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3年5月3日)

最近一直沒有寫博文的衝動，特別是四月下旬在北京的五天和回到香港後的好幾天中，更是懶得提筆。其實，在北京的那幾天中，我雖然為同濟慈善會今後的發展方向和具體落實工作，作了一些安排，可說是沒有做過多少事。而且我花在這些工作中的時間與精力，和我過往的工作量比較，都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並是微不足道的。不過那天在離京時，我卻有疲乏不堪的感覺。從離開北京的住所，一直到在香港住所上床睡覺的一整天中，我都有昏昏欲睡和如踩雲霧的感覺。回到香港後，我才發現在離開北京住所時，我將很多本來應該帶回來的東西，留在了北京住所。面對自己的這種狀況，我心中不期然地覺得，我可能真的是老了。

最近很多朋友向我建議，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應該考慮，在身邊找一個能照顧我飲食起居的、性格上和我能合得來的“生活秘書”。我對朋友們的此一建議，在理性上是接受的，但感性上卻是非常排斥的。因為我這人除了在性格上非常獨立外，在生活上，隨著年齡的增長，內心對獨處、靜思的需求變得越來越強烈。我不能想像在我身邊有一個形影不離的“影子”。對我來說，這不但是不可接受，並且是“恐怖”的。

在我的一生中，即使在和親如父母、丈夫、兄弟姐妹相處時，我都會為自己留下一些獨處的時間。因為我需要自由自在的生存空間。當然這並不表示我不喜歡他們，不愛他們，只是我不能、也不容許自己有絲毫壓抑和受壓迫的感覺。其實我並不抗拒自己變老，因為我明白這是人生的規律，無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都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但是令我抗拒甚至感到可怕的是，思維與身體機能的退化，和力不從心的感覺。看到有些親友受“老年癡呆”疾病的折磨，我心中除了對他們感到惋惜外，更為他們家人遭受的痛苦感到無比的同情。回到香港後的第二天，聽說有一和我同齡的朋友在睡房摔了一交，雖說受傷不算嚴重，但是也確實令我感到有些驚心。回想去年去葡萄牙探望同濟孩子們的前一天，我在義大利的旅館房中的浴室摔交之事。幸好那次我也僅只受了一些小小的皮外傷，否則的話，在異鄉客地，並在夜深人靜時受了傷，而得不到及時救援，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想到這裡，我心中默默地告訴自己要面對現實，人在每個階段都必須有不同的活法，我必須在思想上轉變觀念，並要在行動中轉變習慣。我要慢慢地習慣自己總有一天，要接受身邊有一個形影不離的“影子”的事實。

今年四月，我召開了同濟慈善會的同事會議。在會上我向同事們宣佈了盤旋和醞釀在我腦中已至少超過一年的，未來同濟慈善會的發展方向。我的意見是把培養人材的工作留在澳門，而把慈善那一塊的工作重點移往首都北京。其原因是澳門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澳門社會相對穩定，澳門政府的福利政策基本上惠及所有的弱勢階層。像我們同濟慈善會這樣的小型的、私人慈善機構可發揮的作用並不大，所以我們除了辦一些給老年街坊消磨時間的活動中心外，可做的不多。但是在中國大陸慈善事業的發展空間卻是十分巨大的。我之所以一直沒有和任何人說過我的這一想法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慈善會很幼小，我們的工作處於剛開始的摸索階段，而且我們既沒有人、也沒有關係，更無經驗可談。所以如果在時機沒成熟前，過早透露我這一個想法是會徒勞無功，而且也是不會有結果的。

也為此，我在半年前安排了一個我們澳門同濟的女孩小陳Sandy去北京太陽村瞭解太陽村工作和體驗生活。這個女孩很爭氣，她不怕艱苦和勞累，為人善良、謙虛，處事得體、大方。她單槍匹馬地在北京生活了超過六個月。受到北京兒慈會和太陽村領導的一致讚揚，是我在這生中少見的能吃苦耐勞、並很有主見、能力的青年。妹妹其璋去年年底在北京曾和這個女孩見過面，她們的接觸雖然短促，但是妹妹對女孩印象深刻，並在私下對我表示，令她想不到的是澳門有如此傑出的青年。我常常在內心為這個同濟女孩感到無比的驕傲，也為自己沒有看錯人而感到幸慰。我告訴她，她已通過我的第一關考驗，只要她願意我會傾全力栽培她，並以她為主在北京設辦事處，開展我們的慈善工作。

那天，我在北京和小陳談及尋找合適地點設辦事處和招聘員工事宜之際，我很感慨地對她說，我們設辦事處是想多開展我們的慈善工作，我不計較我們做一些大的慈善機構認為是“小事”的工作，因為我一輩子都甘願做“小事”。我的人生經驗告訴我，很多很多“小事”堆積起來就可以變成很大的“大事”。可惜的是，在北京這個大城市中，沒有什麼人認識我們，也沒有什麼人會找上門來，因此看來我們目前，即使有了辦公室，還是必須苦守一些時候才能有人上門。小陳聽我此言後，很興奮的告訴我，就在那一天她已收到一個在中國的“支教”機構要求在我離開北京前見我的請求。聽小陳這麽說，我隨口答道：“好啊！約他們在25日中午見吧！”，但是說句老實話，因為我的心中不知道這個機構究竟是什麼機構，因此說此話時是有些漫不經心的。

第二天，小陳轉來了由這個機構的一位青年給我的電郵。這位青年署名唐堯。她告訴我通過網上登載的有關我的資料，她對我已有些認識，所以希望我和《為中國而教》的創辦人沈世德先生見面。她說：

【十幾年前沈世德先生退休後去到安徽的一所小學支教，2008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到美國對《為美國而教》進行了考察，回國後將為美國而教的運作模式經過本土化的改良後，創立了《為中國而教》。他一直教導我們，公益機構應當比商業機構的效率更高，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因為支援公益機構的善款本可以用來餵飽許多挨餓的孩子，如果公益機構因為自身效率低下等原因沒有創造出比填飽孩子們的肚子更大的社會效益，那麼我們首先對不起的就是這些孩子。

得知您最近在北京，沈先生很希望有機會邀請您會面，所以我很冒昧的給您寫了這封信，並請Sandy轉交。您在北京的安排一定很忙，所以沈先生特別交代我，如果您的時間和精力允許，我們可以把見面安排在一天當中的任何時間段，從早6:30-晚21:00都沒有問題，或者在您去機場的途中也可以。】。

看了這封來信後，我心中甚為感動和好奇。我為唐堯這位年輕人的“後生可畏”而感動。特別是她那句“從早6:30-晚21:00都沒有問題，或者在您去機場的途中也可以。”顯示了她鍥而不捨的精神。我心中暗自尋思，這樣的年輕人在日後註定是成功的。當然讀完來信後，我除了沒有勇氣拒絕沈先生邀請見面的約會外，內心更滋生了急切期待和沈世德先生會面的念頭。也為此，在見面前我上網查找有關《為中國而教》的資料。據網上稱：

【《為中國而教》（Teach Future China）隸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是一個依靠基金會等社會機構、企業和個人資助運作的，致力於改善我國農村教育的公益項目。項目輸送優秀大學畢業生到農村任教兩年，提供持續而系統的培訓，培養和集結關心教育的優秀人才，以此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

【《為中國而教》的使命是培養促進教育公平的領導者

通過招募、安置和培訓優秀大學畢業生在農村學校任教兩年，在應對農村工作和生活的挑戰中，輔以專案組織的培訓、專人跟蹤指導等，使他們瞭解真實的農村教育現狀和問題，並思考解決途徑，鍛煉優秀的品質和能力，增強使命，將來無論走上怎樣的工作崗位，都會關注社會公平，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的領導人才；當專案發展到一定規模，專案志願者老師和經過項目兩年培訓的畢業者可以形成一股力量，促進中國教育公平以及社會的和諧發展。】。

在心中對《為中國而教》有了初步的認識後，我於4月25日中午和小陳結伴，來到了在我住家附近的一家飯店的自助餐廳。沈世德先生和兩位年輕的女孩比我們先到，並已在我預定的座位上等待我的到來。我們在相互作了自我介紹後，各就各位。我告訴他們，由於這家餐廳是自助形式，所以我們不如各取所需。但是令我驚奇的是，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他們都已吃了午飯。他們來的目的只是為了和我相識。他們還告訴我，前一天他們已先行來到這家飯店，他們為飯店餐飲消費高而感到有些為難。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從事這一事業的人士是不適合在此就餐的。他們的這番話，令我感到很驚喜，但同時也感到尷尬。驚喜的是在這浮華的、功利主義橫行的世界上有如此自愛、自律的慈善工作者。在那一刻我內心對剛相識的三位人士產生了由衷的敬仰和好感。但在同時我對自己出入豪華飯店習以為常的行為感到有些尷尬。不過，由於他們不吃飯的態度堅決，因此我也不再堅持。我們很快就打開了話匣子。

因為我們是首次見面，所以沈先生囑兩位年輕女孩先介紹她們自己。其中唐堯說她在美國居住了多年，在美國讀完高中和大學後，放棄在美國發展機會，投身《為中國而教》事業。另一位李黎畢業於復旦大學，在畢業後的六年時間裡，她一直在大機構工作。但她為了跟隨沈先生從事《為中國而教》事業，辭去了優厚的工資待遇的工作。她們說很多親友都不理解她們的決定，但她們都覺得她們目前的生活充實、幸福又滿足。看著兩位年輕的小朋友，我的心中又一次對她們產生肅然起敬的感覺。她們為追求理想而放棄個人優越生活的奉獻精神，令我欽佩。在那一刻，我想起自己在她們的年齡時，為賺錢、為改善生活和成就大事業而拼命工作的決定，雖說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在自己今天財力相對充裕的情況下，作出的在慈善事業上將積累的財富回饋社會，和在這項新的事業中從什麼都不懂、並從“小事”開始做起的決定是更顯得正確。

為此，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向剛認識的三位新朋友，放開懷抱地闡述了我在這條慈善道路上怎麼走的想法。我告訴他們，我願意在這項對我來說嶄新的慈善道路上從“小事”做起，但我希望在若干年後，我能看到的是，將我所做的一件件“小事”堆積起來後，是一件對社會有貢獻的“大事”。其實我的內心知道我說這番話的目的，與其說是要讓在座的朋友們瞭解我的想法，倒不如說是要更堅定我在這條道路上穩步前進的決心。

我們在氣氛非常融洽的情況下談了兩個小時，在兩小時中，沈先生說話並不多，但是由於我未見他以前已熟知他的事蹟，所以對他早已心存崇敬。最後，我問沈先生，我的同濟慈善會，能為《為中國而教》做些什麼？沈先生的回答說暫時沒有。沈先生的答覆令我感到有些愕然，因為按我“商人”的心態和邏輯，沈先生一行，無緣無故地花兩個小時，和一個素無謀面的人相見肯定是為了達到“募捐”的目的。但是沈先生他們和我見面的目的卻純粹是和我認識。他非但沒有提到未來的“合作”，而且還送了四本書給我。

在那一刻，我內心的感慨是，在慈善這條路上的“慈善人”和“商人”之間是存在很大差別的。而我又再次體會到，在這條路上，我今後需要學的東西還是有很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