳門處於貧窮和落後的時候,社會封閉和不開放的狀況,雖然不利社會發展,但是影響還不至於太大。但是現在情況已不同了,澳門不再貧窮、澳門政府的庫房也充裕了。熟悉澳門歷史的人都知道,現在是澳門開埠以來發展和轉型的最好時機。但發展和轉型需要大量的人才。而我們大家都知道,長期以來阻礙澳門發展的致命傷是澳門人才的缺乏。所以為了發展和轉型,澳門政府專才輸入政策的制定也已到了迫不及待的時刻。如果澳門繼續採取不開放政策的話,那麼澳門未來的發展必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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