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5日我召集在葡萄牙就讀的、由同濟慈善會資助的學生們在回國探親之際來北京，和今年將赴葡的學生們與我在北京一起度過那一天。我於2009年10月16日起退下澳門立法會主席之位後，正式掌管澳門同濟慈善會。由於同濟慈善會的兩大宗旨之一是培養人材，所以除了發放一些獎學金給在世界各地深造的學生外，我們也開始物色適當的、以法律本科為主的大學畢業生，由同濟慈善會全資送往葡萄牙學習兩年葡萄牙語，隨後再攻讀為期兩年的法律碩士課程。

由於同濟慈善會的工作對我來說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在開始時，我真有些摸著石頭過河、心中沒底的感覺。但兩年半過去了，我們從全無頭緒開始，由最早只有兩名學生，發展到今年秋季將會有12名學生，在同一時期在葡萄牙求學的規模。到今天為止也已有3名學生已學成歸來，並返回原單位工作。按目前的發展形勢，我相信學生的總數將會在今後逐步地增加。

由我親自挑選和面試的學生都是大學本科畢業成績優良的學生，而絕大部分都是學法律的。在他們被送往葡國學習前，我和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不相識，而個別的即使相識，也是只見過兩三次面。因此我不能說我對他們的人品是很了解的。在他們進入了同濟的大家庭後，雖然他們和我都會通過電郵來往互通消息，並向我報告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但是我和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時間少得可憐，所以學生們和我之間的相互了解是非常不足夠的。當然他們現在可以從我的博客中略知我的近況，但這和面對面的交談還是有著很大差別的。去年夏天，我曾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看望當時在那裡求學的學生們，但是我這人做什麼都急，因此在里斯本僅只逗留了短短的二天半。 

在那一天半期間中，我和他們一起吃了一餐晚飯，並一起聽了葡萄牙著名的名歌Fado。雖然我和學生們在一起度過的幾小時令我們雙方都感到很愉快，也令我終生難忘。但事後反省下來，我覺得，我實在應該多花些時間和他們相處。因為人和人只有相處和接觸，才能真正地增進相互了解和加深感情。另外我和他們通過交談，才能真正讓他們認識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也能讓他們了解我心目中想培養的是怎麼樣的人才。

最近，我心中常常想著的是，如何向由同濟慈善會資助和培養的青年學子灌輸“中國心、世界人”的概念和思想。然後通過他們對“中國心、世界人”的概念和思想的認知和成熟，逐步建立以“中國心、世界人” 為綱的“同濟精神” 。當然，我的意願是在“同濟精神”建立後，能超越我的生命期。並希望在我離開這個世界後，由同濟慈善會培養的人才，將它一代一代地、綿綿不絕地傳下去。為此，我決定趁在葡萄牙學習的學生放假回來探親之際和還未去而馬上要去的學生們一起在北京度過一天，並向他們介紹我的想法。

那天我們的活動總共有10名學生參加（有4名沒能來北京參加活動）。我們中午集合。除了學生們和同濟慈善會的兩名同事外，我也邀請了葡萄牙駐華大使Mr.Jose Tadeu da costa Soares和我們共晉午餐。我非常高興地見到3名在里斯本求讀已快一年的學生們，用葡語和大使先生交談自如，我內心著實為們感到驕傲和安慰。我相信這一事實無疑也是對那些即將赴葡求讀的學生們最大的鼓舞，因為當他們想到，他們明年回來度假時，也能和葡人用葡萄牙語交流，心中一定會很興奮。葡萄牙駐華大使是一位在里斯本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很有風度的紳士。他很有耐心地向學生們介紹了葡萄牙法律和大學的情況。他鼓勵學生們珍惜機會學好葡文，他更向學生們指出，隨著中國和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日益緊密，和中國企業家們在那些國家的投資不斷地增加，目前掌握中葡雙語的法律界人士在中國和葡語國家都是絕度地缺乏。所以他個人認為放在同濟慈善會培養的青年面前的是非常美好和廣闊的前途。我認為他的這一信息，相信對學生們是非常富於鼓舞作用的。

午餐後，葡萄牙大使先行離我們而去。而我和學生們開始了我們的座談。我向他們介紹同濟慈善會的宗旨。我告訴他們經過兩年半的實踐，在不斷地總結經驗下，我現在已不再執著只為澳門培養雙語法律人才。當然，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我會優先考慮和接收立志為澳門服務的學生。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國家就不可能有我，因此我認為我為國家培養一些人才是絕對應該的。而且歷史告訴我們，祖國的繁榮富強依靠的不僅僅是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而是包括了生活在海外、港澳和台灣的華人的努力。對我來說愛祖國愛民族是我們每個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質，所以同濟慈善會培養的學生們一定要永遠記住自己是個中國人。也必須要有一顆為國家爭光、爭氣的“中國心”。我認為擁有一顆心懷祖國並情繫中華民族的人，不管他將來身在何處，都是值得我們同濟慈善會栽培的。

我告訴學生們，讀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但不斷吸收不同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因此同濟慈善會除了給他們生活費外，另外給於一些讓他們旅遊、交朋友的正常交際的費用。我不想培養亂花錢的富二代，但是我更不願培養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從我個人成長和成熟的經驗來看，我認為文化對人的影響至關重要。一個擁有多種不同文化的人，一定會比腦子裡只有單元文化的人，在思維上更靈敏和在眼界上更開闊。因為當不同文化進入我們的腦海中時，不同的文化會在我們腦中不斷碰撞，它們之間的差異很有可能令我們無可適從，並可能會造成我們在判斷是非、道德的過程中產生一時的迷茫，但是我覺得這種現象應該是暫時的。

我記得我有兩位親戚，在他們去美國唸書初期（1980年前後），從他們眼裡看出來的美國的一切都是不順眼的。我第一次去探望他們並和他們聊天時，我說起我很喜歡“Dr.Zhivago”這部電影時，他們的不屑眼光和他們反對這部電影的理據都令我感到莫名其妙。那時因為我喜歡這部電影，所以我在他們的眼中，是“反動”的。他們對離婚和有宗教信仰感到是不可理喻的事。他們覺得離婚是違反道德的行為，而有宗教是唯心的也是邪惡的。另外當時他們認為，如果他們學成後繼續留在美國生活就是大逆不道、甚至罪該萬死。但是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們的思想有了180度的轉變，在變化後，他們又認為美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所以他們想盡了辦法最後在完成學業後留在美國。在那一段時間裡，他們甚至覺得外國學生穿我們中式棉襖和繡花鞋都是低級趣味的。當然，他們在美國住長了以後，思想上已不再過分地偏激了，對東西方的是非觀念、道德觀念的差異也有了相對客觀的評價。

上面只是我舉的一個生活上的小例子。但是東西方文化的確是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譬如說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在西方文化中是幾乎沒有的。又譬如我們提倡四代或五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而西方文化提倡的是小家庭觀念，在西方文化中，連父母去子女家吃頓飯都要預約是正常的，在中國人看來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再譬如中國文化不講隱私、父母可以隨時翻看子女的日記，而西方文化講究隱私，父母連進入子女房間都必須得到子女的同意。我們中國文化中的“好客”往往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但西方人的禮節也往往令中國人無法接受。這種種究竟誰是誰非，相信誰也說不清楚。所以說，在我看來，世界上存在著的各種不同的文化，是沒有絕對的“對和錯”的簡單結論的。只有當我們接觸到它們後，將它們變成自己腦子中的一部分，根據自己的環境、處境吸取和保存好的東西、並去掉不好的東西，令自己生活在自在中和理想的環境中，從而令我們能發掘在我們本能中的最大潛力，來為人類和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也由此我心目中寄望的是，同濟慈善會培養一些集不同文化優點的、思維廣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抱負，並胸懷世界的“世界人”。

我和孩子們說，我和他們無親無故，但緣分將我們綁在了一起，我在接受他們的那一刻起，就把他們當成了我自己的孩子，也已經承諾將他們全部像我自己的子女一樣培養。我對他們沒有任何個人利益上的回報要求。我甚至相信當他們成人成才時，我可能都無法看到，並早就不在世上了。但我真心希望當他們成才後，能用他們的愛心去幫助他們的下一代。我也告訴他們，我已步入晚年，我現在在和時間賽跑，我希望在我剩餘的歲月中盡量多做些有益社會和他人的事情。我又告訴他們，因為現在有了他們，我要格外愛惜自己的身體，因為我有供他們完成學業、幫助他們成材的責任。另一方面我也要感謝他們，因為他們的出現，令我到了晚年時，有了新的人生目標，也是他們讓我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新的意義。

我們座談到下午六時吃了一些點心，去到了梅蘭芳劇院觀看國家京劇院的演出。據我所知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看京劇。我告訴他們不要抗拒任何一種藝術和戲劇。藝術沒有國界，它們都是文化的結晶，它們的存在和流傳都有它們的道理。那天的演出節目是京劇的經典的折子戲分別由高牧坤、董圓圓、張建國等名藝術家主演的“遊龍戲鳳”、“釣金龜” 和“霸王別姬”。我聽到孩子們不斷的掌聲和笑聲，我知道他們都非常喜歡在劇院中的每一分鐘，我為此深感欣慰，因為我想給他們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演出完畢後，國家京劇院宋官林院長邀請了所有的孩子上了後臺，在宋院長的介紹下，孩子們近距離地看到了滿臉大汗的藝術家，和他們上舞臺時必須背著或拿著的沉重的道具。我叮囑孩子們好好地咀嚼宋院長的一句話“藝術家們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當我和孩子們走到劇院大門口時，我知道我該和孩子們告別了。突然在不知不覺中，我的胸口湧上一股說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種依依不舍的母親離開子女的感覺。在不知不覺中11個小時悄悄地在我們中間溜走了，我們這次的聚會也到此結束了。看著一張張稚氣未脫的笑臉，我好像有很多話想說，但一時間又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當我的司機將車開到我的面前時，我聽到孩子們說“主席，上車吧！您放心吧！”。我在他們的催促下上了車，但是上車前我自然地說了一句“我就是不放心啊！”。當車子徐徐開動時，我回頭隔著汽車窗戶玻璃看到的是，在灰暗的路燈光下，站著一排高舉著在揮動的手和身形。我在心裡說“孩子們，我們很快就能再見了！我已經安排在7月底去看你們了。”