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2年9月20日)

九月四日下班後，突然想起久未見面的好友關翠杏議員，因此在車上拿出手提電話給她撥了一個電話。電話鈴響了很久卻沒有人接，心想未知她是否因為立法會放假而已離開澳門，前去外地度假了。但回到家中，打開電腦赫然見到在電郵收件箱裡有一封由關翠杏議員辦事處寄來的一封電郵。原來關議員那天下午和李從正議員，就過去數月一直遭受它人的抹黑、誹謗、和到他們議員辦事處騷擾、滋事事宜，舉行記者招待會，澄清立場。並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下列聲明：

【關翠杏及李從正向傳媒公開澄清的內容】

2012/09/04

【日前媒體報道，有團體發起簽名行動，團體在現場以公開展示方式攻擊、誣衊關翠杏和李從正反對現金分享。

最近多月，相關團體及個人，不停在本澳各區街頭、市集、廣場，以公開展示及口頭方式抹黑、誹謗我們反對現金分享、澳門冇黑工等內容，基於事件多月來持續不斷出現，明顯是有組織性和針對性，且影響亦日趨嚴重，故今日我們需公開澄清三點：

一、對於所謂的反對現金分享、澳門冇黑工等內容，純粹是誹謗、抹黑和捏造。

二、作為負責任的立法議員我們需要掌握社情民意，才能就政府施政和不同政策發表意見，當中既要考量到居民眼前需要，亦需顧及社會長遠利益，要有顧及全面的考量，就算以分享制度而言，現金分享、現金補助、中央儲蓄帳戶、養老保障制度等，都要有多層面、多角度的考量，這種做法是必須和負責任的。但最近連續多月來，有組織、有專門針對性的誹謗、抹黑和捏造行為，其目的到底為何？我希望社會可以冷靜思考。但作為政治人物，今日我們要向社會表達，我們是不會屈服於持續不斷的滋擾和壓力。我們會履行好我們的職責，堅持是其是、非其非的作風，對政府施政和社會問題繼續敢於發聲，不怕抹黑、誹謗，決不退縮。

三、澳門回歸至今十三年，經濟高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也積累了不少的問題，政府施政亦有不足。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們除要批評監督，批評是容易的，但要提出改善建議解決各項的民生問題是困難的，更要以主人翁的精神思考如何能有效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解決存在的各項社會民生問題。對過往的工作，我們無怨無悔，今後亦會繼續按照原來的方向，為澳門社會作出承擔。】

看到這則來郵時，正好是澳廣視開始播放當日的新聞，我抬頭一看赫然看到了關姐在記者招待會上講話。由於我已很久沒有見到關翠杏議員本人，看到她雖面帶倦容，但是精神尚算良好，因此心中對關姐的擔心減少了。我曾在多篇博文中提及我和關翠杏議員之間的友誼。在過去長達連續13年一起擔任澳門立法會議員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的過程中，我們這兩個來自截然不同成長環境、和代表著不同階層的人逐漸成了摯友。我們相互關心、相互支持，並常常促膝長談、探討社會問題和人生的價值。當然我們在性格上、成長的環境上、生活興趣上、職業上、在社會上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上都存在很大的差異，所以也對社會上發生的很多問題的看法上存在著很大的歧見。我們也常常會因為各人對社會上發生的事件，持有不同看法，並各執己見而發生爭論。但這一切都未影響我們之間的友情。因為我們都明白，人和人之間的思維是存在差異的。並且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環境和處境中，對社會上發生的一切問題也必然有不同看法。而且每個人對事物有不同的反應也都是正常的，它們不應該是影響人與人相處相交的重要因素。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相互之間的真誠相待、相互尊重，我們所說的、所想的甚至所做的都可以有差異，但是只要我們的出發點都是為國家和為澳門人的利益，我們還是應該設法以包容的態度、從對方的立塲設身處地的，去理解和接受對方待人處世中的一切表現。

對上述關翠杏議員和李從正議員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公開申明、澄清內容，我是認同的。特別是那段【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們除要批評監督，批評是容易的，但要提出改善建議解決各項的民生問題是困難的，更要以主人翁的精神思考如何能有效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解決存在的各項社會民生問題。】我有同感。記得有一位歐洲國家駐港澳的總領事在我任立法會主席時來立法會拜訪我，向我詢問為何香港人和澳門人對回歸祖國的態度是有那麼巨大的差異。香港有眾多的政黨而澳門卻根本沒有政黨。當時我的回答是，我認為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觀點看港澳人為什麼對回歸祖國有如此大的差異。因為港澳在回歸前雖分別屬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是葡萄牙語從未在澳門普及，佔澳門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以學中文為主，並學著中國歷史、地理。因此在心理上、思想意識上始終對我們祖國的認知強烈，並且也一直保持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心態。而香港卻有很大的不同。香港人幾乎無一不熟悉英國國歌、英國女王像、因為從開始有電視臺開始，在當天節目結束時的最後一個鏡頭一直是英國女王像並配上英國國歌。香港的英文普及程度也很高。另外記得在50、60、70年代香港人在電影院看電影，離開前必須全體肅立，等銀幕上出現英女王像和英國國歌放完後才能離開影院。所以長期以來，香港人在潛移默化中常常是處在既不能稱自己是英國人但也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至於說政黨，在我看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根本沒有必要建立政黨。因為如用西方國家標準衡量的話，那麼香港的政黨是無法起到其他西方國家地區中政黨的作用。因為西方國家或地區的政黨贏得選舉後，就會執政，並擔起制定政治、經濟、民生、外交、國防等治理國家的各項政策。在他們的議會中當然也會有反對黨的聲音，但是執政黨在議會中的力量一般都要比反對黨強大，因此一方面議會中的反對聲音對執政黨的執政起著很大的制衡作用，而另一方面，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執政黨的議員也為政府的順利執政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而香港的政治制度的設置是不同的。因為在香港某一政黨即使盡包攬立法會議席，香港的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也不是必然由該政黨的首腦擔任。根據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制度，立法會選舉中選出的議員門檻相對地低，在這樣的制度下，議員們只需向投他們票的那部分選民負責，因此他們不需要考慮全局和香港發展的需要。他們在立法會中對政府施政作出的批評，也僅只需考慮滿足他們這部分選民的要求。也因此他們的批評往往並不是完全符合香港絕大部分市民的要求的。他們給我的印象是為批評而批評。更精確的說，他們是用他們的“出位”言行來換取他們選民的選票。最要命的是，他們不需要為他們的批評付出任何代價。也為此他們不會在批評的同時，向政府提出提高施政效率和制定正確的政策的建議。他們的批評往往是起著令政府施政陷入困境、並打擊政府管治威信的消極作用。

澳門的情況和香港有很大的差異。澳門立法會議席除了部分是直選產生外，其它議席的分配以代表不同利益階層劃分，另外亦有部分由行政長官委任產生。因此澳門立法會中的議員在客觀上很難具有考慮全局的思維。各階層的代表一般只為維護他們代表的階層利益而參政、議政。而反對派選票的來源，基本上是來自議員就政府在施政不足的種種問題上提出他們的反對意見。也因此他們提出的很多意見是老百姓樂意聽到的，但是他們卻不會在提出批評的同時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和跟進措施。在開會時，他們對政府施政不足之處，作出的批評，會贏得市民的掌聲，但是事後，他們卻甚少提出具體和有建設性的建議。我個人看法是，這些都是形成了澳門政治生態中的“你說你的，我做我的”情況的原因。

作為一名澳門市民，我認為這次關翠杏、李從正兩位議員提出【以主人翁的精神思考如何能有效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解決存在的各項社會民生問題】的取向是正確的。也是值得我們澳門的從政者思考的。不過我認為在澳門目前的政治生態要做到這點是具有很大困難的。譬如就有關就業政策、勞工政策、外勞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稅收政策等等方面，勞資雙方的意見分歧是基本上是水火不相融的。另外議員以考慮全局的姿態發言時，往往會衝擊並損害既得利益者、甚至由他們代表的階層的利益，也因此他們的言行必然會是寸步難行的。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認為澳門將賭場中的職位全部留給澳門居民的政策，在目前確能保障澳門居民維持較高收入的權益，但是如果我們從澳門長遠利益和澳門向多元經濟發展角度考慮，這樣的政策是不利，甚至阻礙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其實很多政界人士，都認同這一看法，但是議員們都不會公開為此發表意見。也因此，社會上對類似情況，不可能取得肯定和一致。當然政府在這一問題上，就更不敢大膽妄動了。

對於關翠杏、李從正兩位議員在公開澄清的文件中指出的【作為政治人物，今日我們要向社會表達，我們是不會屈服於持續不斷的滋擾和壓力。我們會履行好我們的職責，堅持是其是、非其非的作風，對政府施政和社會問題繼續敢於發聲，不怕抹黑、誹謗，決不退縮。】我是認同的。但我認為正如澄清書中指出的“是其是、非其非”，所以我認為兩位議員亦不必為別人的抹黑、誹謗而退縮，更不必為此太執著和憤怒。

我們每個人生活在這個社會中，都希望能被社會和社會上的團體和個人認同。相信關翠杏議員和我一樣，也必然地希望別人對我們的言行表示贊同。也一定比較喜歡聽到讚揚，而比較不喜歡聽到批評的聲音。當然我們對別人歪曲事實的誹謗、抹黑和打壓除了委曲外，更加會覺得憤怒。我們是很難像拾得禪師那樣地做到【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

本人是在1976年進入立法會的。其實當時我是在對立法會究竟是怎麼回事都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糊裡糊塗進入立法會的。當時我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語言和行為必須受公眾監督的認識是很淡薄的。記得有一次我在立法會大會上就一事件發表了個人意見。第二天在一張中文報以“杯弓蛇影”的大標題批評我那篇講話的文章，文章基本上是不同意本人的觀點的。我當時年少氣盛，看完報紙按捺不著心中之火，因此直奔報館和該報總編輯論理。隔了沒多久，這家報紙又用“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標題寫了一篇針對我在立法會中言論的文章，這次雖然我沒有直踩報館，但我心中還是叫屈喊冤，並認定這家報社是專門和我“作對”的。漸漸地我發覺那家報紙和編輯依然，但是他們對我的言論也是有讚有彈，並非像我以往想像的那樣是專門和我“作對”的。這令我醒覺問題可能不在報館，而是在我自己身上。

另外，外界一直有傳聞說我在商界霸道，說我的出口配額最多，當時我心中也說不出的冤屈，我想告訴那些人，我的廠最大，生產數量也是全澳最多，我的配額比別人多一些有什麼好奇怪的，但是我卻不知向誰去說。後來很多人都知道我自擔任立法會主席起，就沒有再回公司負責管理工作。但當我公司中有同事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以私人名義串通香港太古公司工作人員被捲入行賄歐文龍的案件時、傳聞稱澳門廉政公署對我網開一面，令我有口難辯，並名譽受損。另外近期盛傳本人是頻頻出車禍並服務質量低劣的維澳蓮運巴士公司的幕後老闆等等事件，都曾令我感到不安、傷心、頹喪和忿怒。當然凡是接近我的人，和我的親友們都清楚明白我和維澳蓮運毫無瓜葛，但是傳聞還是不斷，現在我也已懶得再理會，就算聽到也以一笑而置之算了。而關於牽涉在歐文龍案件的那名舊同事已被澳門法院定罪，而香港太古公司涉案的兩名工作人員也因他們犯罪證據確鑿，而被香港法院判了3年3個月的罪。香港廉政公署此舉無疑是還了我的清白，因為香港廉正公署是絕對不會對我網開一面的。

生活經歷告訴我，“人在做、天在看”。我越來越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和“日久見人心、路遙知馬力”的道理。只要我們走正道，做應該做的事，是非黑白終有一日會清楚的。也因此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學習拾得禪師的精神，不必為別人對自己的誹謗和抹黑太過於執著和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