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2年6月28日)

在講粵語的地區，稱呼女性朋友常常為“某姐”。對此我剛來港澳定居時很不習慣。其實當時我對廣東人的很多生活習慣都不清楚，也因此鬧了很多笑話和做了很多令廣東人不能接受的事。剛到澳門時對別人稱我為“真姐”或“曹姑娘”時，由於在我們上海人中並沒有這樣的稱呼，因此也會感到有些別扭，甚至有些不喜歡。但是在港澳長住了幾十年後，我已完完全全地溶入了廣東人的生活習慣，有時在講上海話時，還會出現濃厚的“廣東腔”。所以我現在在不知不覺中很自然地，稱呼我的女性朋友為“某某姐”了。

5月21日和關姐、華姐 (梁玉華) 和一姐 (賀定一) 一起共晉午餐時, 華姐說娥姐最近病了, 她還聽說娥姐因病而瘦了15磅, 因此她很為娥姐擔心。她的話音剛落，我隨即問：“娥姐不是去了澳洲醫病，怎麼已經回到澳門了嗎？”事關，本來我和娥姐約定一起於5月1日及5月2日去文化中心，觀看國家京劇院在澳門連續兩晚的兩場京劇演出。但在4月下旬娥姐來電告知我，她因身體不適，咳嗽不止。在子女的督促下，將會飛往澳洲檢查身體及療養，因此向我致歉稱她不能和我們一起觀看京劇了。當然，在電話中，我安慰她看戲是小事一樁，千萬別記掛在心。等她恢復健康後，我們有的是機會結伴去看戲。我在掛斷電話前，預祝娥姐早日康復，等她身體康復回來後，我們再相聚。

但事隔將近一個月，我沒有再收到娥姐的任何消息。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心中認為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因此並沒有去打聽她的近況。所以如果那天華姐在餐桌上不說出那番話，我還不知道娥姐已返回澳門。當時坐在我兩側的關姐和一姐不約而同地吩咐華姐致電娥姐，並嚷嚷說我們一齊前去探望於她。從她們凝重的神色，我心中判斷，她倆和我一樣，顯然也是並不知道娥姐已回到了澳門，並且還是處在健康狀況欠佳的情況下。華姐在大家的催促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機，並馬上撥號致電於娥姐。在電話中娥姐說探病大可不必，但一起吃飯聊天卻是歡迎至之。聽到華姐轉達的娥姐一番話後，我們全都放下了心中大石，因為如果娥姐真是大病纏身的話, 她一定不會有興趣和我們聚餐聊天的。也為此，我們即席約定於5月29日晚一同共晉晚餐。

5月29日晚，除了一姐臨時有事不能赴約外，我們都如約去皇都酒店的上海餐館梓園吃飯。我和關姐知道娥姐是個急性子和非常守時的人，為免她老人家先到她不熟悉的梓園等待我們。所以我們提前到餐廳等她。娥姐果然不出所料，在7時差5分鐘就來到了餐廳。我倆看知客帶領著她向我們就坐的位置走過來時，就雙雙起身相迎於她。我感到娥姐比以前確實是明顯的消瘦了。但她還是和往日一樣身板筆挺、滿臉笑容並精神抖擻地和我們親切地握手。如果我們不是事先知道她最近身體狀況欠佳的話，我們是絕對不會認為她是抱恙在身的。

我和娥姐交往的時間並不長。直到目前為止我和她還不能稱得上是過往從密的朋友。但是近幾年裡我和關姐、華姐、還有我們的一位共同朋友黃潔如一起會和娥姐相約共晉晚餐。只要我們在一起時，我們都會談笑自如，輕鬆自在。我們的交談除了不會牽涉生意利益外，可說是無話不談的。娥姐雖然已高達85歲，但她性格豪爽，並非常健談。她生活經驗豐富，她的說話充滿智慧。她的機靈和快速的反應，令她的說話時十分風趣，並常常引起我們的哈哈大笑。也因此和她在一起的場面一般都很輕鬆溫韾。我覺得和她十分投契，和對她充滿好感，所以我從內心覺得很願意和她接近、和她相處。我常常在她的身上學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記得幾十年前，當我還在澳門商海中掙扎之時，我已常常聽人說起澳門有位大名鼎鼎的娥姐。當時已有很多人會不時地和我說起娥姐。儘管在那時我和娥姐並不相識，但我在心中對她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不過由於我們從事不同的行業，而所謂隔行如隔山是太正確不過了，所以雖然澳門很小，但我對娥姐的一切除了只是傳聞外，是完全是陌生和不了解的。不過當時的澳門經濟落後、社會封建和閉塞，在商界中，男權當道，女性是被男士們看不起並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的一群。從我自己在從政和從商道路上得出的經驗，我認為娥姐以一女流之輩, 能在這男性社會中，赢得社會上男性們普遍的尊重，是一個奇蹟、也是神話、更是匪夷所思的。另外，我也經常聽到有關娥姐獨自將6名子女和多位子姪扶撫養成人的事蹟，這些都在我的心坎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和娥姐近距離接觸是在2006年，當時我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那一次娥姐因事求見。我在立法會的主席辦公室中見了她和她的秘書。我們那一次促膝長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娥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娥姐當時已年近80，但是她清晰的思維、簡單扼要的表達能力和她得體大方的舉止行為都令我大為欣賞。她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從傳聞中聽到的傳奇女子形象。自從那一次接觸後，我們的交往增加了。令我感到非常驚奇的是，原來關姐和娥姐早在我和娥姐來往之前，就是很好的朋友。我驚奇的原因除了她們之間有很大的年齡差距外，關姐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立法議員，而娥姐是在澳門頗為有名氣的成功商人。在通常的情況下，來自如此不同背景的兩個人是很難走在一起的。當然我和關姐也是來自非常不同的社會階層，而且我和她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我和關姐之間的友誼是在立法會的工作基礎上慢慢地建立起來的。我和她成為好朋友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由於我對關姐的認識和信任，我認為娥姐是獲關姐認可的人，所以我相信我可毫無顧忌地和娥姐交往。因為我認為能獲關姐認可的人，不可能是一個不好的人。

記得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娥姐，應該是大約25年前。那一次是我乘船從香港來澳門，在船隻到達澳門的港澳碼頭時，當我下船時耳邊不斷聽到有工作人員喊叫娥姐。我猛一抬頭只見一位中年婦女梳著整齊的齊肩短髮，面上淡淡地施了一層脂粉，身穿中式齊膝旗袍並外加一件短裝外套。她給人一種非常乾淨、清雅和利索的感覺。她對所有在她經過時喊她的人士，都報以一個親切的微笑。自此以後，我看到的娥姐在外表上一直沒有多大的變化。她還是穿旗袍。夏天加件薄外套，而冬天加件大衣，她給人的印象永遠是那麼地優雅脫俗。

那天在飯桌上我們談笑風生，因為我們的話題不涉及政治、也不牽涉他人的是非，因此是真正地令每個人輕鬆愉快的聚會。娥姐告訴我們其實她那次去澳洲是得了肺炎和胃炎。但她已基本痊癒。雖然病後體重輕了很多，但精神已明顯地好轉。在飯桌上見娥姐吃得不少，我心中甚是歡喜，也放下了為她健康擔憂的心。娥姐告訴我們，她雖已高齡，但是她每天還是正常工作。她講述了她年輕時獨自把6名子女養大成人的一些在風裡來、雨裡去的往事，她也敘述了她在很多地方辦學校幫助貧苦孩子成才的事蹟。她還告訴我們，她近年在杭州附近風景優美的地方投資建造旅館和住房，並在落成後請我們一起去玩。我和娥姐一向不談公事，也沒生意往來，因此並不是太清楚她的具體工作情況。對年已届85歲的老人還長途跋涉地在千里外投資，並親自操作雖也早已有所聞，但是在那一刻，心中對坐在身旁的瘦弱高齡婦人的敬意，卻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在我們說到風景優美的地區時，娥姐突然說，這次她在澳洲時看到一幢她非常鍾意、處在非常幽靜的環境中的十分美麗的別墅。她說目前她正在和別墅業主洽談中，她想將它買下來，以備日後退休後居住養老。娥姐在說這番話時，是非常一本正經的。但在她的話音剛落時，我問她“原來您現在尚未退休嗎？”。我這一問，引起了在座的所有的人哈哈大笑。娥姐在頓一頓後，臉上露出了很調皮和很驚訝的表情，然後也隨著我們哈哈大笑起來。大家在這一刻都忘了，在座的都已年過60，大家都沉浸在快樂和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健康心情中。

那天我們在叮囑對方保重身體的依依不捨情景中分手。回家後，我久久沒能入睡。儘管我對娥姐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還不是最了解，但是憑娥姐在年届85歲高齡時，仍不言老、更不退縮，一往直前的樂觀、開朗、堅強、執著繼續為社會制造財富、培養下一代的精神就值得我敬佩和學習。在那一刻，我心中想的是和她比較，我是那麼地渺小和微不足道。我將以她為榜樣，繼續努力工作並不斷奮鬥向前。

最後，我想說的是“娥姐！我祝您永遠青春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