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我初到澳門時，正值澳門針織有限公司在管理上出現嚴重錯誤。當時公司的生產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況，並幾近倒閉。但是經過整頓，公司的生產很快恢愎了正常。可是到了1969年中，由於公司生產力大增, 因此出現流動資金的不足，並令經營再次出現嚴重的困難和危機。

為此，父親自1969年起，就四出尋覓理想的合作伙伴。在1970年初父親終於尋得由當時香港永南公司老闆之一的周文軒先生，以個人名義出資港幣100萬，佔澳門針織有限公司50%的股份。此外，為解決資金週轉的困難，周文軒先生還以股東身份借貸給澳門針織有限公司700萬港幣以作公司的流動資金。

在1970年的澳門，港幣100萬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是本人認為周文軒先生用100萬港幣佔有澳門針織有限公司50%的股份實在還是相當便宜的。因為當時的澳門針織有限公司屬下已擁有多家工廠，生產規模已經很龐大，極具實力且工廠的員工數量也已超過千人。再加上當時澳門的製造業可說是唯一的新興行業，正處在發展階段，而當時澳門勞動力非常廉價，和歐洲大陸的市場購買力也特別地強勁。所以在當時只要澳門針織有限公司在管理上不再出差錯的話，那麼公司在澳門的發展前景一定是廣闊和美好的。

1968年底，我臨危出任澳門針織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因此見證了周文軒先生的入股經過。澳門針織有限公司在獲周文軒先生注資港幣100萬和借貸港幣700萬後，可說是如虎添翼，不但在資金方面已消除了後顧之憂。而且於1970年代初,在本人和全體公司同仁的努力之下，公司很快就轉虧為盈。1972年至1975年期間澳門針織有限公司成了澳門擁有最多僱員的、和進出口數量最大的澳門製造行業的龍頭。當然在那種情況下，作為澳門針織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我在社會上的聲望和地位驟然而增。並在社會上結交了不少政界、商界的朋友。多年來，每當我回憶當時情景，我還會感到那段時期, 可說是我在澳門站穩腳跟的黃金時期。也奠定了我在澳門發展的基礎。

1975年我們曹氏三個兄弟姐妹，大哥其鏞、弟弟其鋒和我，在父親的帶領下和周文軒先生和平拆股，離開澳門針織有限公司和重起爐灶。我們於1975年10月1日在澳門成立了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當然，那時我們的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無論在經濟實力或生產規模上都無法和澳門針織有限公司相比。但是我和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的全體同仁，對前景還是充滿信心，也是相當樂觀的。

在成立初期，我們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的每個人都可說是忙得不亦樂乎的。因為我們要在制定公司規章制度的同時，快速地組織工廠的生產、打通出口路子、和向銀行商議借貸的事務。當然由於我是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的總負責人，因此在澳門向銀行借貸的責任就落到了我的頭上。

在10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懷著大好的心情去了銀行集中的澳門中區，走訪在澳門各大銀行的負責人，以尋求他們作出對我們新辦的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的借貸。當時澳門針織有限公司是澳門最大和最具實力的製造商。因此澳門針織有限公司都是澳門各大銀行的大客戶。而我作為澳門針織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也理所當然地和各大銀行的總經理都非常熟悉，並往來頻密。在我心目中，各大銀行在澳的負責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那天早上在離開公司前往中區之際，我是充滿信心，並相信，憑我和各大銀行負責人過去交往的交情，我要向他們借貸一定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

我首先到達的是位於沙利文餐廳隔鄰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澳門分行。由於澳門針織有限公司不但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澳門分行在澳門最大的客戶，而且我和那位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澳門分行的總經理私交也不錯。所以我認為，向香港匯豐銀行澳門分行借貸是有足夠把握的。怎知當我踏進銀行大門時，才發覺事實並非如此。

事關，香港匯豐銀行澳門分行面積甚小。只要一進門口，就可將銀行內部的情況一目了然。在我任職澳門針織有限公司總經理期間，每次到訪銀行總經理時，只要我一踏入大門，總經理的秘書小姐就會笑口相迎，並且立即通知總經理。銀行的總經理亦會馬上步出他的辦公室把我迎入他的辦公室就坐。

但是那天，經秘書小姐的通報，銀行的總經理並沒有出來迎我進入他的辦公室。秘書小姐隨即詢問我為何事求見她的總經理。當我告知秘書小姐我到訪的原因後，秘書小姐進入總經理辦公室，並在再出來時，告知我銀行總經理那天很忙。因此囑咐秘書小姐轉告我，他們銀行因種種原因，暫不考慮為我們新辦的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作出借貸。當我聽到秘書小姐的傳話之時，百種滋味湧上心頭。但是作為借方，我實在也奈何不了不願貸款於我的貸方，因此只能帶著不快的心情離開了香港匯豐銀行澳門分行。

離開香港匯豐銀行澳門分行後，我去了澳門商業銀行。當時的澳門商業銀行是一家在澳門開設不久、也可說是在澳門還未站穩腳跟的銀行。因此當時澳門商業銀行不但業務範圍很小。而它和我剛離開的澳門針織有限公司也沒有任何的業務往來。

不過我挑選離開香港匯豐銀行澳門分行後，隨即走訪澳門商業銀行的原因是，當時澳門商業銀行的首任行長，從葡萄牙被派到澳門後，在澳門廣交朋友，並活躍於澳門社交圈子。我雖和他未曾有業務上的往來，但是和他也經常同時出沒於我們雙方朋友的宴會中，因此我和他也已相當的熟絡。而在我和他的接觸中，我感到他為銀行順利在澳立足心切，並做事也頗有魄力。因此在香港匯豐銀行澳門分行碰了一個【軟釘子】後，我決心暫且放棄一些和我頗有關係的熟悉銀行，去尋求澳門商業銀行的支持。

那天澳門商業銀行的行長，見到我時態度十分熱情。即時就把我迎上他置在閣樓上的行長辦公室就座。當我道出我的到訪之意時，他態度誠懇但面有難色地向我說，他對我特別有信心，也相信我們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一定會成功。但是由於他們銀行在澳門登記上資本僅只澳門幣500萬，而我尋求銀行的資助總值是港幣500萬已超過了他們資本的總額。因此他實在愛莫能助。聽了他這番言論，我只能站起來道謝並告辭。雖然這位銀行總經理對我始終是和言悅色，並且態度十分誠懇。但是那是我在那天早晨，碰到的第二枚【軟釘子】，因此內心除了焦急和不快外，還多了一份為公司前程的擔憂之情。

離開澳門商業銀行，我跨過馬路來到了澳門大西洋銀行。澳門大西洋銀行在澳門是老字號。在上世紀70年代初澳門銀行法出臺前. 澳門大西洋銀行是澳門唯一能從事銀行業務、承辦進出口業務和發鈔的銀行。而我曾在職的澳門針織有限公司是澳門最大的出入口商，因此和大西洋銀行的關係密切，而且也是大西洋銀行最大的客戶。

不過由於我和大西洋銀行的接觸頻繁，所以知道大西洋銀行澳門分行的總經理凡事都要請示里斯本總行。特別是貸款之大事澳門分行更無法作主。又由於當時通訊不如今天那麼方便，而我們公司卻急於運作，因此必須從速解決銀行信貸問題。但是憑過去和大西洋銀行交往的經驗，我知道我無法在短期內獲得他們的借貸批准。也為此，我首先走訪的銀行並非大西洋銀行，而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澳門分行。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天到達大西洋銀行後，受到銀行行長一如既往的熱情招待，但是他告訴我，他會即刻將我的意向，彙報給里斯本總行。他相信里斯本總行一定能應允我們公司的借貸請求。不過我還必須耐心等待他們里斯本總行的批准。

離開大西洋銀行後，我本想走訪馬路對面的南通銀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前身）。但是想到澳門南通銀行的負責人也不能為借貸之事作主，因此決定返回公司, 並快速將這次走訪各澳門銀行請求借貸不果之事報告給在香港的父親，以便父親在港另謀對策。

大約過了三日，我接獲澳門南通銀行通知，我們公司的貸款已獲批准。其實，我們的貸款之所以獲批准，是由於父親在香港向中國銀行為我們澳門公司的貸款作出私人擔保的承諾。在接獲澳門公司借貸問題順利解決的這一刻，我如釋重負，並全身心投入了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事務上了。也是在那一刻，我告訴自己這一切都來之非常不易，所以我一定要爭氣，除了帶領公司同事將公司做大做好以外，我們還要為公司賺很多錢，以免再受銀行的氣。

其實，在那天之前，我早已聽過【銀行在下雨時收傘、在陽光普照時借傘給人】的說法。所以站在銀行的立場，為了他們達到賺錢的目的，他們的這一做法實在也不為過的。但是不知為什麼，直到今天，每當我想起那天之事，我內心還有餘悸。

不過人總是在逆境中，學習到更多為人處世的道理。那天尋求港幣500萬銀行貸款，我處處碰壁，令我忽然成長了很多。通過這件事，我清楚地明白了，商場真如戰場的說法。那一次的經歷也讓我首次體會到了，我雖在商場中已經經過了好幾年，但是我卻沒有懂得在商場裡，【實力】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相信我之前所以不明白，在商場裡【實力】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的原因是，因為我自1968年秋來澳門後，除了在整頓公司內部遇到了一些困難外，可說再也沒有遇到過多大的波折。而當公司獲周先生注資後，我亦已再也未為公司不夠錢而苦惱過。因此在我們公司成為澳門最大進出口商和生產商，和我在政商兩界除了結交了很多名人並在澳門社會略有名氣後，我的內心產生了自以為是的成功感和自大感。

在這種虛浮的成功和自大感的影響下，我認為我在澳門商界是已經無往不利的了。也為此，我對我們曹家在澳門成立新的澳門紡織品有限公司充滿信心。當然，我萬萬沒有想到在澳門向相熟的銀行借貸港幣500萬會是那麼的困難。

那次的經歷，除了讓我明白在商埸上【實力】是硬道理外，也讓我明白了商場上交的朋友和生活中交的朋友，特別是學生時代交的朋友，是有極大區別的。因為在商場上結識的朋友，在沒有利益衝突時，是可以交往甚歡的。但在這種朋友間，一旦出現利益衝突時，友誼也會隨即化為烏有的。那些“朋友＂(Friends)可能只能被稱為“相熟之人＂(Acquaintances)。因為他們是不能和你同舟共濟的人，也不是在你落魄、失意時向你伸出援手幫助你的人。因此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格外地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友誼。也從那一刻起我開始在心目中將朋友(Friends)和相熟的人(Acquaintances)區分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