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漫長的歲月中，特別是在我年過65歲後，我的內心常常產生對晚年生活的恐懼。不過在經常和年輕人交往的過程中，我內心的恐懼感逐漸地被淡化了。因為我明白了，雖然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體力和精力會隨之減弱。不過同時我也明白了，體力和精力的減弱，並不是最可怕的；而對人生失去希望，並不再以貢獻社會為己任才是最可怕的。

我之所以有上述【對人生失去希望，並不再以貢獻社會為己任才是最可怕的】的想法，是因為我悟出了，在人生幾十年中，我們每個人都是處在由生到死的階段，而每個階段對我們的人生都是一樣重要的道理。因為當我們忽然來到這個世界時，我們是從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懂的嬰兒，步經童年、少年、青年、壯年而進入老年階段，並最終走向死亡。而在此由生到死的人生過程中，我們逐漸地學會了，養活自己的本領和待人處世的技倆。

為此，我認為年老的人雖然最終面臨的是死亡之神，但是我們在人生中積累的經驗卻是年輕人缺乏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所以如果我們能悉心地將這筆精神財富，順利地移交給年輕人，那麼我們一定能使我們的年輕人在人生路上少走彎路並盡快成長。因此如果我們每一個老年人，在精力和體力都逐漸衰退的老年階段時，將引導年輕人走上正道為己任，那麼我們的生命還是非常有意義，並且也是能繼續為社會作出巨大貢獻的。

我於高齡才開始辦慈善的原因是，因為我在人生中，有一個理想和一個夢想。我的理想是在人生中完成“20年從商、20年從政和20年從善”。我辦慈善的原因是實現我的理想。而我的夢想是，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因此為了我的夢想成真，我希望通過和年輕人交朋友或是憑藉培養年輕人才，讓他們將我的夢想變成現實。

我結交的絕大多數青年朋友都是受過高等教育，並是來自不同工作崗位的。他們都是有理想、有抱負和有志向的青年。在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我了解到了，在現今社會中青年們對生活的期盼和他們的思想狀況。其中對我來說尤為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了年輕人對社會現狀的看法和想法。

其實，由於時代的變遷，我們這一輩人和年輕人交往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為每一代人成長的環境有所不同、所受的教育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另外，社會現狀也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所以，如果用我們習慣的那一套言行來判斷年輕人的言行的話，我們必然會感到自己和他們是格格不入的。正因為我看到了我們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差異和代溝。因此我和年輕人交朋友時，首先是會放下自己的身段，以平等的心態，和以理服人的態度與他們相處。

最近有一些青年朋友找我聊天，並反映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見的不如意事情。這些青年都是將澳門建設成一個美好社會當作己任。也因此他們在看到政府施針時出現不作為、少作為和亂作為現象時，常常會感到糾結和不滿。他們會毫無保留地說出他們的看法並提出他們的意見。不過盡管他們是懷著善意，但是還是常常遭受到來自政府和社團領導的打壓。

我在澳門生活已長達超過47年之久。我跟澳門這座小城和小城的老百姓已結下了不解之緣，並且已經完全地融入了這個社會。但是在我看來，雖然澳門社會相對和諧穩定，澳門老百姓也特別純樸善良，但澳門社會卻並非十全十美。我之所以有此一說是，因為澳門社會小、人情味重，而且澳門小城的老百姓都過著較安逸的生活，因此社會上呈現一團和氣的氛圍，並少有批評政府之聲音。也正因為這樣，當社會上稍有出現對政府管理批評意見時，政府和社團領袖就會大為緊張。並為了竭力維持和諧和穩定的局面，而盡量想方設法地打壓批評的聲音。

澳門是一個社團政治的社會。在澳門主權回歸祖國之前，澳門已以社團政治著稱。當時的社團絕大多數都是澳門華人的社團。那時的社團雖不是和澳葡政府對立，但是基本上是民間的華人組織，因此當本地華人居民和當時的澳葡政府出現矛盾或衝突時，這些社團的領袖就會挺身而出，與澳葡當局交涉、理論、甚至抗衡。1991年葡萄牙國會通過修改規範澳門政治、經濟、民生的澳門組織章程後，澳門的各大社團紛紛參與澳門立法會的選舉，並在澳門立法會奪得議席直接參與到本澳的政治生活。從此為澳門社團參與澳門政治開創了先河，並自此形成了澳門的社團政治。

在我到澳門之初，曾受邀參加澳門中華總商會和澳門婦女聯合會舉辦的活動。但一則由於本人在當時初來乍到，公司整頓事務繁忙和複雜，無隙參與社會事務。再則本人生就自由散漫之性格，並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不習慣受社團文化的管束，更不願唯社團領袖馬首是瞻。也因此沒有參與任何社團活動，更沒有加入任何社團成為成員。

但由於我生性好強、又心直口快、並好管閒事，所以常常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發表自己的看法。加上我所任職的公司很快地成了澳門最大的實業企業，因此我因公司實力的壯大而在澳門社會上初露頭角。我於1976年獲土生領袖宋玉生大律師力邀下，進入了澳門歷史上第一屆立法會任議員。當時和我共同進入首屆立法會的議員，除了澳門土生的領袖外，還有澳門華人社團的各位領軍人物。

在我進入立澳門立法會之後，在會議中，由於從不顧及其他議員的面子，所以對那些和我意見相左的議員的言論，常常毫不留情地駁斥和批評。因此和那些在社會上崇高地位的社團領袖時有唇槍舌劍的交戰。而那些交戰常常令他們覺得難以下臺。也因此我得罪了不少社會地位崇高的社團領袖。當然其後果是，引起那些社團領袖們的忌恨。他們將我看作異類，而我在華人社會中，不愛國愛澳的名聲也從此大噪。

我的母親是一個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原則處世的人。因此我在不知不覺中，也繼承了這一做人原則。因此我一直對那些忌恨我的社會“大佬”保持寸步不讓的態度，並繼續不把他們放在眼中。當然，我的傲慢態度，更加令那些社會領袖將我視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來對待。他們從此利用一切機會，對我的言論和行為作出打壓。

最明顯的例子是：1）在澳葡時期民間成立【澳門同胞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我雖是澳門的中國人，並已在澳門成了知名人士，但卻一直被排除在這個籌委會以外。更離譜的是，在2000年回歸後首年公佈的名單中，所有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和終審法院院長都被邀為榮譽顧問，唯獨當時任職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的我被排除在外。2）1992年，葡萄牙國會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後的第一次澳門立法會選舉之時。各社團領袖圖謀，趁那良好時機暗中將我逐出立法會。最終，我臨危倉促參加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因此得以保住了在立法會中的一席席位。3）曾經有位中央派駐澳門的官員，直斥我對他們意見不採取言聽計從的態度。他告訴我，如果不是他們提議我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憑我在澳門的聲望，我絕無擔任此職位的機會。4）在我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之時，由於我經常批評政府在施政時的錯誤，而被冠以澳門最大反對派的稱號。

回憶往事，這一切都歷歷在目，而我經歷的辛酸直到今天還能令我胸口隱隱作痛。作為過來之人，我當然非常理解那些向我訴苦的年輕人的心中之苦，並且對他們的處境還萬分同情。不過，我除了告訴他們，只要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事的話，一定不能退縮，並用實際行動取得社會和他人的認同和首肯以外，實在是別無良策。為此我內心常常自責。

其實，我又何嘗不知，在我那年代反叛之輩絕對不止只我一人。但是很多有志青年在經受打壓之後，變得意志消沉、抱負和才能盡失之輩，從此消聲匿跡於市井之中。而有的被迫走向極端，或成了抱恨終生的郁郁不得志之輩。當然我不想見到這些向我訴說他們痛苦的有志青年，在打壓之下走向絕望。所以我暗自下決心要盡我所能幫助他們成長，並走出困境。

2016年春節期間，我有幸參加一次反映澳門目前狀況的座談會。我趁機將我對社會和諧和平穩的看法，和青年們的煩惱如實地在座談會上向有關方面來聽取意見的領導反映。我說：

【我們都知道青年人思想活躍、充滿理想，也往往勇於追求夢想。對他們來說批評政府的不足和錯誤是他們的天責。但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執政聯盟，聯手打壓對政府持反對意見的人士。當然我在此必須聲明的是，我認為對那些別有用心、堅決反對我們國家憲法、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國策和澳門基本法的反對派，我們必須堅定我們的立場。但是對那些愛國、愛澳的青年發表的意見我們卻應該區別待之。

最近有些很愛國的青年，找我聊天和哭訴。他們向我訴說他們的苦惱。因為他們除了覺得壓抑和徬徨外，更覺得澳門社會是黑暗和沒有希望的。他們說，他們心繫祖國和澳門。他們絕不會放棄愛國愛澳的宗旨，他們更不想走向極端，被人們看成他們純粹是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但是在他們看到政府施政不當時，說出他們內心的意見時，卻常常遭受打壓，指責他們的善意批評是破壞社會和諧和平穩的。每當我聽到這種哭訴時，內心總會覺得非常的疼痛，因為這些青年不但都受過高等教育的明理之人，更是很想為社會作貢獻的一群。他們即使言論上對政府的批評有些尖銳，但是他們的批評是有理有據和善意的。因此我們只要抱著以理服人的態度，和他們深入探討問題，並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胸懷，不但能讓他們在一國兩制的事業中發揮作用，並幫助他們健康成長，成為將來的社會棟樑和繼承我們偉大的事業。

另外，本人覺得政府官員都是澳門的一份子，他們既然是人，就一定在工作上會犯錯誤。犯錯誤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錯誤無法得以改正，也不能從中接受教訓，並保證以後不再重犯。

所以我認為社會上有一些對政府行為提出批評的聲音，是完全正常和可以接受的。我更認為在今天高度發展的社會中，打壓群眾正常發聲的做法是愚蠢的和不妥當的。因為壓制的力度越大，反彈的力度也必然越大。這樣的做法，久而久之一定會激化社會矛盾，並將本來愛國愛澳的人士，逼向死角，甚至推向極端。到了那時，我們一定會後悔莫及，而社會也不可能真正和諧和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