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4日下午第十二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順利閉幕了。這次全體會議由2016年3月3日下午開幕到閉幕歷時整整11天。而由於我提前參加了全國政協於2月底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會，所以在北京足足待了半個月有多。

以往，全國政協秘書處對香港、澳門的委員要求相對是比較寬鬆的。因為港澳的絕大部分的政協委員都是在香港和澳門社會上身兼商界、政界多職或要職的人物，因此連續十幾天離開香港和澳門的工作崗位都會對我們的日常工作造成不便。

記得我在擔任公司負責人期間，和特別是在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之時，由於我們的副主席劉焯華先生當時是澳門的全國人大代表，因此他也同時在北京參加兩會會議。所以每年我都會在列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那天，聽完總理報告後，飛回澳門處理立法會的工作，然後在全國政協閉幕前，再飛回北京參加閉幕式。幸虧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有些重要的公務我們都可通過互聯網來處理，所以對我參加兩會帶來了無比的方便。我亦因此不用奔波於北京和澳門之間了。

儘管如此，我今年還是在3月9日請了一天假。事關，自從我們澳門同濟慈善會開始“中葡法律雙語人才培養”計劃後，我們每年在12月至來年的1月份接受申請，經過一些甄別後,於3月10日左右對申請的學生進行面試。而獲邀面試的學生，全部都是由我自己面試的。所以我趁3月8日下午全國政協會議休息的機會飛往杭州，在那晚和浙江大學文化中國班的學生們座談，並於3月9日上午面試學生和下午飛回北京。

今年在參加超過半個月的兩會期間，由於我嚴重缺乏睡眠，因此覺得特別的辛苦。其實長期以來，我需要令我有足夠的精力應付每天龐大工作量的睡眠時間並不長。年輕時平均每晚有5個小時的沉睡就已足夠，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現在需要每晚沉睡的時間增加到了大約7個小時。由於長期以來我養成遲睡的壞習慣，每晚我都要過了午夜才能入睡。因此在兩會期間，我還是要到過了午夜才能入睡，而每天早晨在6時左右就起床了。在那10幾天中我每晚都平均睡不足6個小時。也為此，我在那半個月期間，常常處於睡眠不足的疲倦狀態，並在日間為防止在會議進行期間打瞌睡，我必定會喝上數杯濃咖啡提精神。以前我一直深信老年人需要睡眠時間比較少的說法，但是在我自己進入老年後，我覺得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我現在需要的睡眠時間遠遠超過了年輕的時候。

在2016年3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開幕式上，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作的報告中，他向港澳委員提出了【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要求。而在開幕後的好多次分組討論中，我們澳門組的委員都對如何發揮雙重積極作用作出了深入的探討。俞主席在報告時說：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鼓勵港澳地區政協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為促進內地與港澳合作發展獻計出力，廣泛深入地參與港澳青少年工作。】

我於1993年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由於當時澳門還是由葡萄牙管轄，因此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協商大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全國政協委員在澳門是沒有什麼政治地位的。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能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於澳門內部事務。澳門主權於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後，由於遵循中央的政策，堅決維護在澳門實行一國兩制，並體現在澳門的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所以在那段時期裡，全國政協對我們澳門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了，不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與澳門內部事務的要求。而在大約10年前全國政協開始要求我們澳門全國政協委員在澳門社會上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同時也嚴格要求我們，積極擁護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並在澳門內部事務上向行政長官獻計獻策發揮政協委員的作用。不過在發揮作用時候，嚴格要求我們盡量做到【幫忙不添亂】。而這次2016年的大會上，全國政協又對我們澳門的全國政協委員明確地提出了【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要求。

在上述這幾個不同的階段中，全國政協對我們澳門的全國政協委員分別提出了不同要求。在此過程中，我和澳門的其他全國政協委員一樣，因為在不同的階段對我們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我們都會感到有些無可適從的感覺。但是，我覺得我們要真正成為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合格的一員，我們必須盡心盡力地做到全國政協向我們澳門的委員提出的要求。因此我在過去不同的階段中，還是根據要求努力爭取做一名合格的全國政協委員。

在最近一段時期裡，我對一方面如何在國家層面上參政、議政和另一方面在澳門社會上發揮雙重積極作用這個問題，一直苦苦地思索著。

眾所周知，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構成部門；但是政治協商會議不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個政治機構，並且在澳門也並沒有相應的機構。所以儘管我們澳門的全國政協委員在澳門社會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很多都是澳門各大社團的領導人，但是由於我們的產生辦法和澳門本地的政治沒有直接的關係，更不是通過當地老百姓的選舉或推薦而產生，因此澳門本地的很多老百姓並不是全部都能了解，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是什麼，全國政協委員又是幹什麼的。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全國政協要以全國政協委員的名義在澳門起作用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認為既然全國政協是我們國家的重要政治機構，而澳門又是在“一國”的原則下實現“兩制”的。所以我們全國政協機構的成員，必須要按照全國政協對我們提出的要求，不但要在全國層面上參政、議政，而且必須在澳門社會上發揮作用。當然要在澳門社會上發揮作用，我們首先就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贏得澳門老百姓的認同和信任，而只有我們全國政協委員獲得澳門老百姓的認同和信任後，我們才能真正地在澳門社會上發揮作用。

但是要獲得澳門老百姓對我們的認同和信任的關鍵，我認為是取決於我們是否擁有良好的個人道德品質。所以我們在澳門社會上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必須遵守良好的道德操守。

我之所以有以上的結論，是因為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全國政協委員在中國內地也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在奉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於上述的全國政協委員在中國內地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所以雖然全國政協在澳門不屬符合澳門基本法的當地的任何政治機構，但是由於中國內地給了我們崇高的政治地位，因此我們澳門的全國政協委員的言行舉止、個人道德修養和品質也必定會引起澳門老百姓的格外關注。

我之所以有上述一說，並非全無根據的。在此我舉一例子，上一屆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因事染上官非，香港的多份報紙在刊登此一新聞時，全都在劉夢熊的名字前冠以顯眼的“全國政協委員”字樣。從這一事例中，可見在港澳老百姓的心目中，如果全國政協委員在行為、操守上略有差錯，就會將全國政協這個機構扯上關係。由此可見老百姓對全國政協委員的要求是比常人要高的。

澳門的面積相比香港是要小得多，並且澳門一向是以熟人社會著稱。因此澳門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密切。在澳門發生的任何事情，一般都並不需要通過報章的報導而得以知曉誰做了好事，而誰做了壞事。因此在澳門我們全國政協委員的個人行為稍有差錯的話，就更能引起老百姓的注意。所以說全國政協雖非澳門的政治機構，但是一旦我們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那麼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了澳門這個小城的一個備受矚目的政治人物。

我過去曾長時期在澳門擔任政治職務，也曾是在澳門一個備受關注的公眾人物。我的經驗告訴我，作為一個社會上的公眾人物，要獲得公眾的認同和信任，那麼我們首先必須擁有良好的道德品德和操守。因為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和道德操守，一定比普通老百姓的言行舉止和道德操守更加受到廣大老百姓的關注。老百姓對公眾人物的認同和信任程度，也並非與你擔任的公職的重要性成正比的。可惜的是在澳門社會上有些公眾人物，並不潔身自愛，他們言行舉止和道德操守常常受到老百姓的非議。最甚的是有好幾次，當我和朋友們，一起見到一些佔著重要官位的公眾人物出現在電視熒光屏上時，引起在電視機前的朋友們的一片謾罵聲。老百姓的這些謾罵聲不但是對這些公眾人物的不滿聲音，而且也是對這些公眾人物代表的機構和官職的不滿。在懂得這些道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後，我一直特別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和道德操守。

也為此，在我任澳門立法會主席的10年期間裡，為了避免利用職權而謀取私利之嫌，我放棄了管理我的私人企業業務，對我的私人業務不再過問，專注於立法會的工作。並為了保持清白，在長達10年時間裡，我沒有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支取分文應酬費、電話和汽油等費用。因為我覺得作為公眾人物，我們在獲得名譽和地位的同時，在必要時必須犧牲一些個人的利益。

也正因為認識到公眾人物必須特別注意個人的道德操守，所以在過去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歲月裡，我一直是用一份榮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來對待全國政協委員的稱號。因為在我國13億多的人口中，全國政協委員僅得2000多名。能被挑選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能在國家層面上參政、議政是一份多麼光榮的使命。所以我即使工作再繁忙，還是堅持出席會議，並在會裡會外堅持講真話做實事。

我現在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雖然已經沒有官職，但是我認為恪守道德操守是每個人正確的為人之道，所以我在有生之年，一定還會繼續努力恪守我的道德操守，更何況我目前還擔任著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因此我還必須遵守在言行舉止中的道德操守，爭取為澳門老百姓多做實事，以贏得澳門老百姓的認同和信任，並繼續為澳門社會服務和不辜負全國政協委員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