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3年6月16日)

日前收到中學同學陳文燦發來一封主旨為【望多保重】的來郵，在郵件中，她除了將我們的一位同學劉新華於5月31日逝世的消息告知我外，還囑我多保重身體。我和劉新華已有數年沒有見面，但她的近況我從其它兩位同學陳文燦和羅蘭仙處還是有所了解的。劉新華逝世的消息，引起了我內心極大的傷痛。我雖多年沒有和她見面，但是她的音容、樣貌卻是我埋在了心中的深處。相信在這一輩子中，我都無法將她忘記的。

記得我在1959~1963年求學期間，安徽省是全國受自然災害侵蝕影響最嚴重的省份。據稱在那幾年中，安徽省幾乎無人可以吃飽，並大約有兩千萬人是被活活地餓死的。因此在這種境況下，即使是在最受照顧的、並位於省會合肥市的安徽大學的師生們，也是長期處於嚴重的飢餓狀態中的。我雖然是從小食量不大，但是在長期喝幾乎找不到米的稀粥水，雙蒸、三蒸飯，或兩個小小的難以吞嚥的粗糧雜餅，也確實是無法頂住腹中空虛的難受。

當時我在學校可稱是一個積極分子。我懷著一顆和祖國共度艱辛的心，和堅決與自然災害抗爭的奮鬥精神，一直咬緊牙關地不肯向父母親透露我所受的苦。也不告訴他們我常常在半夜因飢餓難忍，而受盡難以入睡之煎熬。更不會將因營養極度不良而嚴重地影響了身體健康，而患上了“失禁症”之事向任何人說起。當然父母親對安徽災情特別嚴重不是全然不知道的。但是他們心中一直認為在當時吃苦挨餓者遍及全國各地，所以他們的女兒也應該像其他孩子一樣經得起苦難。我飽受飢餓折磨的苦楚，我的母親直到1962年來安徽大學探望我時才真正的明白。在那一次她親眼目睹我狼吞虎嚥地在一瞬間吃光她攜帶給我的一整罐梅林出品的罐頭“清蒸豬肉”。（詳情請閱《養育之恩報不盡1》）。雖然我將我的苦況向我的父母隱瞞，但是在和中學的幾位在北京求學的同學的書信來往中，我還是會向她們透露我受飢挨餓的情況。我的情況引起了正在北京大學求學的中學同學劉新華、羅蘭仙和在北京師範大學求學的陳文燦的關注和同情。當時儘管她們仨在北京也處於困難中，也特別地缺糧，但她們的情況和在安徽合肥的我比較是相對的要好得多了。所以她們決定把她們在每月獲分配到的一斤餅乾中省些出來，拼湊成一斤，並由她們其中一人輪流在每月郵寄給我。在今天一斤餅乾對任何人都已非奢侈品，但是在那飢荒之年，一斤餅乾卻是千金難求的珍貴東西。當然，每當我收到她們從牙縫中省下來的餅乾時，我內心的激動和感動是無法用語言表達（詳情請閱博文《一斤餅乾》）。一斤餅乾對一個挨著餓的青年是不能算很多的，而且亦會在一瞬間被吃完。但是我的這三位好友對我的恩情和友誼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腦海中和心底裡了。我發誓只要我有朝一日有能力，而她們也需要我時，我會毫不猶豫地、盡我所能地幫助她們。

劉新華並非上海人，她是在中學才隨父母來到上海的。她的父母都是退役幹部，據說在上海也擔任著不小的官。由於劉新華並非在上海長大，所以她不會說上海話。就算她的普通話也是帶著她從小長大地方的濃厚鄉音。她身材略胖，黑黑圓圓的臉上架著一副雙眼超過800度深度的近視眼鏡。她不愛運動，對數學、物理等課程不大感興趣，但卻酷愛文學，是個寫文章的好手。在高中三年中，我和她還有羅蘭仙、陳文燦都成了親密無間的好姐妹和好朋友。記得劉新華每天午間休息時都會趴在桌子上小睡。當然她趴在桌子上時，一定是把眼鏡摘下並放在一旁。而我當時特別好動並調皮倒蛋，因此我經常會偷偷地把她的眼鏡收起來，然後等她醒後和她玩“捉迷藏”。由於她雙眼都是超度近視，所以常常會像瞎子一樣四處摸索，她的樣子和動作特別逗，因此常常會引起同學們的哈哈大笑。記得有很多次，她給我惹火了，所以還真的跟我急了。那時我們大概都在16、17歲左右，所以都還帶著濃濃的童真，因此大家都會經常用這種惡作劇的玩笑戲弄同學。當然劉新華也不是真正的跟我急，所以等事過境遷後，一切都會恢復原樣。

我離開上海赴港後，我們之間間斷了長達十幾年的聯繫。四人幫被打倒後，我於1979年赴京公幹前，打聽到劉新華在北京的住址。那時在北京幾乎家家戶戶都沒有電話，所以在一個星期日，我在沒有通知她的情況下摸上了她的家門。記得那天我到她家門口時還是白天，但是一走進門廊，裡面就是一片漆黑。我沿著樓梯一邊叫著她的名字，一邊往上爬。樓梯上的一邊因為堆放著自行車、水盆、罐子等雜物，所以狹窄的樓梯只有一半是可以行人的。由於樓梯間並沒有燈光，在一片漆黑中，當我摸索著一格一格向上走到快到二樓時，由於看不清梯間放著的東西，差一些就一腳踩進了放在樓梯口的一大盆水中。幸虧劉新華那天和她的丈夫正好在家，所以沒讓我摸門釘。劉新華聞聲走出她的房門。當她見到站在她面前的是我時，高興地一把把我緊緊地抱住，並把我迎進她的家中。

劉新華的家就是在樓梯口的一個房間。房間中有一張雙人床，還有一張單人床。房中還有一張四方桌和一個儲物櫃。房中空地上、椅子上堆滿了一堆堆大大小小的書籍，看上去有些亂。劉新華的丈夫是中國有名的攝影家。據說他倆在北京大學唸書時認識、相戀。畢業後結了婚並育有一子一女。那天踏進劉新華家門時，她的丈夫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高高疊起的被子和枕頭上。後來我聽說他那時已體弱並患病。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劉新華的丈夫見面，因為他在我和劉新華再次見面時已去世了。

我見到久別的劉新華時，心中也很激動高興。我發現她那時雖然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樣貌、身形卻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她還是說著帶鄉音的普通話，臉上還是掛著那副厚厚鏡片的近視眼鏡。她見到我時的喜悅溢於言表，她熱情地為我沖了一杯，當時很難買到的飲料“好立克”。當她將那杯“好立克”端到我面前時，囑我快快喝一口時，我拿起杯子，一摸是涼的，心中登時有些猶豫。正在為難之時，劉新華見狀，帶著歉意地告訴我說，燒開水已來不及了，所以這杯“好立克”是用自來水沖的。最後，她還添了一句，“自來水蠻乾淨的，雖然是涼的，但是是喝不壞肚子的”。聽她這麼說，我不好意思不喝。因此，在她和她丈夫的眼前，我喝下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杯、也是唯一一杯是用涼的自來水沖的“好立克”。

那一次我帶著既喜悅又悲哀的心情離開劉新華的家。令我喜悅的是我和好友的久別重逢。但悲哀的是在70年代末，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居住環境和收入卻還是那麼的差和低。當時劉新華夫婦中一位是首都一份報紙的編輯，而另一位是中國著名的攝影師兼攝影雜誌的編輯。照常理他們應該至少是可以過上小康生活的。但是他們一家四口要擠在一個房間中，他們“家”的所謂廚房是梯間過道上的一個小小的煤炭爐子，而衛生間是梯間過道盡頭的一個多戶住家的共用的廁所。他們連洗澡都要去公共的澡堂。在那一刻，我的心在流淚。我真心地希望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但我知道我什麼也做不了，因為在當時即使有錢，也是沒用的，錢在物資極度缺少的中國，根本是不能幫他們改善居住環境，和提高生活質量的。在那一刻，我心中是多麼地期盼，在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的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老百姓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此後，因為我去北京的機會不多，而且即使去也是來去匆匆，所以我又有很多年沒有和劉新華見面。再次見面已是我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90年代初。當我去北京開兩會期間，我會邀請劉新華、陳文燦等老同學來我下榻的飯店小聚。隨著祖國的改革開放，中國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有一次小聚中，我曾詢問劉新華是否能為她改善居住環境而作些貢獻，但她告訴我，她工作的單位分了兩套住房給她，所以她生活得很好，也不需要我的任何幫助。就這樣，我們基本上都是一年見一次，而且也堅持了好多年。大約在10年前，我和往年一樣請她來我下榻的飯店吃飯。那天當我在飯後送她下樓時，她在電梯中突然一陣頭暈。她告訴我她怕乘電梯，因為她的心臟受不了電梯快速的升降。在乘完電梯後，她會有很長時間的心悸，因此她在晚餐中往往會食而無味，而回家的路又較遙遠，因此回家後也會影響睡眠。聽她此言後，我不敢再邀她來我下榻的飯店作客了，所以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過面。當然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那一次的見面竟然成了我們訣別。

當我看到陳文燦傳來的噩耗時，我內心的感覺錯綜複雜。看著來函中的【聽到這個消息，心情感到十分沉重，一方面是對逝者的悲痛，另一方面是對自己的感嘆，畢竟都是七十多的古稀老人了。不知下一个又會是誰。】我麻木了，我的腦子變得空空的。我對著電腦的螢光屏呆了足足有幾分鐘。當我驚醒時，我除了為劉新華的離去而難過外，我也情不自禁地自問【下一個會是誰？】。

但就在那一刻，我又突然想起楊絳先生在一百歲時說的一段話，和我的一位小朋友在母親節給我發的一份郵件中的一句話。它們分別是：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過平靜的生活。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準備回家。】

和

【最近在博客中還是能得知曹媽的一些近況，日既暮而猶煙霞絢爛，歲將晚而更橙橘芳馨。您一定要注意身體，特別是出差之際。只有這樣您才能精神百倍去帶領我們實現同濟精神，才能信心十足陪同我們共圓中國夢想。再次祝您每天都有好心情工作和生活。】

我反覆地讀了楊絳先生和我的小朋友的說話。我覺得他倆都說得很對。我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走多遠，因為壽命是不由自主的，而且離開人世是我們每個人必然的歸宿。所以當那天來臨之際，我應該坦然地迎接它，並將那一刻，當成我走上了「回家」的大道。而小朋友說得更有道理，我雖已年屆古稀，但不等於我不能做個【日既暮而猶煙霞絢爛，歲將晚而更橙橘芳馨。】之人。所以我叮囑自己，在痛失良友的傷心之餘，必須面對現實並收拾心情。除了遙祝劉新華在「回家」的路上一路走好外，更要在人生剩餘的時日中照顧好自己的身體。用健康的體魄和飽滿的精神走好人生中的每一步，並和我親愛的孩子們共創同濟精神和同圓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