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國政協” 雜誌2012年第11期中看到幾篇很不錯的文章，其中由舒聖祥先生撰寫的「“公僕”要善待“主人”批評、」那篇文章更引起我的興趣和共鳴。

在「“公僕”要善待“主人”批評、」一文是作者就近日，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率十一位履新廣東省委常委們與網友線上交流近兩個小時。作者說汪洋書記在網上和網友交流,並經常看到批評他的留言。汪洋說有的批評是對的，也有的批評是錯的，但他並沒有准備申辯。他認為作為執政者、公僕，主人說僕人兩句也有其合理性。文章作者對汪洋書記的這種態度予以肯定，他認為要擺正公僕的定位，要虛心接受主人的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批評的聲音實際上能讓官員更加清醒。

作者在文中有幾段話，令我覺得讀後非常有同感，我現在將它們引述如下：

【領導幹部無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公僕。這不僅是一種稱謂，更是一種責任和要求。一切屬於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於人民。做人民公僕，就要以公僕之心鞠躬盡瘁，以赤子之心執政為民，把權力看做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而不是一種待遇。決不能口頭上自稱公僕，行動上卻高高在上；決不能表面上大公無私，背地裡卻把權力私有化、商品化。

人人都喜歡聽好話，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作為公眾人物，尤其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被批評其實是一種常態。一個官員即使能力再強、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赢得所有人的贊美；更何況在信息不對稱和看問題角度不同的情況下，各種善意的誤解也在所難免，因此主人批評公僕實在是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公僕應該如何去面對一些有理或許無理的批評？】

看完作者引述汪洋書記說的那句「他認為作為執政者、公僕，主人說僕人兩句也有其合理性」我除了深為讚賞外，且特別地被感動和受啟發。我認為一位如此“權重位高” 的省委書記能放下身段，自認“公僕”，認為給人民，即他的“主人” 說兩句有其合理性，並且對錯的批評亦沒有申辯的準備是非常不容易和不簡單的。汪洋書記的看法大大改變了在我心目中，中國官場中的“官” 永遠是高高在上的形象。僅憑這一點，我內心已對汪洋書記產生了由衷的崇敬和莫大的好感。至於說我對上述引用的作者的兩段文字中的最後一句，「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公僕應該如何去面對一些有理或許無理的批評？」更產生了極大的共鳴。我並不認識汪洋書記，但曾聽一位在廣東省有投資的香港友人說過，汪洋書記作風硬朗，果斷並主觀，對香港投資者的建議和進言不像以往的廣東省領導那麼尊重，和友善。不過由於我早已退出公司在廣東投資和辦廠的實際管理層，所以我對那位友人的說話並沒有什麼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可發表, 更沒有太在意。但是汪洋書記在處理廣東省烏坎村事件中表現的開放、平和、合理的態度，卻令我的好感大大增加了。據中華時報訊，在三月份的兩會期間汪書記在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會議上說：

【在處理烏坎村問題時，政府認為村民對土地的訴求合法合理，政府要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數書記的利益，政府是採取這個方針去解決這次事件。汪洋說，烏坎村實施的選舉是有法可依，並非為烏坎村創新而設】。汪洋的這番話又一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為中國有一位這麼開放和以民為本的領導感到高興。不過在那一刻，由於汪書記的那番話，引起我想起了我們澳門一些官員們的樣貌和處事作風。

澳門是一個絕對微型的城市。它不但人口少，而且面積也十分小。我在澳門已生活了整整44年，長期生活在這個小城中，令我對這個小城產生了濃厚的感情，我早就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澳門人了。我深愛澳門這個地方，更熱愛澳門的人。我從心底裡為澳門在1999年回歸祖國後的經濟繁榮深感高興，也為澳門經濟的單一化和澳門的前途感到擔憂。說句心底裡的真話，我覺得澳門回歸後所取得的成就，除了澳門市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有賴中央對澳門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策。如果沒有國家對澳門的照顧、沒有自由行、沒有CEPA等等政策, 澳門是不可能有今天的經濟繁榮。作為一個澳門人，我對祖國深懷感恩。澳門這座小城，在歷史上雖然曾有一段是中國對外貿易樞紐的昌盛時期，但是在1950年代後香港起飛，澳門不要說在國際上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就算在中國的諸多城市中，澳門也會被排在城市名單的末端。說真的，按生產力、人力、財力，我甚至覺得澳門連珠江三角洲的一個廣東省中的一個小城市都不如。至於說在一向自以為是大香港的香港人眼中，我們澳門就更微不足道了。

我上面的這些說話並非有意妄自菲薄，我可隨便舉個簡單事例就足以證明澳門的地位。回歸前持澳門身份證去香港難過登天。記得當年澳門自己沒有機場時，澳門人去香港機場搭機或外遊，從碼頭去機場乘的是由香港警察押送犯人的車輛。而澳門人除非有葡國護照，否則的話，持澳葡政府發給中國居民的旅行證件，要想拿到獲准進入歐、美、日本等地的簽證亦非常困難。當然此情此景在回歸後早就不復存在。因為在回歸的將近13年期間，澳門經濟突飛猛進，澳門政府庫房空前豐裕，澳門居民基本上都能安居樂業，並過上了在澳門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相對舒服的生活。澳門人在生活在外國或中國其它地區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都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澳門的絕大部分人卻並沒有感到今天比過去幸福。一向祥和的澳門社會，現在常常充滿戾氣。而一向溫純的澳門人，也時時對政府的施政充滿怨氣，並批評有加。這種種情況看似十分反常，並令人不解，但箇中原因，只要我們細心分析卻不難得出結論。

澳門在過去12年半，在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方針政策時相對鄰近地區是較為成功的。我也常在一些學者的文章中，看到他們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中國實現一國兩制制度的實踐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的評價。也是中國實現一國兩制制度的典範。在很多人的眼中、或根據香港的標準，我應該是100%的建制派核心成員，我應該加入對澳門自回歸後取得的成就高歌頌德的行列。但是坦白說，我雖看到澳門的繁榮、昌盛，和市民的生活得以提高，但我同時看到在過去12年半中，存在的問題。我為前者感到驕傲和欣慰。但我對後者感到憂心和不安。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400多年裡的統治中，因為從未在澳門普及葡語，所以澳門長期處於葡人、葡人土生和佔大都數的不懂葡語的中國人這三個族群的相對和平的共處環境。在那400多年中，葡人處於治澳的領導地位、中國人抓住經濟命脈、而葡人土生就是兩大族群之間的溝通橋樑。在這種格局下，在澳門占大多數的中國人常期以來沒有受過公共行政管理的訓練、更不熟悉法律。在接近1999年回歸前，澳葡政府曾為配合澳門回歸而快速地培養了一些雙語的公務員，並將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升遷到了政府各領導層。當時在這批公務員中絕大部分都沒有真正擔任過領導工作，他們除了沒有行政管治經驗外，不熟悉法律、不懂人事管理、財務管理和公共行政管理。更要命的是他們中從未嘗過大權在握和富有的滋味。因此他們中有很多人對人性中最脆弱的“權與慾” 的膨脹沒有免疫力。相信歐文龍就是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例子。當然在我們管治隊伍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官員本著愛國、愛澳、愛民之心努力地求上進，12年半中在工作中的進步很大，並盡忠守則，為一國兩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我認為一個政府和一個人一樣，政府由官領導，而官也是人，所以犯錯誤當然是在所難免的、和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問題是犯錯後，有沒有認真檢討為何犯錯，和真正有知錯能改的決心。我在“自我和執著”一文中曾引述過這麼幾段說話：

【天下萬事，取決一念；此念若偏，其後必敗；念念若正，其果必成。前念若迷，即是凡夫，後念若悟，當是聖賢。念念覺醒，成就一生；念念愚癡，自毀前程。

人皆想成功，所謂「成大事，立大功。」事不分大小人，人不分男女，則做人當「用心」，做事要「盡心」，一切無「私心」，方能了「此心」。然人生成敗，歸於意念之正邪；因觀念產生行為，行為決定一生，這是必然的法則。】

【古人告誡我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師。」是此理！何況，是切身問題呢？故於每個觀念之後，規劃「自我省思」的單元，以供諸位「三省吾身」】

佛門高僧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必須時時懷“三省吾身” 之心，那麼我認為官員的錯誤行為不單影響他個人及家庭。他們的“錯誤”和“一念”都涉及百姓的利益，因此他們任何“一念”和事事“反省”就更加重要了。

最近一段時間，只要翻看報紙就看到有關澳門三家巴士公司加價問題。報紙上出現的頭條新聞全是觸目驚心的大標題【劃一加價屬不平等條約，難以推動改善巴士服務。議員：合約粗疏交通局要負責】、【議員轟幾個官操控巴士加費】、【公布巴士合約確證加費機制維護公眾利益】、【公開、公開、再公開！巴士服務費調整方法不可取! 】、【巴士閃電加費削改進動力】、【調整服務費以商為本，官員未維護公共利益；議員促堵塞巴士合約漏洞】；期間，澳門市民並為政府在未有諮詢社會意見下，批准3家巴士公司劃一調升23%服務費而發動簽名運動。舉稱不少澳門居民簽名響應。政府在諸多壓力下，決定暫時叫停三巴加價。並於7月13日的報章上出現了【交局順民意，服務達標始審批】、【三巴煞停加費】、【認巴士加費程序有不足，劉司：完善後才解凍】、【迴避不平等合約，出招只為平民憤】等報導。

我們從以上事件中，再一次看到政府在處理問題時出現的“亂出牌”現象。更看到政府官員在推出涉及公眾利益問題時，往往是以主觀意見為準則，不諮詢、不調查，也不知社情、民意。並真正要到市民群起反對時，才醒覺必須往回走，並改變初衷。也因此政府給人的是政策“朝令夕改”的無厘頭和有如細佬仔“玩泥沙”的感覺。

其實在任何時候，市民對“加價”這個話題都會很敏感，特別是對專營的公司的加價就一定更加敏感了。為此公用事業中的專營公司的運作一般都需由政府監管並介入。我相信政府於年前推動巴士改革的原意是好的。但是我個人認為這次巴士加價事件，所以令市民群起反對的最根本原因，是因為政府在開始推動巴士服務改革後，政府和巴士公司簽訂的合約內容不夠公開和透明，而又因為對個別專營巴士公司無論在服務質量和安全方面都未盡人意，因此在過去一年中，市民經常對巴士服務表示不滿並罵聲四起。當然在這種情緒下，政府突然宣佈幅度較大的加價引起市民的反對是必然的。市民認為政府有“以商為本”和“黑箱操作” 之嫌也是可以理解的。

行政長官崔世安先生一直致力推動陽光政府。本人認為建立陽光政府的基礎是權力必須在陽光下運用。而我們官員必須明白，讓權力“暴曬”在陽光下的真正目的是，在堅持執政為民的前提下，充分實現權力給社會和公眾帶來福祉。使每個澳門人生活得更幸福和更有尊嚴。可嘆的是由於我們澳門的官員中還有些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常常犯“官為本”的錯誤。

最後，我建議政府在決定重大的民生政策前必須周詳考慮和充分把握民意民情，而事後也必須總結經驗和反省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