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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淡以處世
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曹其真
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及
全國政協常委
2016年3月24日

(原文發表於201278)

 

201274日晚應澳門曲藝總會邀請, 約同關翠杏、梁玉華一起前往澳門文化中心觀賞由曲藝總會主辦的“藝海流芳”。由於節目由晚上7:30開始,所以我們三人相約於6:30先往沙利文吃個簡單的晚餐。當我到達沙利文之時,見華姐已先行到達,並告訴我關姐不能來和我們共晉晚餐了,因為她在立法會的質詢大會估計不可能很快開完。我和華姐用了簡單的晚膳後,去到了文化中心。我們就座後節目即時開始,而我和華姐中間的預留給關姐的座位,卻是空著的。關姐在開始後的大約15分鐘,匆匆趕到劇塲,她坐定後告訴我,立法會剛開完會,會議上議員就很多政府工作提出質詢,而議員們由於對各事件持不同觀點,爭論亦較大,會議進展速度緩慢,因此將於第二天繼續開會。最近我因同濟慈善會工作、回母校安徽大學、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和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等事不斷出差,因此我連續好幾個星期不在澳門,所以說對澳門的近況真的有些生疏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我和往日一樣一邊吃早餐、一邊看報紙。我分別在兩張澳門報章的頭版看到觸目驚心的大字標題“議員轟公共行政改革滯後”、“議員轟公僕膨脹得人驚;機構職能責任不相稱,促精簡人員控制開支”。其實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已屬老生長談。

 

我本人在過去也曾多次對政府部門不斷膨賬、機構重疊和架床疊屋等現象深感不滿並提出疑問。所以本來這次的質詢內容對我來說,並沒有任何新意,也不能引起我太大的關注和興趣,但是報紙對前一天立法會會議的實況報導卻引起了我的注意。說句心裡話,在那一刻,我似乎又回到了在任立法會主席的十年間無數次坐在議事廳正中央,面對政府官員回答議員質詢時的那種無奈和無助的境況。和往常一樣,政府官員的答覆,說得好聽些是令人無法明白的“高深理論”,說得難聽些的話,那麼它是抽象得令常人難以理解的“無厘頭”。政府高官又一次顯示出高超“辯才”的特點,並帶同議員不斷地“遊花園”。當然我不知在場的議員們和記者們是否能充分理解政府的說話,但依我目前的理解能力,我不得不慚愧地承認,在看完後,我真正的感覺到的是滿腦子的“一頭霧水”。譬如說其中報章上的報導說:「作為服務型政府,在構建世界旅遊中心及提供更多服務的同時,不能忽視成效,只看數字增長。公共行政改革動態和持續,不斷尋求新方向和目標完善。從政府過去調查所得結果顯示,政府對市民服務項目不斷增加,市民相當滿意本澳公共服務。未來當局將持續有序、系統革新公共行政規劃、提高服務質素和成效」。

 

對上述這段報導,我讀了很多很多次,我不知是報導有誤,還是我的理解能力低劣,我無法明白什麼叫“服務型政府”。在我的心目中,在現今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不是服務型的。為保證我能正確理解官員的意思,我中斷了我的早餐,我打開電腦,上網查閱了什麼是“服務型政府”。但電腦上對我打上去的“服務型政府”,彈出來的答覆是不知要查的是什麼,所以沒有答案。當然我是知道在“十二•五規劃”中,確實有對澳門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要求。但是我卻不知道原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早有先見之明,非但為構建世界旅遊中心及提供更多服務方面早有準備,而且澳門也早已成了“世界旅遊中心”。非但如此,政府還在立法會的議事堂上,在眾目睽睽下,充分肯定了在這方面的“卓越的成效”。當然政府的這種自我肯定的表態,引起了我的奇怪。我不禁自問澳門是從何時起已成為“世界旅遊中心”,而又為什麼我們老百姓對此卻懵然不知。如果我們真的早已生活在“世界旅遊中心”的樂土上的話,那麼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央提出在澳門“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要求豈不是多此一舉。

 

另外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那兩句“公共行政改革動態和持續,不斷尋求新方向和目標完善”和“未來當局將持續有序、系統革新公共行政規劃、提高服務質素和成效”。可能真如我上所述,它們對我來說太抽象和太深奧了,我讀來讀去還是不懂政府究竟想說些什麼。在回歸前,政府的“官話”全是從葡文翻譯過來的,所以當中國人看不懂時,常常會把看不懂的責任,推到翻譯身上。但是現在的“官話”全是中文,又為什麼像我這樣從小受中文教育,並且中文根基不算太差的人,卻讀不懂它們的意思。在這一刻我明白,問題不是出在語言上,而是“官話”深奧無比,非常人能懂的。

 

說起“改革”這兩字,更令我心中產生一種莫名的悲哀。回歸快13年了,政府從一開始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改革。從目前情況來看,行政改革的結果是越改革機構越臃腫,和功能越重疊;而法律改革的短、中、長期改革就早已胎死腹中了。另外,令我更覺得可笑又可氣的是,政府信誓旦旦地從多年前已宣傳和推動的中央招聘,因為有難度需改變策略。報導中說:

 

「當局在中央招聘實施上遇到困難,包括如何按實際需要增加各部門人數,需改變策略和規劃應對」

 

對這一點我想問的是,難道政府在推出政策前,沒有深思熟慮且制定慎密的計劃和工作步驟?我認為一個政府首重“誠信”,政府對任何承諾都必須負責。怎能有如小孩子玩泥沙,隨手堆起又可隨時推翻。我本人雖是理科生出身,但也曾學過行政管理學,並有長期的行政管理經驗。行政管理學問的精華之處是講究“部門精簡、效率高超”,但我們的政府高層卻教我們“不能忽視成效,而只看數字增長”。在此我不得不指出的是,實際上我們現在見不到的是和服務成正比的成效,我們見到的純粹是數字增長的幅度“得人驚”。政府高官的上述言論和思維方式,在我看來簡直是本末倒置的“滑天下之大稽”。另外政府又說︰

 

「澳門與香港架構不同,香港政府12局均為政策局,但澳門政府居於政策層面的只有行政長官及五司,希望大家能認識」

 

這些說話更令我覺得啼笑皆非。澳門與香港不同是大家都知道也不容置疑的事宜。但我們澳門說這話的高官有沒有真正算一算,香港人口有700萬之眾,而澳門人口卻不到55萬。澳門的面積還不如香港的一個區大。但是我們公務員人數和居民人數的比例卻大幅度地超過了香港,甚至堪稱世界之最。這不能不令我質疑,難道澳門的老百姓真的就那麼難管?

 

其實,近年來最令我擔心的是澳門經濟嚴重單一和政府無節制地增加人員及公共開支。常語道“一闊三大”,增加支出容易,但是如果有一天要收緊,就難上加難。所以我認為澳門政府如果不趕快提高警惕,快速地向經濟多元方向努力,不思有時防無時,也不懂積穀防飢的話。那麼按目前情況來看,澳門博彩業中只要出些稍有風吹草動的小問題,就會令澳門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75日某報刊的頭條新聞“議員轟公僕膨脹得人驚;機構職能責任不相稱,促精簡人員控制開支”旁邊另有一條冠以“市民之聲”的“縮簽註飽食驚風散,十年自由行要反思”的消息。文中說:

 

「上周不知哪來的傳聞,稱內地可能收緊澳門自由行或嚴格執行簽註手續,消息立即令本澳博企和周邊行業,如旅遊業界和零售業大為緊張,亦令在香港掛牌的澳門博彩股全線下跌,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需要連日派定心丸,只能多次重申沒有接獲內地通知任何有關收緊澳門自由行等消息。

 

今次事件曝露自由行對澳門經濟命脈尤其重要,特別是珠三角即日往返旅客,以博彩為主要目的旅客,只要中央政府稍一收緊政策,澳門的經濟立竿見影出現下行。然而,事件令人深思,國家十二•五規劃要求澳門特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政府從未用力去做。」

 

 

「澳門的旅遊博彩業,極度依賴內地和香港客源,前者來澳不外乎為了博彩和購買日用品、金器手飾,後者頂多尋找地道小吃,對澳門其他行業裨益有限,要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以至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更成了特區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

 

觀乎政府只懂自我宣傳要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口號喊了多年,不少官方稿和公開場合均看到這個口號。現在坊間稍一出現傳聞,立即陣腳大亂,政府被迫要站出來澄清。如何增加外國旅客來澳,擺脫依賴內地旅客,政府仍全無方向,空喊口號只是敷衍了事。」

 

上述的兩則新聞,一則是“議員轟公僕膨脹得人驚;機構職能責任不相稱,促精簡人員控制開支”而另一則“縮簽註飽食驚風散,十年自由行要反思”,左右平排而列,但從它們的內容來看,是政府說政府的,而市民說市民的,它們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這兩則新聞令人看後覺得可笑和也感到特別地有諷刺性。在前則中我們的高官自吹自捧地說“在構建世界旅遊中心及提供更多服務的同時,不能忽視成效,只看數字增長”。而在後一則的市民之聲中說的卻是“事件令人深思,國家十二•五規劃要求澳門特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政府從未用力去做”。作為澳門市民的一分子,我為這樣睜著眼睛說瞎話的高官感到汗顏。

 

我認為政府的官員和一個市民一樣要學習將人做好。作為官員享受著納稅人付出的高薪厚祿,一定要戰戰兢兢為民服務,虛心聆聽市民意見。務必不斷積極反思和總結工作中的不足,並不斷進取和提高工作效率,讓自己的工作迎合市民的要求。自回歸後,政府的宣傳口號一直是“急市民之急”,但13年快過去了,究竟政府的官員們是否時時刻刻將市民之急裝在心中,相信市民自有結論,不需我在此作出結論。當然,在這裡我必須指出的是,值得安慰和慶幸的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府中,瞎指揮、亂說話、沒水平和不進取的官員還是屬少數,我們有不少數量的官員是積極工作和稱職的。

 

最近,曾有人和我說,我已退下第一線,又何必對政府的作為如此執著。其實我也知道,我今日在澳門已無官職,並且我在澳門除了做慈善工作,也已沒有私人業務,更沒有經濟利益。但是對在澳門發生的一切,我不能熟視無睹或置之度外,我對政府施政有意見的話,一定會毫無保留地講出來。我亦知道我的意見有時可能不夠客觀甚至不夠正確,但我所說的都是我心中的真實感受。

 

其實自從我於1989年參於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起,到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繼後擔任10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這20年的期間,我和澳門、和澳門人結下了不解之緣。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捍衛澳門一國兩制的事業早已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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